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典型的“乱世”，魏晋南北朝。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个时期的“隐士”也层出不穷，甚至逐渐成为士人的“生活潮流”。

大批的隐士通过各种行为方式阐释自己的“隐逸”理念。

“隐”有隐藏的含义，而“士”则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有思想，有能力的一类人的统称。“隐”正是这类人主动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的隐逸理念中的“逸”字在古代代表” 逃避”。

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外界因素的不稳定，导致一批有思想，有能力的知识阶层的人，选择用“隐”的生活方式，或逃避现实，或实现人生价值。

隐于何处？如何谋生？农业对隐士生活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人一旦选择“不仕”就要失去朝廷的俸禄，那么生存问题的解决就迫在眉睫。

隐士居住地的选择受到地区农业发展的限制。隐士选择隐居生活多数原因是为了躲避纷杂的红尘俗事，以求内心的宁静。

可以自给自足，相对封闭的地区势必会成为优先选择的目标，特别是在每年赋税几乎一致的情况下，农业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更会被众多隐士所青睐。

据不完全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位于庐山居住的隐士就多达十四人。

庐山位于江西省的北部，地理位置优越。在春秋时期庐山是楚国的领土，楚国较早出现了土地私有制，自农耕为主的人们生产的积极性大大的提高。

发展至两汉时期，铁器的使用和耕牛的推广，大规模修建的水利工程都极大的刺激了此地区的农业经济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初期北方战乱频发，庐山地处南方，遭受战乱影响较小。加之自春秋战国，两汉时期流传下来的农业基础，辅以清雅，优美的自然环境，自然会成为隐士的首选之地。

中国田园诗派创始人，陶渊明的著名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的“南山”就是指的庐山。古代固有的小农经济影响了隐士的生活心态。

小农经济指的是以家庭为单位，规模较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农业经济模式。部分出身寒门的隐士的主要生存手段就是“躬耕”。

陶渊明曾感慨“田家岂不苦”“四肢诚乃疲”可见隐逸生活的清苦和农业劳作的艰辛。

在这些艰苦岁月中支撑隐士们的信念，除了对于自由意志的追求之外，剩下的就是农业经济生活中孕育的安贫乐道的精神。

出于安贫，知足观念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隐士对于贫苦的生活是欣然主动接受的。

西晋隐士董京就曾发出“披发而行，逍遥隐游”的感慨，甚至在“时乞于市”的时候，也要做出“全帛佳棉不肯受”的傲气。

鲁褒也写《钱神论》讽刺西晋贵族的贪鄙之风，时刻保持“以贫素自立”的原则。

东晋的孟陋家族中祖辈和哥哥都是入仕高官，家境殷实，但是他却放弃优渥的生活环境选择“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娱”的生活方式。

可见对于清贫的隐士而言，需要时刻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不然即使做出隐居的打算，恐怕也难以坚持下去。

农业除了对隐士的居住地和生活产生影响之外，对于隐士的隐逸思想也产生了一部分影响。陶渊明作为东晋著名的隐逸诗人，归隐之前就曾发出“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藕耕”的感慨。

实际归隐期间，面对好友的到访也是“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陶渊明不仅描绘现实的隐居生活，还在农耕环境的影响下创造出了一个农业理想国，“桃花源”。

在其描述中，“有良田，美池，桑麻之属”在其中居住的人们全部都“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

可见流传数千年的农业经济传统，在这位诗人心中刻下了深深的痕迹，在他的理想国度中，人人怡然自得，远离痛苦，沉溺于农业劳作之中，使人心生向往。

魏晋南北朝隐士的多样化谋生方式

农耕并非魏晋南北朝隐士的唯一生存方式。除农耕之外的谋生方式往往和隐士自身素质，以及当时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环境密不可分。例如经商，隐居教授，修道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隐士，选择以聚徒教授为生活经济来源的也不在少数。只是这个时期的隐士所传授的内容并非以传统的儒家思想为主。

究其根本原因是魏晋南北朝的儒学思想因种种客观因素备受打击，各种其它派别的思想得到了发展，所以传授内容也多种多样。

十六国时期的张忠，他从不研习经典，劝化教学的方式也是以“至道虚无”为主，教学方法也是独树一帜，采用“其教以形不以言”的方式，弟子受业，往往“观行而退”。

同一时期的宋纖，“明究经纬”授业弟子人数多达三千人。南朝萧齐政权统治时期的杜京产，精通黄，老之学，“始宁东山开舍教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道教走向兴盛的重要时期，道教思想对于隐士的思想观念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道教宣扬不食五谷，修道成仙的理论则直接影响到隐士的生活方式。信仰道教的隐士，选择采集野草树叶为食，渴望以此强健身体，得以长寿。

刘宋时期的刘糾辞官之后，选择在一幽静之处隐居，常以采集山蓟和胡麻饱腹；萧齐的隐士宗测选择采集松子为食“量腹而进松术”。

梁武帝在位时期的邓郁，隐居于衡山极峻之岭，“断谷三十余载，唯以涧水服云母屑”，传说最后与青鸟同归仙去。

南朝时期的修道者徐则，在天台山隐居，不吃五谷以颐养性情，日常就以松涧水解渴，野果充饥。

也有不少隐士选择依靠家庭和他人资助维持隐居的生活。东晋时期的陶淡，祖父是太尉，侄子是陶渊明，家境殷实。

但是他一生淡泊名利，未曾入仕，十五六岁就开始绝食辟谷，潜心修道，若无强大的经济后盾，恐怕难以支撑。

晋宋之交时期的沈道虔，喜爱研究《老子》和《易经》，但是生活十分贫困，在遭遇饥荒年份的时候得到居住地县令的资助，并且专门为他修建了一所小型住宅。

虽然生活困难，但是他从不曾改变自己的节操，郡州府邀他做官十二次均被拒绝。

刘宋时期的朱百年，为母亲守孝期间，带着妻子一起隐居在稽南山，以砍柴伐竹为生。

将砍好的竹柴整齐的码放在路边，路过的行人就会将其拿走，明日复如此，时间久了，大家都知道这是朱百年用来卖的的竹子。

路人就会根据竹柴的数量，也将钱财放在路边，朱百年得空再将钱财取走。萧梁时期的沈顗也靠卖柴维持生计“素不治家产，......唯以樵财自资，怡怡然恒不改其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隐士，无论选择哪种生活方式，都多以清贫为主，甚至可以说是“回归原始生活”。

这代表了此时期隐士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于清贫，自然，简朴生活的向往以至于刻意追求清贫状态。

他们似乎认为只有贫穷才能体现出高洁的品质，甚至于即使有能力改善生活也不肯去做，像是十六国时期的公孙凤，则更加夸张，饭菜一定要放馊了才会吃，并且还十分享受。

其实隐士清贫苦寒的固化形象和历朝历代统治者的“赞扬”有一定的关系，他们希望隐于田野的士人，可以安守本分，不做非分之想，这样更加利于政权的稳固。

魏晋南北朝，清贫生活下，隐士的综合素质分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隐士多达一百多人，可以通过历史文献明确年龄的有五十人左右，其中超过六十岁的人就占比三分之二，甚至要高于同一时期官吏的平均死亡年龄。

关于隐士长寿的原因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隐士选择隐居的原因很多都是想要远离政治场上的是非斗争，因而他们很少因为自己的“官运”是否亨通而产生较大的情绪波动。

保持长久的心态平和自然有利于寿命的延长，像是沈道虔“年老，菜食，而琴书为乐，孜孜不倦”；公孙永，年近九十岁，依旧“欣然自得，操尚不亏”。

其次，这和隐士的生活方式有着一定的关系。他们生活在环境优美的大自然中，日常有一定的体力劳动，过着布衣蔬食的生活，即使在现如今看来也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南朝沈麟士，人称“织帘先生”，就经常“怀书而耕”，“行歌不缀”，年过八十，依旧耳聪目明。

最后一点是，很多隐士的养生意识非常强，他们善于防治疾病，延年益寿。

南朝时期的道教学者陶弘景，茅山修道，擅长辟谷引导之术，年过八十依旧像是壮年的样子。徐则也辟谷养性，即使到了隆冬时节也不需要穿棉衣，同样活了八十多岁。

除了身体素质较好外，隐士的文化素质也较高，隐士本就是知识阶层的士人，隐居之后，更加有时间醉心学术，所以他们渐渐发展成当时文化素质较高的一群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所有隐士中，兼通儒，释，道三家的就有近四十人，其余的人，或精通文学，音律，书画，或建筑雕刻等，可谓是人才济济。

刘宋时期的隐士宋炳他所写的《画山水序》，中论证的透视原理比意大利画家吕奈莱斯科早了一千年。

陶弘景隐居茅山期间传授上清经法，成为上清派茅山宗的创始人。

除此之外他还是著名的医学家，他所著《本草经集注》收录药物多达七百三十种，是中国本草医学发展史的里程碑式作品。

结语

隐士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政治上最痛苦，社会上最混乱的时代，却是精神上最自由，最解放的时代。

正是这样的外在环境促成了此时期数量众多的隐士群体。

曹魏时期的隐士多数为愤而归隐，发展至南北朝时期就成了为隐而隐，甚至产生了隐士家族，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他们在隐居期间的著作更是影响了中国文化数千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