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媒报道，两名以色列官员表示，美国政府日前暂停了向以色列运送美国制造的弹药。这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首次停止向以色列军方运送武器。虽然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方正面回应，但美国今年以来在对以政策上陷入进退两难，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以色列会否把美国拖入困境

作为美国对中东地区施加影响的战略支点，以色列之于美国的意义非同一般。回看拜登政府在这一轮巴以冲突中的表态和作为，也不难看出其为了确保“新中东政策”延续而展现出的努力：不仅派出诸多政要赴以站台，更多次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上出手阻挠停火协议达成；甚至在加沙地区人道主义灾难愈发深重，大部分西方国家都已转变立场呼吁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之时，美国依然我行我素，数次动用否决权导致涉加沙决议无法通过。

虽然美国依然将维持美国和以色列特殊的战略盟友关系，作为其“新中东政策”的底线，但美以之间的龃龉，随着战事延宕日渐浮上水面。去年12月初，布林肯访问以色列时，开始要求以色列必须改变战略，不能再像加沙北部的军事行动中那样造成严重的平民伤亡；今年3月9日，拜登又进一步批评内塔尼亚胡的军事策略“是在害以色列”。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日前更是直言，“以色列是美国的战略包袱”。

为何拜登政府在对以政策上呈现出矛盾的情况？首先，这是美国错误的中东政策所导向的必然结果。过去十年中，美国一直在中东地区实行战略收缩，但又同时希望保持自身在中东的影响力，因而选择了一条绕开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而直接推进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和解的道路。拜登政府所竭力推动的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新中东政策”，事实上就是在将以色列作为核心来构建一种新的地区一体化安全架构。但这种严重忽视巴勒斯坦利益，同时针对性和倾向性都极为明显的架构，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促成中东稳定，而在美国国力衰退的情况下，这一架构自然也不可能实现美国自身的战略目标。目标和方法上的矛盾，导致了拜登政府一系列抱薪救火的矛盾表现。

其次，这是美国国内复杂政治情势的衍生状况。2024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拜登为赢得连任需要争取国内亲以色列的犹太势力的政治支持，这一取向呈现在对以政策上，就是不能明显减少对以色列的援助；但同时，年轻选民和少数族裔选民又是民主党的基本盘，他们在巴以冲突上的立场本身就倾向于支持和同情巴勒斯坦；更关键的是，新一代社交媒体的普及将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的惨状赤裸裸展示在了美国年轻人面前，戳破了传统媒体所编织的美国形象和美国准则，严重的道德焦虑促使大学生们联合起来进行示威和抗议，声援巴勒斯坦。这也对拜登的选情产生了严重不利影响。不难推断，如果拜登政府确已暂停向以色列输送武器，国际社会的压力和美国国内涌动的民情都是促成这一决定的关键要素。

归根结底，美国在这一轮巴以冲突上的进退失据，是由其长期以来作为世界霸主的自私和双标所埋下的祸根。只要美国延续这种依靠“代理人”对某一地区施加影响而服务于自身利益的策略，就无法避免反被其拖入泥潭，陷入“尾巴摇狗”的困境；只要美国依然期望通过挑动某一地区矛盾以渔利的方式获得战略优势，引火烧身的桥段就难免一再发生。

（作者单位：中国海外安全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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