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大妈怒斥火车辱国小伙更可怕的，是那些盲从的叫好者

“我就是不允许你说我们中国不行！”

今天，一条“男子火车上发表不当言论，大妈发怒掐其脖子怒斥”的视频火了。视频中，一名大妈在火车车厢里挺身而出，带着哭腔的直接将一名男子当场定性为“你就是其他国家的舔狗”，直言“不行你就滚出我们中国”，瞬间与男子完成了身份切割，直接将其排除在“我们中国”之外。

在“伤害中华民族感情”正式入法之前，这名男子在火车上从事大妈定性“侮辱全体中国人”行为是否违法尚不明确，但只因“听着别人的话不顺耳”就能上前呵斥乃至掐脖子这样的行为大概率是法律不容许的。毕竟，我们国家迄今为止尚未授予任何平民百姓就地执法的权限，反倒是曾因大范围的群众执法现象难以遏制还铸就了10年灾难。

其实，对于大妈怒斥辱国小伙这样的现象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在一个U型锁遍地的社会中，就像不少网友在视频评论下指出的那样，这个车厢里的人太文明了，怎么就没有人上去揍这个小伙？在我看来，可能这并非是他们太文明，只是社会尚未失序，即便是站在道德高地上的U型锁也知道，砸碎同胞颅骨的代价也只能自己承受，没人会因为爱国就对他逆转的人生负责。

说实话，社会中出现几个U型锁和恨国者都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些网络上的盲从叫好者，甚至他们连这个被定性为“发表不当言论”的小伙到底说了什么都不知道，估计他们也不想知道，真要把小伙的话原生再现一边恐怕都过不了平台审核，但这并妨碍他们给大妈的锁喉叫好，也不影响他们为大妈的一句“不允许说我们中国”展现的骨气而自豪，而这可能才是最可怕之处，这意味着社会已经进入了“只看立场不问是非”的阶段。

当法学界的公众人物站出来反对《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纳入“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模糊条款，盲从者看到的不是法学专家对公民权利和依法治国的维护，而是指责反对修法的群体“到底在怕什么”，在他们看来，只要自己不穿不佩戴有损和伤害衣服就行了，殊不知模糊的法条一旦修订，到时候掌握着法条释义主动性的早就不是他们，他们期间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口袋罪的受害者。

按照这些人的逻辑，说中国不行不好就不行，那么，恐怕被冠以辱国的就不是那个车厢的小伙子了，而是那些庙堂之人，医疗、养老、住房、教育、收入分配、食品安全问题频繁被他们强调还有不足，直言6亿普通人收入不足千元，妄言国家永远处于发展中阶段。

在国门初开之际，那位后来“在南中国海边画下一个圈”的老人在访问日本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仪式时曾对媒体说，“首先承认我们的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善于学习……长的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这是不行的。”

幽默的言论背后，透露的可能正是“中国重新崛起的希望所在”，而时下，我们缺少的恰恰正是这种坦荡和真诚，以及海纳百川的胸怀。

说的直白一点，容不下外人和自己人说国家不行，背后折射的是对爱国标准的认知，常识来说，指出问题和不足，说真话说实话，针砭时弊，才是爱国，但随着社会演进，对爱国的认识不是向前而是向后，社会展现的不是对批评和反对声音的宽容，而是零容忍，在一个言论受到明确保护的国度，因“发表不当言论”受到处分的人三天两头见诸公众平台，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悲哀。

对于爱国，资深学者、翻译家资中筠曾说，讲到国家，中国人最讲爱国主义，我不喜欢主义两个字，我喜欢爱国，我觉得我非常爱国，但是一加上主义呢，就有一种强制和功利性。

在她看来，对国家的认知存在三个层次，第一是故土，第二是民族，第三是政权。“那我们爱国家爱什么，我想我们真正的自然的爱是爱故乡爱故国，走到天涯海角也忘不了我曾经生长的这个祖国。第二是爱民族，因为我们寄灵在这个民族的文化里头，尽管我是学外国文学的，学了很多外国字的，但是无论如何，我能调动的根是中国的文化，我想到的成语，我想到的喜怒哀乐的表达方式，无论如何我是中国人，我不会变成外国人， 我外文学得再好我不会变成外国人，这是一个民族的概念。讲到第三个层次的国家，那就很不一样了，你可以不爱它，你也可以恨它，你也可以爱它。”

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群体连正视自己问题的勇气都没有了，连接纳不同声音的胸怀都失去了，连一句不好都容不下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站在了危险的边缘？

至少，一个遍地群众道德警察的社会，肯定不是我们所期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