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从“勇悍不畏死”到“人始患之”，辽金的军事思想是怎样形成的？

辽金建国之初，受中原封建农业经济和汉文化的冲击，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共处，多种政治制度并存的局面。影响到了军事思想领城，一方面是契丹、女真传统思想循着自身的发展逻辑不断发展，固有的原始迷信色彩逐渐消失，由不完善走向完善，由低级走向高级，由经验归纳走向科学理念。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则是中原兵学通过典籍流入和人之传援对辽金军事思想所造成的强烈浸润。

一、辽金对中原文化典籍的搜集战争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交流形式。文化一向不很发达的契丹、女真人在以战争手段掠夺财富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搜求中原文化典籍。辽灭后晋，“取晋国图书、礼器而北。”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攻辽中京之前，也诏令：“若克中京，所得礼乐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金将完颜希尹克北宋都城汴梁后，同样不是忙着掠夺府库珍异，而是独收宋朝图籍，捆载北归。 即使在漫长的和平时期，饮幕汉文化的有识之士仍冲破重重关禁，求购图书。如辽东丹王那律倍“令人费金室私入幽州市书，载以自随，凡数万卷”，便是其中明显的一例。 从宋、晋诸国十分重视兵书的访求、整理、出版和收藏情形看，流入辽金境内的汉文典籍必不乏兵书战策之属。东丹王耶律倍曾翻译过的《阴符经》，就是一部融合易老阴阳法兵诸家思想学说，谈论兵法权谋的著作。同时也要注意到，言兵者不止兵书。中国古代许多著名将帅都是从经诗子集和史学著作中汲取军事文化营养，学习前人用兵方略的。

唐开元十九年(731年)，远嫁吐蕃的金城公主向唐玄宗求取《毛诗》、《礼记》、《左传》、《文选》诸书，曾引起臣僚们的极度不安，谓吐蕃人“若达于书，必能知战。深于诗，则知武夫有师干之试；深于礼，则知月令有兴废之兵，深于传，则知用师多诡诈之计，深于文，则知往来有书檄之制。”这话并非杞人忧天。可以想象，蕴含着丰富兵学知识和战争经验的经诗子集一旦为辽金将帅所熟知，不仅会深刻了解中原兵家的兵略计谋，也能在改造辽金军事思想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二、辽金极力网罗中原饱学之士除了阅读中原图籍，辽金统治者在破除狭隘的种族思想后，也能极力网罗中原饱学之士，通过这些有深刻军事见解和突出技能者的传授，来获取中原的军事文化知识。 辽统和十二年(994年)，圣宗“诏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诸道军有勇健者，俱以名闻。”金将完颜希尹作战时，获儒士，必先礼之，访以古今成败。有见识的辽金将帅即使在刀光剑影的战场上，仍不忘借才异域，弥补自身作战方法和作战经验上的不足。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先后接纳了汉人所建议的猛火油(石油)烧城和穴地攻城诸法，后者在神册二年(917年)围攻幽州时还被用于实战。金将完颜宗弼侵宋，在江南遭到宋将韩世忠海舟的攻击，不得北归，“乃揭榜募人，献所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于舟中载士，以平板铺之，穴船板以棹，像风息出江，有风则出。海舟无风不可动也。以火箭射其蓬，则不攻自破矣。”宗弼采纳了上述建议，顺利脱困撤兵。 这样，尽管中原兵学的丰富内容在短时间内还不会被完全消化理解，但辽金将帅在保持自已行之有效的传统战法的同时，也吸收了大量的中原兵学内容。故辽金建国初年的军事思想在战争观念、军队建设思想和战法上都表现出强烈的两重性，也呈现出日益汉化、封建化的发展趋势。

三、契丹、女真人的战争价值观发生变化在战争观念方面，神力天佑的信念依然顽强地存留下来，对契丹、女真人的军事行动有显著的影响。 据史书记载，至神册二年(917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领兵围攻幽州城，“望城中有气如烟火状。上曰：‘未可攻也’。以大暑霖潦，班师。”但从史籍所载辽太宗耶律德光对伐晋战争失败原因的分析，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对反辽战争胜负原因的预测来看，却与天意无涉，而是归结到民族政策、军事实力和士兵斗志等问题上。以携掠为目的的战争行为在辽金初年对中原用兵过程中曾获得畸形发展。 辽灭后晋时，赵延寿请求供给后晋降卒粮草，“契丹主曰：‘吾国无此法’。乃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携掠以供军需的作法甚至反映在辽军编制上：其“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人马不给粮草，日遺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女真人虽不闻有“打草谷”家丁之设，但其“犯中原，有携掠，无战斗，计其从军之费，及回日，所获数倍。”

然而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特别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辽金君臣兵将不得不改弦更张。辽太宗耶律德光由于在灭后晋战争中执行残酷的抄掠政策，引起中原人民激烈反抗。他立足不住，被迫北归时，曾总结教训说：“联此行有三失：纵兵掠刍粟，一也；括民私财，二也；不遽遣诸节度还镇，三也。”金人“自立刘豫后，南犯淮，西犯蜀，生还者少，而得不偿费，人始患之。”从“勇悍不畏死”到“人始患之”，清楚说明契丹、女真人的战争价值观正在发生变化。

四、辽军治军从严的思想到辽圣宗和金海陵帝在位时，骚扰携掠的战争目的已日趋淡化。据说，海陵曾命人在描写南宋临安的湖山城郭图上绘出自己策马吴山绝顶的形象，并题诗曰：“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俨然以中国统一者自居了。同时，沉重的战争伤亡也使军队内部的厌战情绪逐渐滋生蔓延开来。 南宋初年，女真欲出师南下，“时有夜宿太原府祁县女真千户斜也孛之营，见斜也将行，与其家下泣别，杀一家，以斜也之衣裏之，并作小号箭挂家身而埋之于后营。家人祝之日：‘斜也已阵亡，葬之矣’。此女真怯战之迹，如江南焚替代之类。于斯可见女真厌兵之甚也。” 在建军治军方面，辽金两朝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昔日军事民主制遗风，特别是在作战方略的谋划上。 “金国凡用师征伐，上自大元帅，中自万户，下自百户，饮酒会食，略不间列，与父子兄弟等。所以上下情通，无闭塞之患。国有大事，适野环坐画灰而议。自卑者始，议毕，即漫灭之不闻人声。军将行，大会而饮，使人献策，主帅听而择焉。其合者，即为特将，任其事。” 但在建立常备军，取消“兴兵合议”制度，建立中央集权的武装力量体制上，辽金统治者都进行了很大努力。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设北枢密院，“掌兵机、武铨、群收之政，凡契丹军马皆属焉。”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立猛安谋克制度，以皇位继承人谙版勃极烈担任都元帅，总统女真兵马。

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将兵权紧紧抓在最高统治者手中。只有在治军思想上，辽金两朝都不约而同地修留了严格治军的传统。辽天赞二年(923年)，辽太祖率军北归，晋王尾追其后，“见其野宿之所，布于地，回环方正，皆如编翦，虽去，无一枝乱者。叹日“契丹法严，乃能如是，中国所不及也。”金军 “队伍之法，什、伍、百皆有长。伍长击柝，什长执旗，百长挟鼓，千长则旗帜、金鼓悉备。伍长战死，四人皆斩。什长战死，伍长皆折。百长战死，什长折。负战斗之尸以归者，则得其家赀之半。” 倚杖此种酷烈军纪，“骑者骑，步者步，回顾者斩，所以每战必胜也。”值得说明的是，治军从严的思想固然反映了初兴之兵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也是他们总结了敌国军纪换散，战斗力衰败的经验教训的结果。

五、辽金军队战术的发展辽金军队还十分注意在继承自已的传统骑兵战术时进一步发展它。辽太祖之述律后为了弥补辽军攻城能力弱的缺点，提出“以三千骑掠其四野，不过数年，困而归我矣。”其后辽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以此来对付北宋守城据垒之师，以其“防守坚固，不可攻击，引兵过之。恐敌人出城邀阻，乃围射鼓噪，诈为攻击。敌方闭城固守，前路无阻，引兵进，分兵抄截，使随处州城隔绝不通，孤立无援。” 金人原先惯用的骑兵两翼包抄战术也在宋金战争中逐渐完善起来。宋人称金军凡“遇我师，必布围圆阵当锋，次张两翼，左右夹攻，故谓之三生阵。”在与宋步兵部队的对抗中，金军还逐渐增加了骑士战马的防护装具强度，以号称“铁浮屠”的重铠全装骑兵，取代了以往轻重骑兵的混合编制。

由于上述“分掠四旁”的战法使自己身后留下众多敌军据点，易被切断补给钱和退路，辽人也很重视引进中原的先进兵器和战法。辽神册二年(917年)，耶律阿保机进围幽州，采纳卢文进所授“穴地攻城法”，“为地道，昼夜四面俱进，城中穴地燃膏以邀之。又为土山以临城，城中熔铁汁以酒之，日死千计而攻城不止。”金人具有更现实的择善而从的积极态度，金天会四年(1126年)，金军第二次围攻宋都汴京时，已极力效仿宋辽军队，发展火梯、云梯、对楼、偏桥、鹅车、洞屋等攻城器械。 他们的“云梯、火梯悉用车轮，其高一如城楼”，为了抵御宋军矢石下击，又“以革冒之，乘罅推叩鱼。”洞子的形制与性能也有了相当改进，它“下置车轮，上安巨木，状如屋形，以生牛皮授上，又以铁叶裹之，人在其内推而行之，节次相续，凡五十余辆，人运土木柴薪于中。”再加上攻城利器石炮(抛射机)的运用，使金人在越壕、接城、攀城以及击毁城头防御设施等方面都能使用中原军队的惯用战法。

金人很强调临改制度，正奇交互应用，不赞成像宋军那样“将从中御”，按皇帝所授阵图上阵交锋，但也不完全鄙视中原阵法。金正隆二年(1157年)，海为南侵做准备，“制阵之法十有余条，因大耀兵，有飞龙、蛇、吼虎、鱼丽之变，以示威武。”其具体内容虽不可知，单从阵名看，与中原阵法颇有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