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变通很重要！看看曾国藩是怎么跟清政府‘周旋’的？

曾国藩像 大文豪萧伯纳说过，明智的人使自己适应世界，而不明智的人坚持要世界适应自己。 从某种意义上讲，变通，就是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曾国藩就是一位善于变通，而又不失自己原则的人。 曾国藩大家都知道吧？是晚清最有实力的大臣！他一方面靠自己的忠心，消除了朝廷对自己的顾虑，使朝廷敢于向自己放权。另一方，他尽可能的扩大自己的权势，即使朝廷有些不满意，也不敢拿他怎么样。可是那个年代，毕竟是满族贵族的天下，皇室为了防止曾国藩离心离德，在重用曾国藩、胡林翼等汉人的同时，还安插了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贵族钳制他们。 对此，曾国藩当然心知肚明啦。于是他为了消除朝廷的疑忌，太平天国杠杠被镇压下去，他就开始下令将湘军大幅度裁撤。

曾国藩的湘军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正当曾国藩分批次的裁撤湘军之际，僧格林沁及其部队在湖北被太平军牵着鼻子走，接连损兵折将。朝廷一看，这不行啊！还得靠曾国藩，于是命令曾国藩增援湖北。 朝廷的这次调遣，其实对湘军十分不利，所以曾国藩的态度也比较消极，内心十分不爽。 原因有二： 其一，攻陷天京（南京）以后，清廷的态度咄咄逼人，大有卸磨杀驴的意思，曾国藩不得不避开锋芒，自剪羽翼，以此打消清廷的疑虑，所以他心里肯定是不乐意啊，一肚子的愁怨。 其二，僧格林沁这个人也非常讨厌！他骄横刚愎，有勇无谋，还一直看不起湘军。自认为是皇亲国戚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吊样。

僧格林沁像 不过曾国藩毕竟是忠臣良将，不可能违背朝廷的命令啊，于是采取了拖延之法。 他也十分清楚啊，僧格林沁现在带领大军对太平军穷追不舍，就他那两下子，失败是注定的，早晚的事儿。所以曾国藩按兵不动，静坐江宁，观其成败。 果不其然，高楼寨（东高庄集）一战，僧格林沁中了埋伏，全军覆没。而这位皇亲国戚，也不知道被哪个无名小卒给宰了。这一下太平军声势更加浩大了！清廷也急的不行了，又一次催请曾国藩，命他督办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军务，三省八旗、绿营、地方文武官员等都归曾国藩节制。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为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淮军筹办粮饷。 这本是曾国藩意料之中的事，当他再次接到朝廷的命令，却是十分惆怅的。因为在这瞬息万变的官场中，他预料不到此行的吉凶祸福。所以，他还是采用拖延之法。 当曾国藩接到“赴山东剿捻”的旨令时，他明白朝廷的着眼点是在于解决燃眉之急，确保京津安全。但这只是清廷一厢情愿，因为此时的曾国藩所面临的出征困难很大。湘军经过裁减后，要北上围剿起义军就不得不仰仗淮军。他心里清楚，淮军都是出自李鸿章门下，要想像指挥湘军一样如臂指使，恐怕很难啊！另外，这匆忙之间也难以将大队人马集结起来，毕竟军饷供应的也没有这么快。

曾国藩做事向来能未雨绸缪，对于清廷只顾解燃眉之急的做法，实在难以从命。况且，清廷处处防范自己，如果继续带兵出征，不知还要惹出多少麻烦。因此，他向朝廷推辞缓行。 尽管他向朝廷一一陈述了不能迅速出兵的原因，但又无法忽视起义军的步步北进而不顾。正在左右为难之际，李鸿章派潘鼎新率鼎军十营包括开花炮一营从海上开赴天津，然后转道赶赴景州、德州，堵住了起义军的北上之路，以护卫京师，给曾国藩的准备和出征创造了条件。 这样，经过前后二十几天的拖延后，曾国藩才在六月十八日登船启行，北上围剿起义军。 通过拖延的办法，曾国藩赢得了应付事态的时机，也避免了与朝廷的直接冲突，能够在骑虎难下，进退两难之际，促使或者等待事态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千难万难之间做到了游刃有余。 在我们人生的路上，当自己的主张与别人产生分歧时，就应该适时变通，兼顾灵活性和原则性。把自己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在办好自己事情的同时，更兼顾处理好别人的关系。 关系融洽了，才能事事顺心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