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已逐渐成为影响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促使新就业形态不断涌现,就业矛盾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
       在劳动收入维度上,数字基础设施和互联网使用对收入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
       在工作时间维度上,数字基础设施和互联网使用与工作时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有利于缩减工作时间;在工作稳定性维度上,劳动者工作稳定性的提升,与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互联网普及程度不同步。


       一、互联网
       在社会保障维度上,数字基础设施与社会保障呈负相关关系。
       但是,随着互联网使用普及程度提高,劳动者受到的社会保障程度在不断完善。进一步根据教育、年龄、户口、婚姻和性别等人口学变量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劳动收入维度上,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使用对低学历、50岁及以上和农业户口等人群具有更强的收入效应。
       在工作时间维度上,互联网使用对减少高学历、男性、非农业户口和不再婚等人群工作时间的促进作用更突出。
       在工作稳定性维度上,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使用的负效应更集中在低学历人群和不婚人群。
       在社会保障维度上,无论是从医疗保险还是养老保险的参与情况来看,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使用与低学历、女性和不再婚等人群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呈现出更强的负相关性。


       相比农业户口,数字基础设施和互联网使用对非农业户口的社会保障程度的影响呈现向好趋势发展。
       现代经济学中,技能和能力的概念没有严格区分,对技能的分类大致可概括为认知技能、非认知技能和职业技能,并强调技能的重要性,认为技能尤其是非认知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明确指出技能是劳动力就业能力的根本。
       二、人力资本理论
       总体来说,新人力资本理论在肯定教育重要性的基础上,更注重能力对个人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人力资本理论为研究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使用对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劳动者通过教育、培训等途径获得的能力和经验,与劳动者个体的劳动生产率紧密相关,直接影响劳动者的工资收入。


       劳动生产率是指单位时间内劳动者生产某种产品的数量,单位时间内劳动者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劳动生产率越高。
       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越高,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的工资收入就越高。劳动生产率也可表示为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劳动生产率越好。
       从这个意义上说来,人力资本积累与工作时间有关。
       靠后天习得的技能,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外显指标,是就业能力的核心体现,不仅体现劳动者获得就业机会的竞争性,还体现劳动者持续工作的稳定性。因此,人力资本积累与工作稳定性有关。


       此外,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水平越高,在劳资关系中的议价能力就越突出,受到的劳动保护程度也更高。
       劳动力迁移理论认为,人口迁移行为的发生受到迁出地因素、迁入地因素、中间阻碍因素、个体及家庭因素和产业结构因素的综合影响。
       在影响劳动力迁移的众多因素中,不同部门、不同地域和不同行业的工资率水平差异,发挥着核心调节器的作用,是驱使人口发生迁移行为的根本原因。
       人们预期城市的工资水平以及找到工作的机会高于农村地区,为了改善生活条件,实现家庭收入的最大化,农业部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劳动边际生产力和工资率均较高的现代工业部门转移。


       三、劳动力迁移
       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土地和资本要素有限的条件下,多投入一个单位劳动力几乎没有提高产出,导致边际生产力和工资率都很低。
       与此同时,现代增长部门的技术和管理水平高且生产规模大,因此,劳动力边际生产力和工资率均高于农业部门,现代增长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存在的工资水平差异,促使劳动力在可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迁移。
       当现代增长部门的工资率水平始终处于高于农业部门的工资率水平时,则可以不断吸引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发生迁移。
       然而,当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出现短缺时,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效率就会提高,相应地农村劳动者的收入也会增加。


       “新迁移经济学是基于四个基本前提而产生的:一是迁移决策,不是迁移者的个体行为,而是更多相互依赖的个人组成的一个更大的单位,比如家族或家庭的集体行为。
       二是迁移的主要目标,不单单是预期收入最大化,也是寻求家庭风险最小化。
       1.城乡差异
       尤其是对农村劳动力来说,城乡之间的工资水平差异是主要原因,但是,也有其他影响家庭农业收入稳定性的因素,比如造成农业减产等自然界的不可抗力因素,也会引起农村劳动力迁移。


       三是大规模的迁移现象,在市场体系和金融制度健全的国家和地区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尤其是发达国家,拥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相对发达的信贷市场,家庭风险往往受到保险公司和政府项目的保障,家庭获得投资资金的可能性较多。
       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保险市场不成熟,且信贷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刺激家庭将劳动力分散配置到不同的市场,以减少风险。
       2.迁移决策
       四是社会环境也会影响家庭的迁移决策。
       个体做出迁移决策,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其家庭的绝对收入,也是为了提高相对于其他家庭的收入,从而缓解在某一参照系内的相对贫困感。


       劳动力迁移理论对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数字技术进步推动数字经济繁荣。
       数字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地区,呈现出较高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加之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其收入水平,从而激发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弱地区的劳动力,向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流动。
       3.产业结构升级
       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第二、第三产业的生产效率显著提升,吸引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
       其中,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第二产业,加速劳动力流向第三产业,产业结构的升级进一步推动就业结构的升级。此外,根据新迁移经济学,劳动者在做出迁移决策时,不再是只考虑个体预期收入变化,而是一种家庭决策的结果。


       在家庭成员中,女性往往承担更多处理家务和照料孩子的责任,当家庭收入不稳定时,往往是男性外出寻求工作机会。
       因此,个体的迁移行为,会受到婚姻状况和性别的影响而存在差异。
       四、数字基础设施
       劳动力市场分割是指由于受到制度的限制,劳动者无法在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之间流动,阻碍了劳动力市场的统一和均衡工资的形成,引起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之间的工资差距。
       从本质上说,数字基础设施体现技术进步。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据收集、交换、存储、处理和传播的先决条件,包括互联网技术、手机和所有其他围绕数据的数字工具。伴随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迭代和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与升级,数字基础设施不断演化形成新型基础设施。


       一般来说,数字基础设施是以信息网络为基础,依托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围绕数据的收集、储存、处理、计算、传输、应用和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的一系列新型基础设施。
       数字基础设施包括两类,一是信息基础设施,二是融合基础设施。
       技术变革通过引发产业内部生产方式的变革,进一步促进整个社会产品需求的增加。
       技术变革通过改变社会生产方式带动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在工业时代,科学技术的产业化过程,是物化劳动不断替代人类劳动的过程,通过增加物化劳动降低企业内部劳动者的工作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实现产业内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同步增长。


       结语
       数字技术的易用性和外溢性降低生产者的产业准入门槛、提高产业内劳动生产率和扩大产业规模。
       数字技术的通用性实现模块化生产,促进生产过程的灵活性和产品的多元化。
       数字技术的广泛性使得组织方式由纵向一体化向网络化、协同化和生态化转变,加速了创新主体的多元发展并提高了生产过程和市场需求的异质性。
       数字技术的渗透性加快了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和规模扩大,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的应用范围扩大,进一步提升了生产过程的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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