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藩”与其它朝代的“宗藩”不同,它的根系太发达,如果像唐德宗那样治标不治根,其结果必然失败,哪怕强如唐宪宗、唐武宗,最终也只能功亏一篑。

“二帝四王之乱”也称“奉天之难”,它是中唐历史中最惊心动魄的事件之一,这件事的起源跟唐代宗的“河朔分封”有关。

“安史之乱”结束后,平叛功臣仆固怀恩为了自固,与安史叛将田承嗣、李怀仙、李宝臣、薛嵩四人达成秘密协议,由仆固怀恩保举四人在河北就藩,做为回报,四人自然以仆固怀恩马首是瞻。

藩镇勾结,如此荒唐的提案,估计放在任何一个皇帝身上都会把仆固怀恩的屁股打烂了。然而,更荒唐的是唐代宗居然接受了,他下旨任命:

  • 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统领魏、博、德、沧、瀛等五州;
  • 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统领幽、营、平、蓟、妫、檀、莫等七州;
  • 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统领恒、赵、深、定、易、冀等六州;
  • 薛嵩为相卫节度使,统领相、卫、洺、邢、贝等五州。

这四人包圆了整个河北(含幽州),前三者后来就成了毒害大唐的“癌细胞”,史称“河朔三镇”。

河北地区被安史叛军统治了八年,士庶都对朝廷的向心力不够,唐代宗竟然将最薄弱的地区交给降将自治,结果可想而知。

果然,这些藩镇根本不听朝廷指挥,也不纳赋税,不接受朝廷任命的官员,甚至节度使之职也变成了世袭,成了独立王国。唐代宗曾经讨伐过,但都失败了,只好捏鼻子吞苦果。

唐德宗即位后决定改变这一切,建中二年( 781 )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其子李惟岳向朝廷请求承袭节度使。

按照唐代宗的规矩,朝廷只能盖个橡皮图章予以承认,然而唐德宗很硬气:不准,不服就干!

李惟岳火了,以前我们三镇都是这么干的,惯例啊,你这不公然破坏“国际规则”嘛,干就干!于是李惟岳联合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举兵作乱。

于是唐德宗令淮南节度使李希烈出兵平叛,李希烈确实很牛,不到一个月就干掉了梁崇义。

可是唐德宗的庆功酒还没喝到嘴边,就又得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李希烈企图吞并梁崇义的地盘。

按下葫芦起了瓢,这特么什么人呐!于是战火越烧越旺。

建中三年(782年),幽州节、成德、淄青,四镇节度使仿照“战国七雄”的惯例“四镇相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杀李惟岳取而代之),朱滔称冀王、李纳称齐王。四人自称“寡人”,各设官职,大封百官,拿大唐帝国当空气的架势。

不久,李希烈在四人的怂恿下称帝了,建国号“楚”。

事件越闹越大,唐德宗火了:你们割据已经很过分了,这会儿居然称王?称王还不过瘾,又称帝了?征调泾原兵马,往死里磕!

于是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他的兵马从泾州出发,途经长安奔赴前线。

泾原兵最早是由“大唐第一先锋官”李嗣业从安西、北庭带出来的参加平定安史之乱的勤王兵,这支队伍打遍北方战区,屡立奇功。

长期的漂泊塑造了泾原兵顽强的作风,也让这支队伍注入了桀骜不驯的风格,十几年间士兵哗变屡屡发生,节度使都被干掉了几任。

按照惯例,泾原兵经过长安时,皇帝要予以“慰劳”,所谓慰劳无非是赏赐财宝、酒食,在做一些承诺,以激励士气。

然而,唐德宗似乎忘记了那年头士兵们的诉求,居然忘了赏赐,仅仅派使者去城外赐了一顿酒食。而使者也似乎没拿这支队伍当回事,所赏赐的酒食粗劣不堪。

士兵们火了:这是要干哈啊?太不那咱当人了!老子是泾原兵啊,你们不给咱就抢!

于是震惊天下的“泾原兵变”爆发了,他们调转枪口对长安发起了进攻。

唐德宗大惊失色,一面派人送来财宝企图亡羊补牢,一面召集神策军保卫长安。然而,士兵们的火一旦点起来就熄灭不掉了,更让人惊掉下巴的是,数万人编制的神策军竟然是到位了三四百人。

一顿饭引发滔天大祸,数千泾原兵竟然轻松攻克长安,打进皇宫,唐德宗仓惶出逃至奉天避难,成了既唐玄宗、唐代宗之后的第三位失国皇帝。

士兵们劫掠够了,头脑也冷静下来:接下来该干啥?总不能当山匪去吧?

节度使姚令言心一横,反正没有回头路了,咱自己拥立皇帝,前太尉朱泚在长安,咱请他出山。

这位朱泚就是幽州节度使朱滔的哥哥、前任幽州节度使。当初哥俩杀了李怀仙,帮朱希彩当上幽州节度使。后来朱希彩被杀,朱泚取而代之。

朱泚跟河朔三镇的节度使们不同,他带头勤王、奉诏,将朝廷感动得眼泪哗哗的。后来朱泚被弟弟朱滔做局,在入朝是被夺了节度使之位,朱泚只好留在朝廷任职,兼任泾原节度使。

朱滔举兵后,唐德宗担心朱泚会跟着作乱,便免去朱泚泾原节度使之职,提拔为太尉,悬挂起来。

朱泚那叫一个窝火,俺对朝廷忠心耿耿,朝廷却对我这么薄凉,既然如此也就别怪我了。于是在乱兵的支持下,他在长安称帝了,建国号“秦”。

这就是乱糟糟的“二帝四王之乱”,“二帝”就是指李希烈、朱泚,“四王”就是指朱滔、王武俊、李纳、田悦。

唐德宗原以为一巴掌就能拍死李惟岳,却不料被四王反抽得鼻青脸肿。脸上的肿块还没消失,又来了个“四镇相王”和李希烈称帝。李希烈的火没被扑灭,“消防员”泾原兵又反了,朱泚称帝了,他自己反而成了乞丐。

从来没见过这么刺激的事,也没见过这么倒霉的皇帝,他每次扑向大火的原来都不是水,而是油!

这还不算完,后来负责平叛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又反了,唐德宗又被迫流亡到梁州。亏得大唐又天降神人,李晟力挽狂澜再造大唐,这才又让大唐帝国续命一百二十年。

唐德宗在悬崖边上走了一遭,从此再也不敢提“削藩”的事,大唐进入“带瘤生存”的阶段。

毫无疑问,大唐要想避免灭亡,就必须削藩,唐德宗的思路没任何问题。可是结果为何这么糟糕呢?有办法避免吗?

如果仅看过程,似乎唐德宗太倒霉,很多事件有偶然性,属于操作不当,完全可以避免,事实为证:

其一,李希烈本来可以不反。因为他是唐德宗亲手提拔起来的心腹,只是野心大了点,如果采取怀柔一点的政策,满足他的一些愿望就能避免将他推到河朔三镇那一边。

其二,李希烈本来很快可以平定。在平定李希烈的初期战事还算顺利,后来朝廷干预不当,导致全面失利。如果时光倒流,完全可以避免。

其三,泾原兵变更不应该发生。事实上泾原兵变不是有预谋的行动,是唐德宗的一时疏忽,以及使者的处置不当,才催生的意外事件。

其四,朱泚之乱还可以避免。当初就不该粗暴地将朱泚、朱滔划归一类,或者在唐德宗逃离长安的时候将他带走,或者处理掉。

没错,这些事件似乎都是偶然,都可以避免,可问题是,这么多偶然叠加在一起,您还能说它是偶然吗?

我们再向后延伸,唐宪宗、唐武宗多牛,削藩大业几乎成功了,藩镇为何又死灰复燃了呢?还是偶然吗?

有人认为,“藩镇”的厉害之处根本在于“割据”,他们拥有了独立财政权、人事权、军事权,成了第二朝廷,所以割不动。

如果您这么想,我就想问:西汉有藩镇,西晋也有藩镇,明初也有藩镇,为何都被割掉了?为何唐德一百多年都没办法?

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唐朝藩镇的厉害之处根本不在于他们有独立的权力,而是有政治基础,即他们已经成了庶族阶级的根,成为庶族集团对抗以朝廷为中心的豪族集团的根据地。

唐朝是以豪门集团为基础的政权,豪门大族享有特权,他们从生下来就比庶族阶级高若干等。读什么学校、获得什么待遇、将来当多大的管、跟什么样的家族通婚,一切都由姓氏所决定。

庶族阶级呢?他们只能通过科举考试谋求出路,相当拥挤,而且不是主流,像张九龄这样的人生实在是凤毛麟角。

自从唐玄宗时期,实行藩镇士兵、将领本地化的政策之后,藩镇就成了庶族阶级谋求个人发展的孳生地。如果您仔细研究唐玄宗时期的将领就会发现,他们都是世代服务于藩镇的本地豪族。

随着朝廷阻断藩镇将领进入朝廷高层的途径被阻断,藩镇的离心力越来越强。同时,那些进仕不能的读书人也只好委身于藩镇,这让藩镇人才济济,逐渐形成了强大庶族阶级政权。

所以,唐朝朝廷与藩镇的矛盾,其实质是豪门集团与庶族集团的矛盾,是两大阶级的矛盾,除非朝廷能将庶族阶级消灭了,否则不可能完成削藩大业。

庶族阶级能消灭吗?不可能的,庶族阶级取代豪族阶级是历史发展的去世,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

我们再反过来看西汉、西晋、明初,那些割据藩镇有这个基础吗?没有,他们只是诸侯王个人与朝廷的对抗,一个缺乏广大政治基础的个人,注定是要失败的。

所以,我很悲观地认为,不是唐德宗个人无能,哪怕他三头六臂,他也没办法避免“奉天之难”的发生。

除非他挥刀自宫,废掉以豪门集团为基础的政治架构。但如此一来,大唐不就亡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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