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毛泽东发表建国公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愿与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当天，周恩来以外交部长身份向各国驻京前外交人员，包括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布，送达了这个公告，并随附公函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

1、美国何以不承认新中国？

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布当时注意到，商讨建国大计的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对美态度上表现出“引人注目的克制”，报刊上对美国的抨击大为减少。

他甚至觉察到中国共产党对先前的中国政府缔结的国际条约的立场已有所调整。

稍后，即将出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的柯柏年在理论刊物《学习》上发表文章，说中苏团结并不排斥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平共处，所有与国民党断绝关系并对中国采取友善态度的国家都将得到中国的同等对待。

显然，当时中国在同美国建立正常关系的问题上是比较积极灵活的，中美关系的前景主要取决于美国。

美国的态度仍然是僵硬的。国务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其愿与外国建交的表示没有“给承认问题增加任何紧迫性”，也没有造成要求美国修改政策的新形势。

10月3日，国务院发言人宣称“中共政府”在公告中没有作出承担国际义务的保证，美国在目前情况下不会予以承认。

国务院的态度还表现在如何答复周恩来公函的问题上。

柯乐布认为，这份公函提供了与中共联络的一个门路，美国应当趁机探测“门后隐藏着什么”,并且利用这种联络争取解决瓦尔德事件和应付未来的需要。但是，国务院不理睬他的意图，命令在复函中只字不提承认问题，而是要求迅速让瓦尔德及其下属离境。

2、谁要承认新中国？

美国政府内外存在着不同意见。

柯乐布在奉命回复周恩来公函后，接连上书艾奇逊，说中国新政府真诚希望得到美国承认和调整中美关系，美国对此应当显示出兴趣，等新政府在遵循国际准则方面采取“更合理的态度”后即予以承认。

驻苏大使艾伦.柯克同国务院的分歧更大。

他在10月7日致电艾奇逊：

“一俟中共政府确立对(中国)大陆主要地区的控制，就应予承认”。

他强调，中美之间缺乏官方关系损害美国的长远目的，即一方面离间中苏关系，另一方面维持和加强美国思想文化影响，以便“削弱并最终由中国本国的力量推翻中共”。

他的意见得到了驻英使馆的支持。

许多非官方人士也主张承认新中国。8月中旬，杰塞普致函全国50名东亚问题专家征询意见，在作出答复的31人中，约有一半认为应当早日承认新中国。

10月6日至8日，美国国务院召集来自大学和商界的25名人士开圆桌会议，绝大多数与会者主张承认新中国，其中不少人认为应当立即承认。

但是，政府内外的这些意见没有造成什么影响。10月12日，艾奇逊通知各有关使领馆：

美国的政策未因中国新政府宣告成立而改变，美国目前不想讨论承认问题。

同一天，他将承认新中国的三项先决条件公诸于世，并且再次向国会表明行政当局的立场。

3、瓦尔德事件的结局

就在美国政府拒绝中国在承认问题上的主动表示后不久，沈阳总领事馆的境况起了变化。

10月11日，发生了瓦尔德殴伤领馆中国雇工姬玉衡的事件。

沈阳市公安局于10月24日拘捕瓦尔德等5人，一周后移送沈阳市人民法院审判。

瓦尔德等人被捕的消息传到美国，对新中国的仇视达到了近乎狂怒的程度。

《纽约时报》叫嚷:

“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外交和礼仪一窍不通”，美国应当用武力“画一张他们能够理解的图画”。

克里浦斯——霍斯特报系的《华盛顿新闻报》主张用海军封锁中国东北和华北，右翼组织美国军团则要求政府派兵营救。

这正是杜鲁门考虑要干的。

10月底，他向代理国务卿詹姆斯·韦伯提出用飞机劫回瓦尔德等人，为此不惜动武。

11月中旬，他又对韦伯说，应当考虑用海军封锁的办法阻止华北煤炭运入上海，以此迫使中国释放瓦尔德。

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军事手段极难奏效，而且可能引起全面战争，艾奇逊和国务院远东司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杜鲁门这才放弃动用军队的想法。

与此同时，国务院加强了对华政治压力。艾奇逊向新闻界强调拘捕瓦尔德取消了美国承认新中国的任何可能性。

他还致函30个国家的外长，要求一致抗议中国对瓦尔德及其下属所作的“违背国际关系基本概念”的处置。

国务院随即将这份外交函件公诸于世。

11 月 21 日，瓦尔德和参与殴打中国雇工的 4 名外籍职员被判徒刑，缓刑一年，并驱逐出境。

沈阳市人民法院随后又以美国总领事馆指挥和掩护间谍活动为由，宣判领馆全体外籍人员驱逐出境。

12月7日凌晨，瓦尔德一行在武装押解下离开沈阳，4天后乘美国商船出境。历时一年多的瓦尔德事件至此结束。

4、英国何以不追随美国？

瓦尔德事件是美国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的一个口实，而这种阻挠活动的最重要的对象是英国。

英国倾向于承认新中国。这个海外市场和海外资产已急剧减少的国家，相当重视对华贸易和在华投资。

美国外交部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平津地区以前就估计，中国共产党的清明廉洁及其在重建国家方面的紧迫需要，可能使英国在华经济利益得到维持和发展。

华北和江南各大城市解放后，中共保护守法外侨的政策进一步鼓励了这种观点。英国政府认为，只有承认中国新政府，并且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才有希望从中国这个“潜在的巨大市场”中得到较多好处。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香港。1949年1月，英国政府就开始担心中国共产党可能以军事和政治手段使香港迅速回归中国。

人民解放军渡江后，内阁急忙研究香港的命运，结果断定无法抵挡中共对香港的大规模进攻。

因此，英国政府感到要比较长久地保住这个重要的商业和金融据点，就必须同新中国建立较好的关系，至少要使英国能够同中国进行外交谈判。

而且，香港在物资供应上对内地的依赖也使得承认新中国并与之建交成为必要的。

此外，英国面对欧洲冷战和亚洲的民族主义运动，需要尽可能避免与新中国敌对，否则英国及其西方盟国就会分散在欧洲对抗苏联所需的资源和精力，同时不利于英国调整和维护自己在亚洲的势力体系。

在这后一方面，英国特别重视不要在对华政策上与印度分道扬镳，以免损害当时对它仍很重要的英印特殊关系。

1949年元旦刚过，英国外交部就向美国国务院暗示：

英国准备以比较灵活的态度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打交道。

两个多月后，它明确表示想过一段时间就予以“事实上的”承认。英国的态度令美国不安。

5月初艾奇逊着手组织孤立新中国的国际阵线时，英国无疑是他心目中要影响的头号对象。然而，他的努力没有产生所希望的结果。

到8月，人民解放军已逼近了广东，而美国采取了更加敌视中共的姿态，这就促使英国态度进一步明朗化。

5、美国的压力

8月23日，贝文向内阁报告了美国关闭驻广州、重庆、昆明等领事馆的决定，说英国不应当尾随美国“放弃我们的全部在华利益”，而应当实行“我们自己的在中国保留立足点的政策”和准备承认中国新政府。

事实上，英国外交部在一星期前就向美国驻英大使道格拉斯送交备忘录，主张在新中国正式成立后早日予以承认。

美国政府感到问题严重，因而加紧进行阻挠。道格拉斯约见贝文，陈述美英两国共同孤立新中国的必要性，巴特沃思则在华盛顿同英国外交部高级官员会谈，要英国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以承认新中国特别会对东南亚造成有害影响来吓唬。

9月中旬贝文访美，艾奇逊当面施加压力。结果，贝文同意“审慎行事”，并许诺同美国密切磋商。贝文的让步很大程度上是表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英国政府迅速地对中国愿与外国建交的表示作出了比较积极的反应。10月6日，英国驻北平总领事复函周恩来外长，提议先行建立非正式关系，以促进中英贸易。

英国这一举动事先未同美国磋商，事后也不通报，美国只是由于法国相告才得知。

杜鲁门对此颇为恼火，觉得英国人捉弄了他，艾奇逊也认为此举违背了不久前他和贝文达成的谅解。

于是，美英之间展开了一场交涉。美国国务院指责英国言而无信，破坏西方团结，并要求下不为例。

英国外交部则一面解释致歉，一面声称需要磋商的是“法律上的”而非“事实上的”承认。

贝文本人还颇不客气地要道格拉斯转告艾奇逊：事先磋商不等于事先须取得他同意。

英国谋求与新中国建立正常关系的进程并未因此事而停顿下来。

11月1日，英国驻美使馆向美国国务院送交备忘录，其中表示英国准备“在法律上”正式承认新中国。

备忘录称希望美国和英国一致，否则英国将自行其是。美国国务院对此大为反感。巴特沃思责难英国不提遵守“国际义务”这一条件。

接着，艾奇逊向贝文和英国驻美大使奥利弗·弗兰克强调：美国坚持用承认问题向中共施加压力的政策，“不相信急于承认会给采取这一行动的人带来任何长久的好处。”

英国政府不为所动，于12月15日决定翌年1月初承认新中国。艾奇逊仍不死心，要贝文把承认时间至少推迟到越南保大傀儡政权粉墨登场之后，以免损害在印支“抵制共产主义蔓延”的事业。

此时，缅甸已经承认新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几天后将采取同样的行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稍事拖延也是英国所不愿的，1950年1月6日，贝文通知周恩来：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愿意建立外交关系。同日，英国政府声明撤销对国民党政权的外交承认。

英国的举动产生了重大影响。10天内锡兰、挪威、丹麦、以色列、阿富汗、芬兰、瑞典和瑞士政府，相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荷兰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于3月底亦采取同样的行动。美国孤立新中国的图谋遭到了非常严重的挫折。

6、阻挡印度的失败

在中国问题上，印度对美国的重要性仅次于英国。艾奇逊在决定遏制新中国后不久，设想由印度出面，倡导亚洲国家同美英法荷澳一起组成对华包围圈。

无疑，他希望印度这一除苏联以外的中国的最大邻国，和在英联邦内举足轻重的国家能追随美国的不承认政策，从而影响一大批国家。然而，他的算盘打错了。虽然国大党政府惧怕中国革命影响到印度国内，并且担心一个强大和统一的中国会阻碍印度维持和扩展在境外的势力，然而作为使印度新近获得独立的反殖民主义斗争的领导者，它又对中国人民摆脱西方帝国主义控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不无同情和尊敬。

尼赫鲁认为，亚洲正处于一个觉醒的时代，而印度独立和新中国诞生是这个时代的两大标志。

在他看来，美国敌视和孤立新中国，表现了西方大国对亚洲人民的传统态度，印度不应盲目地尾随其后。

同样重要的是利益考虑，尼赫鲁当时认为，印度和中国是彼此接壤的亚洲两个最大的国家，“如果两国的关系不好，就将……长远地影响印度的未来"，甚至造成反复不已的毁灭性的战争。

要避免这样的危险，印度首先必须从接受历史重大事件的现实主义态度出发承认新中国。

此外，为了用外交手段维持印度在西藏地区的既得利益，也需要这么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个星期，印度政府宣布：已通知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印度正在研究承认和建交问题，这是走向承认正新中国的第一步。

与此同时，尼赫鲁访问美国。他在会谈中表示，承认新中国不可避免，而早承认比晚承认好。杜鲁门和艾奇逊十分不满，强调应当按照美国提出的三项先决条件协同行动，但尼赫鲁坚持己见。

11月22日，印度政府通知美国：印度准备在1949年年内承认新中国。对此，美国国务院向印度驻美大使潘迪特夫人表示不满，告诉印度急于承认中国新政府有弊无利。

美国的阻挠鼓励了当时印度政府内以副总理兼内政部长萨尔达·帕泰尔为首的右翼势力。11月初，帕泰尔就要求尼赫鲁在考虑承认问题时认真关注贝所谓中国对南亚的威胁，并且背着尼赫鲁和外交部同美国驻印使馆商谈如何阻挠承认。

在印度政府表明年内承认中国的意图后，他又要求尼赫鲁拖延此事，但被婉言拒绝。 12 月 30日，印度政府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说，这是美国在亚洲的一次影响深远的失败。

7、美国态度的松动

美国力图孤立新中国，结果自己面临某种被孤立的危险。不仅英国和印度等许多国家同美国背道而驰，就连听从美国的国家中间，也有不少怀抱异心，很不坚决。

这一局面使华盛顿的主要决策者不得不考虑修改在承认问题上的政策。

10月下旬，在英、印等国已表示将早日承认新中国的情况下，艾奇逊主持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主要官员们开会，讨论对华政策。

会议从承认问题“不是赢得共产党政权让步的一个主要手段”这一观点出发，认为美国对该问题应当采取“不急切的、但是现实主义的态度”。

这就是说，美国在反对和遏制新中国的同时，应当考虑作出一个非本质的让步，以免陷于孤立，损伤它同西欧盟国及亚洲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损害西方联盟团结的形象。

会后，美国在承认问题上的政治姿态有所松动。

11月下旬，杜鲁门答复一封主张承认新中国的公众来信，称之为“我所见过的关于中国形势的最明智的信件”。艾奇逊则对一位参议员表示，他不能保证永不承认中国新政府。

12月中旬，他打电报给一些驻外使领馆，说除了两三个国家外，全世界大多数有在华利益的国家将随英国、印度和缅甸之后承认中国新政府，要求它们估计美国或早或迟予以承认或者不承认可能给驻在国造成的影响。

在几天后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瓦尔德事件是否表明中国目前不想被美国承认，艾奇逊回答不知道，然后含糊其辞地说“沈阳不是北平，有许多我们必须考虑的因素。”

这一答复显示，瓦尔德事件的结束增大了美国在承认问题上灵活行事的余地。1950年1月初，《纽约时报》报道说：

“参议院知情人士表明……我国(对中国新政府)的承认可以认为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美国的某些松动只是在不承认新中国的联合阵线瓦解的情况下被迫作出的，并不意味着美国对新中国的基本态度有了改变。

因此，这些松动势必相当勉强和有限。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继续阻挠英国和印度承认新中国。艾奇逊在1950年1月初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强调，美国没有必要急于承认新中国。

1月14日，北京军管会收回前美国兵营地产并征用其地面建筑，国务院立即宣布关闭所有在华官方机构，撤走全部在华官方人员。

接着，艾奇逊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中共政府不想得到美国承认。这是美国不再考虑承认新中国的一个标志。

8、新中国的失策

新中国策略方面的失误主要在于对瓦尔德事件（沈阳领事馆事件）和前美国兵营地产作了不太适当的处理。

不管禁闭前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人员的缘由和目的是什么，禁闭方式本身既非实现所有可能的目的的适当手段，又限制了以后灵活行动的余地。

事实上，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它基本上是党和国家在外交方面的一个负担。对此事的处理未同一些重要的外交行动，尽可能适当地和有效地协调起来：

在准备同意司徒雷登访问北平期间，宣布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指挥间谍活动，建国公告表示愿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后不久逮捕瓦尔德。

兵营地产事件的处理与此类似。

当时可以从某些迹象推测美国政府在考虑承认新中国，而且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声明不用军事手段阻止人民解放军占领台湾，联合国内则在争论中国代表权问题。

在这个时候，就兵营地产采取行动是失策的。收回兵营地产并征用其地面建筑后，美国国务院虽然宣布撤走全部在华官方人员，但迟迟不予实施。中国政府可以借此保留同美国之间非正式的联系渠道，却一再催促美国政府人员离华。

这些失误既为美国政府提供了推行敌视政策的某些借口，也使它在不得不考虑承认新中国时难以作出较为明显的、容易被美国舆论接受的表示，甚至最终作为一个因素促使它打消这种考虑。

这些失误还有助于美国影响许多正在或准备向新中国表示友好的国家。17个在中国被解放地区留有前外交代表的国家中间，有15个按照艾奇逊的要求，就瓦尔德等人被捕提出了抗议或同意提出抗议，包括即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度、丹麦、挪威、瑞典和瑞士。

从1950年1月下旬到朝鲜战争爆发的 5个月里，只有荷兰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宣布承认新中国，与此前一个月的情景迥然不同。

“法国、埃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南非和墨西哥，它们都被预料不久将予以承认，不采取行动”，其原因之一就是兵营地产事件引起了国际上相当广泛的不满。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