移民在现代英国的形成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我们现在很清楚种族、阶级、宗教和性别如何构成移民的经历，以及它们对英国的文化、社会和经济产生了什么影响。

但正如南希·格林近二十年前指出的那样，研究移民的学者必须关注出境和入境。这种研究“退出政治”的呼吁对英国来说尤其恰当。在 1850 年至 1980 年之间的每个十年（除了 1930 年代），英国都经历了逐年的净移民。

本文将浅析这种移民外流，以揭示英国作为“移民国家”的新愿景。

19 世纪，越来越多的欧洲定居者承诺可以耕种空旷的土地，进入土著和原住民的土地；他们带来了放牧的牛群和庄稼；随后是种族灭绝和征用。

更便宜的运输、跨洋贸易的巨大增长，以及 1805 年拿破仑法国在海上的失败，加速了这一进程，并导致历史学家将其称为“盎格鲁世界”。

铁路和电报电缆、运河和公路，将定居者的农场与快速城市化的英国大陆，以及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中西部的草原上爆发出来的新城市连接起来。

到19世纪末，在广泛抵抗后幸存下来的美洲原住民、土著、原住民和原住民大部分被驱逐到“保留地”，通常是在最不肥沃的土地上，并且距离矿藏较远。

新西兰的人口统计数据，为克里斯贝利称之为“白色洪水”的全球现象提供了一个例子：在 1842 年的人口普查中，欧洲侨民人数为 2000 人，毛利人人口估计为 80000 人。

到 1896 年，白人人口记录为 700000，而毛利人口减半，为 40000。贝利曾写道，疾病、战争和征用“使种族力量的平衡向有利于白人或白人的方向倾斜 ” 。

作者认为：大量的欧洲移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 1820 年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大约有 6000 万人移居到世界上的殖民地。对于 1900 年代的定居者来说，移民通常被视为改善生活机会的一种方式。

但在 1830 年代，移民往往被视为一种痛苦，一种危险而危险的冒险，而且常常被视为永久流放的问题。囚犯运输，尤其是运往澳大利亚，给英国的移民带来了负面影响。

1845 年至 1852 年，爱尔兰的大饥荒导致超过一百万人死亡，并迫使 210 万男女离开该国，导致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

作者认为：反对英国统治，以及贫困和饥荒的推动因素，意味着流亡甚至放逐的感觉，伴随着散居海外的许多爱尔兰移民的经历。

除了这些“推动”因素外，“拉动”因素也在整个英国和爱尔兰发挥了作用。

尤其是在 1850 年代之后，当时更便宜的运费提供了返回移民的可能性，更快捷、更可靠的通信，为移民提供了与家人保持联系的方式。

美洲提供高薪，南非、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爆发疯狂的淘金热投机，整个行业的代理人都在吹捧移民是一个诱人的前景，数百万人登上船只，希望在定居者的殖民地过上更好的生活。

然而，这些移民中的大多数人作为成年人旅行，大多是独自一人，或者作为一个小家庭的一部分；19 世纪末，大多数年轻男性均来自城市中心，而非农村。

作者认为：移民与经济发展齐头并进，使英国在 19 世纪下半叶处于全球经济的前沿。移民改变世界的影响，对同时代的人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一些维多利亚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大规模移民导致了“大不列颠”的愿景：一个以英国大都市为核心的全球移民政体，提供文化规范和定居者的源泉。

定居者殖民地本身，对于英国在其移民国家中的协调作用存在分歧。来自四个国家的不同侨民为“大不列颠”的“英国性”而斗争，一些评论员将爱尔兰、英国、威尔士和苏格兰移民区分为不同的民族种族，挑战欧洲人在定居者帝国的边界。

作者认为：虽然种族、宗教偏见是从英国带到定居者殖民地，但这些差异随后因反对亚洲移民和定居者，殖民地剥夺土著人民的结构而发生转变。

尤其是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现了一种“不列颠式”身份，这种身份的范围大到足以让来自英国四个国家的政治精英，将他们的差异整合到一个共同的政治身份中，而范围小到足以证明排斥亚洲移民是正当的。

作为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一些欧洲作家开始将自己想象成优越的“种群”，以牺牲他们认为的“低等种族”为代价，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他们命运的尽头是灭绝。

这导致许多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争辩说，欧洲移民具有统治所谓劣等人口的某种自然倾向，并且他们消灭土著人民及其文化，是进化和自然选择法则证明的。

作者认为：这种对欧洲霸权的描述与英国的国家形成理论有关，当足够多的英国人居住在一个殖民地时，威斯敏斯特应该允许他们“自治”，让拥有英国血统的人享有某种程度的平等权利。

这一进程在上世纪末开始加速，当时海外英国人将自己与亚洲侨民进行比较，并在这些其他跨国群体中看到对他们的权力、性别、财富和“自治”的威胁。

为了保护这些殖民地已经实现的“自治”，以及从先前居民那里没收的土地，定居者殖民地开始制定《跨国移民制度》，以禁止除“白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移民以外的所有人来他们的殖民地。

这种封锁后来被这些所谓的“白人自治”中的民族主义者军事化，他们将英国皇家海军视为对抗日本崛起的唯一保护措施，并将其视为抵御他们长期反对中国移民的堡垒。

作者认为：移民限制加强了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联系，以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自治领的“不列颠”居民之间的团结，使英国能够利用他们的资源和人力。

因此，移民热潮与定居者殖民地的国家形成，以及新兴的种族至上的跨国政治齐头并进，这种政治又回到了与英国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军事联系的收紧。

在英国本身，移民从上到下影响着社会结构。在爱尔兰，移民的影响最为明显，导致人口急剧下降，阻碍了城镇的发展。

作者认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爱尔兰移民提供了一个经济和政治“发泄口”，减少了对资源的竞争，增加了来自国外的汇款，甚至可能提高了那些农村留守家庭的经济状况。

在英格兰，向城市中心的移民和国内移民导致农业部门缺乏工人，城镇和城市依赖从国外进口的食物，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谷物，以及澳大拉西亚和南美洲的肉类，对于养活英国工人至关重要。

随着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对欧洲战争的担忧加剧，人们认为食品运输将在未来的任何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到英国海外力量和殖民地对欧洲大部分食物供应的控制，导致了英国帝国精英的意识形态，阿夫纳奥弗尔称之为“统治维度”。

这一政策得到了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一些海军上将和公务员的支持，并提出通过控制大西洋海上航线，英国可以用饥饿威慑对手，从而避免许多人担心与德国的战争迫在眉睫。

与国防一样，移民的影响也可以从社会和经济政策中看出。马尔萨斯的论点支持移民作为驱逐穷人的“安全阀”，而从 19世纪中叶开始，由于政客和知识分子将大量人口视为国家实力的标志，因此出现了另一种计算方法。

对于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来说，只要受限于政策制定者的监督，移民可以解决英国人口过剩和贫困的问题。

到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许多社会改革者都同意此政策，并将移民视为城市贫民疾病的良药。由于这些原因，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的精英成员倾向于支持移民，但他们在国家是否应该支持移民方面存在分歧。

虽然白厅的中央政府在 19 世纪倾向于置身事外，但到 1890 年代，法律提供了一个框架，用于决定在无人陪伴儿童移民的情况下，监护权应属于谁。

这些改革是为了响应工业学校和慈善组织的发展，这些学校和慈善组织将儿童送到定居者殖民地，所以英国政府在那里主要作为一种监管力量，而不是维持力量。

在 1834 年之后的新济贫法的规定中，国家发挥了更积极的作用，其中教区可以向殖民地派遣贫民，大约有14000人 来自英格兰和威尔士。

济贫法移民规模最大的是爱尔兰，在大饥荒期间，济贫院在 1846 年至 1855 年的九年间资助了 20000 名囚犯的移民，而地主又资助了 50000-100000 名赤贫者移民。

然而，与英格兰和威尔士一样，在爱尔兰，协助移民只占那些年主要前往北美的 200 万男女中的一小部分。同样，在 1815 年至 1914 年期间，有 1600 万英国人大规模转移到海外，在 1860 年代和 1920 年代期间，受助儿童移民只是一小部分（大约 90,000 人来自英国）。

综上所述，在 1850 年至 1914 年间离开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数百万移民中，绝大多数是成年人或家庭群体；他们出于各种原因自行离开，从逃离贫困、饥饿和疾病到追求更高的工资和更高的国外生活水平。

这种不协调的大规模移民抓住了一群改革者的想象力，他们寻求国家在补贴和引导英国移民到帝国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从 1870 年代开始，每隔十年左右，英国的一个或其他压力集团就试图将现有的努力集体化，以在国家援助移民计划的保护下，将穷人移植到定居者殖民地。

与此同时，一些定居者殖民地（尤其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提供辅助通道，以鼓励移民在那里定居。

然而，对自由放任的承诺，使威斯敏斯特的议员们对补贴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如果向移民者支付报酬，离开的人就会减少，因为经济激励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此外，支持移民的游说团体的目标，有时会在定居者殖民地本身遭到抵制。加拿大的立法者经常对接受大量城市“剩余人口”，而不是自筹资金移民的想法犹豫不决，那些被选中参加通行计划的人可能会带来资本和技能。

作者认为：政府有限的承诺和帝国协调的缺乏，阻碍了维多利亚时代活动家将英国从现实进入法律上的移民状态。

然而，根据《帝国定居法》的规定，在 1922 年至 1936 年期间，486000 名英国移民获得了出境旅行的经济支持。补贴将在随后的一系列 5 年付款中通过，可以持续到1972 年。

这一连串的政府干预强化了现有的趋势，即 1900 年后英国移民从美国转向大英帝国。虽然大多数英国移民在 19 世纪都去了美国，但在世纪之交，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到 1900 年代，美国作为英国、威尔士和苏格兰移民目的地的地位正在下降：1905 年后，加拿大每年吸引的英国移民比美国还多。

这种向帝国的转变从世纪末开始就可以看出，然后在 1922 年之后随着政府补贴和美国移民法的实施而加速，因此在 1925 年至 1929 年间，大约有77.7% 的英国移民前往加拿大。

爱尔兰移民在 1920 年代也发生了变化，首先是自由州的建立，然后是 1924 年移民法颁布后美国开始实施移民限制。

虽然 1920 年代，越来越多的英国移民前往帝国的现有趋势只是得到加强，而不是改变，但爱尔兰移民却朝着不同的方向分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四分之三的自由州移民将前往英国。

作者认为：1922 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们可以将本文涵盖的时期从 1850 年代到 1970 年代一分为二，即直到 1922 年之后。

在 1922 年之前的第一个时期，贸易的增长、社会改革者的努力和个人主动性的总和，共同促使数百万英国移民流向海外，最终在定居者殖民地煽动“自治”的理想。

我们可以称这个过程为“定居者-帝国主义本身”，在这个过程中，移民是通过与民间社会组织、劳动力市场整合和“盎格鲁世界”的暴力边界上的国家形成相关的个体、不协调的行动集合体进行的。

作者认为：英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停止后启动了移民潮，而移民帝国主义与自身之间的区别，恰恰取决于国家政客有意识地控制移民作为全球强权政治的工具。

在这方面的转折点是 1922 年通过的《帝国殖民法案》。

该法案前身是维多利亚时代晚期支持移民的压力团体的想法，但其必要的原因是成员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做出的决定，战时内阁的成员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的领土上安置大量英国人口，这些国家的人为保卫西欧帝国的神经中枢而牺牲。

作者认为：1922 年帝国殖民法案的通过，标志着对殖民地、英国国防和经济复苏的重要性认可，这是保守党帝国主义者的一次重大胜利，他们设法赢得了一个政治阶层的支持。

虽然，以前对移民方面的协调持怀疑态度，但由于 1919 年至 1921 年灾难性的经济崩溃导致的恐慌，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失业，这些政客战胜了原本持怀疑态度的自由主义者。

经济衰退如此严重，而自由党无力应对深刻的冲击，以至于即使长期反对国家援助移民的大卫劳合乔治也在 1920 年底接受了这个想法，工党也效仿支持1921 年的政策。

至此，两党政客开始逐渐将“赞助移民”视为追求帝国建设、促进与友好“亲戚和亲属”的贸易，以及维持定居国家对帝国防御忠诚度的一种方式。

1945 年后，移民对英国社会产生的广泛影响部分来自于一个事实，即它始终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大众文化和社会现象。

在下图中，蓝色条代表年度出境旅客人数。这表明年度移民人数再也没有达到 1900-1910 年的高峰，但是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与 1880 年代和 1890 年代大致相似。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更多的移民居住在英联邦的白人定居国家而不是美国，移民开始变得比 19 世纪末更“帝国化”：1881 年至 1890 年间只有 28% 的移民去了帝国目的地。

1901 年至 1913 年间，这一数字飙升至 64%，随后便一路高歌：1920 年至 1929 年间达到 71%，1946 年至 1949 年间达到 74%。

1850 年至 1980 年（以 1000 秒为单位）的年度（左轴）和累计（右轴）出境旅客人数。资料来源：米切尔， 1992 年

作者认为：从1922 年到1972年的50年，可以说是英国移民时代的变迁史，白厅的政策制定者积极寻求将移民从英国大都市驱赶和引导到定居者英联邦，随后赋予这些移民及其后代以大都市公民身份的权利关键立法的数量。

然而，这可能给人一种印象，即英国移民国家的形成是不可避免的。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在关键时刻做出了关键决策，才构建了移民国家的法律架构。

结论

从 1920 年代开始，支持移民的立场在英国植入了社会帝国主义的核心信条，即由公共支出支付的移民补贴将种族主义移民政策与经济政策、地缘政治联系起来。

似乎都证实了纳丁·埃尔·埃纳尼认为 1960 年代英国流行的种族主义和限制性公民身份立法，并未标志着先前自由主义或移民政治的转变。

正如施瓦茨所说，19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限制性法律反映了定居者-殖民地排斥逻辑的回归，这种逻辑可能是为了回应“新联邦”移民而出现的。

但至少从 1920 年代开始，它的基础是在立法者试图通过移民加强与移民联邦的关系时奠定的，在政策和政治方面可能是从 1870 年代到 80 年代开始的。

作者认为：历届政府的公民身份和移民立法，都试图在“英国世界”的一端支持移民，并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全球化的种族界限在另一个定居者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