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与欧盟国家的双边能源贸易严重受损，世界能源供应紧张，带动原油/天然气能源价格一度快速上涨，美国对欧盟能源出口份额跃升，驱动全球能源供应“美升俄降”趋势形成。危机已持续两年有余，国际社会中俄乌停战的呼声越来越高。不过我们预计即使俄乌停战，俄欧间原油/天然气贸易额难以恢复至前危机水平，欧洲或仍将在短期内支付高昂的“安全溢价”，欧洲仍将依赖美国的原油和天然气。

2024年为美国大选年，特朗普支持传统能源，若当选或将放宽对油气开采的监管并鼓励油气的生产和出口；哈里斯偏向清洁能源，但乌克兰危机后出于美国能源安全诉求，民主党清洁和传统能源发展并重。无论特朗普抑或是哈里斯当选，预计都将维持支持美国传统能源生产，美国原油、天然气总产量以及出口量或将继续增加。

在能源政策上，特朗普支持传统能源，而乌克兰危机后，民主党也已是新旧能源并重，大力发展新能源的同时也加大了对传统能源的支持。在美国大选两党角力之际，近几个月国际上对于俄乌停战的呼声也一直存在。本文我们将讨论俄乌局势和美国大选对全球能源格局的影响。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全球能源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原油方面来看，2022至2024上半年全球原油产量总体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但从结构来看，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原油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比例从2022Q1的11.64%下降至2023Q4的10.62%。相较而言，美国原油供应的重要性持续上升，美原油产量占比从2022Q1的19.2%上升至2023Q4的21.44%。从出口量数据来看，美国原油和石油产品总出口量从2022Q1的771.1万桶/天增长到2024Q1的1058.8万桶/天，累计涨幅37.3%；美原油出口量（不含石油产品）增长更迅速，从2022Q1的281.5万桶/天增长到2024Q1的424.5万桶/天，累计涨幅达50.79%，而同一时期美国原油进口量基本持平，石油产品进口量小幅下滑，体现乌克兰危机后国际原油贸易中“美升俄降”的趋势。

美国原油出口结构在乌克兰危机后向欧盟倾斜：2021年仅有14%的美国原油出口份额目的地为欧盟地区，2024年前五个月，约21%的美国原油出口份额目的地为欧盟，对欧盟出口份额三年累计增长超过50%；美国原油对新兴经济体（包括印度、巴西、智利、墨西哥）出口相对份额则在2021至2024年初逐步减少。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公布的数据，美国出口至西班牙、德国、荷兰的原油及石油产品总量，2022Q1至2024Q1的增幅分别为67.71%、57.45%以及131.90%，表明美国对欧盟国家出口的增加可能是导致“美升俄降”趋势的关键因素。此外，欧盟也加大了从OPEC进口原油的比例，从2021年233.4万桶/天提升至320.2万桶/天，进口占比从21%提升至27%，说明欧盟寻求能源来源多元化。

2022年以来俄罗斯原油出口总量基本稳定，出口目的地出现了显著东移。乌拉尔原油（Urals）以及ESPO原油是俄罗斯海运出口量最大的两个油种。乌克兰危机之前，2021年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向欧盟出口占其乌拉尔原油出口总量的85%，这一比例2023年降至6%，2024年至今更是进一步降至0。相对应的，印度自俄罗斯进口的乌拉尔原油进口占比从2021年的2%上升至2023年的67%，2024年至今这一占比升至69%。ESPO在乌克兰危机前后，主要目的地都是中国，占据80%以上的绝对权重，量级变化不大。不过俄罗斯通过Druzhba管道向欧洲输送的原油量在2023年出现骤降，由乌克兰危机前的80万桶/天降至约30万桶/天（截至2024年2月的数据），对应着2023年俄罗斯自愿加深减产的50万桶/天。从OECD（经合组织）欧洲国家进口端来看，俄罗斯进口的原油量占经合组织欧洲国家总需求量的比例从2022年第二季度的23.3%快速下降至2023年第三季度的6.3%，欧洲对俄原油依赖度降至历史低点，欧盟核心国家针对能源供应链的“去风险化”措施是对俄原油依赖度下降的根本原因。

天然气方面来看，乌克兰危机前后，全球天然气生产和消费总量保持稳定增长；但从结构看，2022至2023年，在其他主要生产国市场份额稳定的情况下，美国天然气开采量稳步上升，而俄罗斯天然气开采量以及全球市场份额有所下降，说明天然气供应格局也存在“美升俄降”的趋势。

俄罗斯产天然气的出口最主要通过管道运输，乌克兰危机之前，俄罗斯天然气是欧盟经济体最大能源来源。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盟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降低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度，但由于俄罗斯产天然气的替代品（如美国产液化天然气）成本高昂且相关运输措施仍不完善，因此在危机爆发后的2022年第二季度仍从俄罗斯进口了大量天然气。随后北溪及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输气量锐减，从2022年5月份5006百万标准立方米减少至22年8月份953百万标准立方米，至2022年9月26日北溪管道遭到人为爆破后彻底损毁，本条俄罗斯至德国最为重要的天然气管道彻底停用；其他俄罗斯对欧盟重要管道，如通向芬兰的Imatra以及通向拉脱维亚的Varska也都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后陷入停用状态，仅有通向偏中立国家土耳其的Kiyikoy以及Samsun两条通道输气量变化较小，说明俄管道天然气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对欧盟出口受阻。通过土耳其溪（TurkStream）输送的俄罗斯天然气持续流向希腊、西巴尔干半岛和匈牙利，已经成为俄罗斯对欧洲天然气出口的所剩不多的渠道。

相较之下，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天然气产量和出口量均出现提升。2022Q1至2024Q1，美国天然气开采量增长8.69%，出口量增长10.52%。其中，以“欧盟27国+英国”为目的地的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份额从2021年28%，跃升到2023年的62%，增幅超过100%；在此期间，美国对中国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如智利、巴西）LNG出口量快速下降。具体来看，美国液化天然气对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出口有所增加，而荷兰、德国等传统上更依赖俄罗斯能源的欧盟国家也在2023年起大幅增加美产液化天然气的进口量，表明欧盟国家正在用美产液化天然气替代俄产管道天然气，驱动“美升俄降”能源格局的形成。

乌克兰危机已爆发两年有余，冲突加剧了欧洲能源供给的不确定性，迫使欧盟寻求能源来源多元化，包括加强与OPEC产油国的合作以及从美国进口能源等方式。巨大的供给端冲击不仅造成全球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和价格中枢维持高位，欧盟也不得不为“能源安全”付出高昂的“安全溢价”以及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2022年欧盟区域内物价飞涨，尤其是高度依赖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德国、意大利国家深受本次能源供给冲击的影响。能源危机、地缘冲突对于欧盟工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虽然2023年后欧盟通胀同比出现回落，但并没有阻止工业巨头关停德国工厂的步伐。2023年2月巴斯夫在德国路德维希港基地推出一系列降本的具体措施，包括削减己二酸产能等。2024年8月29日，巴斯夫宣布将停止其位于德国路德维希港的生产基地的己二酸、环十二酮（cyclododecanone ，CDon）和环戊酮（cyclopentanone，CPon）的生产。2024年9月2日，德国汽车巨头-大众汽车发布预警，称在面对“极度严峻”的市场形势时，大众汽车将无法避免做出关闭德国两处工厂的决定，这都表明欧盟经济火车头——德国的制造业正在一步步失去竞争力。

此前特朗普支持率较高时，市场曾对于乌克兰危机在2025年结束一度有很高期待。当前这一期待有所降温，不过国际上对于俄乌停战的呼声仍高，故而仍需考虑未来美国大选后，一旦乌克兰危机结束，全球能源格局将如何变动，以及欧盟是否会尝试恢复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贸易？

本次乌克兰危机进一步瓦解了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信任”关系。即使乌克兰危机得以缓和，我们认为欧盟国家也缺乏恢复俄-欧之间能源贸易的动力。原因如下：

1）乌克兰危机使得欧盟各国的“能源自主”意识高涨，对“能源安全”的重视将推高欧盟对能源“安全溢价”的支付意愿，即使俄罗斯天然气对其他出产国有成本优势，但在东欧地缘政治对立仍然严峻、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仍未修复的前景下，欧盟当局对扩大源自俄罗斯的能源供应预计将保持谨慎态度。

2）包括“北溪”(Nord Stream)以及“北溪2号”在内的俄-欧间重要天然气输气管道已被炸毁，经由乌克兰的输气管道也早已停用，现有运输设施已不支持俄-欧在乌克兰危机缓和后将双边贸易总量提升至危机前时代的水平。即使欧盟有决心在俄乌停战后修复或建设新的能源输送管道，域外的利益攸关者——在本次冲突中大量增加能源出口的美国——也将假以“安全”之名，利用“长臂管辖”法律对参与修复或建设输气管道的实体施加制裁。参考最新案例，2019年12月20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对参与“北溪-2”项目的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的法案条款，要求负责管线铺设的公司立即停止项目建设，并对为该项目提供认证、保险和港口设施的所有公司实施制裁。美国的制裁导致瑞士海上施工企业Allseas退出了“北溪-2”项目，使得该项目的施工被迫暂停约一年。可以预见，出于地缘政治因素以及对本国能源出口的考量，美国在乌克兰危机结束后仍将阻挠俄欧间能源贸易的恢复。

3）虽然俄罗斯原先对欧盟的原油出口多数通过海运，并不受管道设施的影响。但当前俄全球原油贸易流已经重塑，加之东欧地缘政治对立仍然严峻、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仍未修复，即使乌克兰危机结束，俄罗斯与欧盟的原油贸易流短期也难恢复至危机前水平。根据欧盟官方估计，乐观估计下，后危机时代俄罗斯将最多能够维持2022年初与欧洲能源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一

在可预见的将来，欧洲各国或仍将十分依赖美国出口的原油以及天然气，且在美国能源产量仍保持稳健增长背景下，美国自身也有不断提高对外能源出口总量的诉求。本轮乌克兰危机在全球能源格局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全球能源供给“美升俄降”的趋势将持续。不过，欧盟在本轮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也更加注重能源供应来源的“多元化”，尽量分散风险，欧盟也将继续加深与OPEC国家的能源、经济、政治乃至安全合作，增加能源供给的同时尽可能减少供应链风险。但无论如何，在失去廉价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欧盟地区，欧盟将被迫长期支付“安全溢价”。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西方能源市场与俄罗斯能源供应渐行渐远，俄罗斯能源或许将不再参与到西方能源市场的定价中。相反，新兴经济体通过与俄罗斯良好的政治关系，可能能够持续以较低价格拿到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因此各国与能源生产大国的关系、以及各国愿意支付的“安全溢价”，或将使得全世界不同市场中的能源价格进一步分化。

除了乌克兰危机，即将举行的美国大选也将影响全球能源格局。2024年美国大选俨然临近，全球能源市场高度关注大选后的能源政策走向。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参选人已锁定，分别为特朗普和哈里斯。在本节中，我们将剖析特朗普和哈里斯各自的能源政策立场，并探讨2024年大选对美国传统能源行业的影响。

2017年，特朗普的上台伴随着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崛起，在美国国内掀起了“美国优先”的热潮。特朗普的能源战略原则是支持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在内的化石燃料产业，减少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通过增加能源供给来降低关税和减税带来的通胀压力，这与民主党前总统奥巴马和现任总统拜登支持清洁能源的政策立场有所不同。若特朗普于2024年成功竞选为美国第47任总统，美国能源政策或将利好其传统能源行业。

回顾特朗普上一任期内的能源相关政策，可以发现特朗普明显支持传统能源行业，推翻了前任民主党总统奥巴马的部分清洁能源政策。具体来看，特朗普当局主要采取的手段有：1）放宽对传统能源行业的碳排放监管，并允许传统行业降低环境与生态保护标准，如在北极生态保护区进行原油勘探和开采等；2）以行政手段推动美国国内传统能源开采、加工、储存和运输设施的投资建设，加强原油管道建设和液化天然气生产与加注设施建设等等；3）运用财政手段，以优惠的税收和政府补贴政策激励传统能源行业发展；4）以“美国优先”为准绳展开“重商主义”式外交，积极推动美国传统能源出口至亚洲和欧洲，以天然气为“战略工具”与其他能源大国（如俄罗斯）进行地缘政治竞争，最大化美国政治经济收益。

若特朗普赢得2024年美国大选，他最有可能延续之前所采取的能源政策立场：

1）退出《巴黎协定》：在2024年6月28日与拜登的电视辩论中，他继续将《巴黎协定》描述为“对美国的敲诈”和“一场灾难”，表明他或将再次退出《巴黎协定》。

2）撤销拜登任期内实施的环保激励政策：特朗普在今年7月18日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表示，如果他在2025年再次当选总统，他将在上任第一天终止拜登的“电动汽车指令”。

3）放松对传统能源行业的监管：在竞选活动中以及公开发布的宣言

随着美国现任总统拜登于2024年7月21日宣布退出总统大选，现任副总统哈里斯成为民主党总统的热门候选人，并在8月5日正式锁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作为副总统，哈里斯与现任总统拜登紧密合作，在其任上早期推翻了特朗普任期内的一些决策，并通过多项利好清洁能源行业的法案。具体来看，拜登-哈里斯当局采取的能源政策包括：1）支持应对气候变化并推进清洁能源转型，采用减免税收等激励方式鼓励清洁行业发展；2）加强对传统能源行业的监管，初期停止发放新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许可，乌克兰危机后放宽对新建设油井/天然气井的监管；3）运用财政手段和政府投资，加大对清洁能源转型和可持续能源科技研发的支持力度。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民主党总体上采取支持清洁能源的立场，但受制于国内国际形势，拜登-哈里斯当局能源政策与特朗普当局的能源政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趋同”，美国的原油、天然气的总开采量和出口量在拜登任内都创下历史新高。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全球能源供应紧张，原油、天然气价格飞涨，拜登-哈里斯当局迅速缓和对传统能源的“严管”立场，鼓励美产原油/天然气的生产和出口，放宽对新建设油井/天然气井的监管。拜登当局期望以上措施能够增加能源供应，稳定全球能源市场并对抗俄罗斯，乌克兰危机带来的全球能源供给冲击使得拜登当局下调了清洁能源转型的优先级。

哈里斯在副总统任期内，曾一度明确表态支持激进的气候政策，积极推进相关法案的通过；此外，她还曾在2019年参与参议院竞选时，明确支持禁止任何新油气基础设施的建设。

不过目前来看，在哈里斯确定为本轮总统竞选的民主党候选人后，她在能源议题上的立场总体温和：1）避免提及激进政策：在公开演讲2）不再反对“水力压裂”：在9月10日的总统辩论3）优先延续现有政策：根据路透社

从竞选动态来看，哈里斯对中间选民的争取是她采取温和能源转型立场的原因：哈里斯和特朗普目前在摇摆州

不同的政策立场对能源市场实际格局的影响差异几何？我们认为，乌克兰危机后，民主党在传统能源上的立场与共和党有所趋同，受制于国内国际层面的政治经济因素，无论特朗普抑或是哈里斯上台，在短期内都不能迅速改变美国内部的能源供应格局。

回顾历史来看，在过去四轮美国总统任期内，无论是由民主党总统或者共和党总统主政，原油与天然气开采量都在稳步上升。相对而言，民主党总统奥巴马、拜登任期内油气产量增速低于共和党总统特朗普，但总的增产趋势不受两党选情左右。

若特朗普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偏向传统能源的政策可能仍将支持美国石化（包括原油、天然气）增产。并且通过增加能源供给压低油价本也是特朗普对冲其全面关税和减税政策带来的通胀压力的重要手段。

特朗普所支持的外交政策也将对国际原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中东方面，特朗普对伊朗呈现极端敌对的态度东欧方面，特朗普此前曾多次表示，如果他再次当选美国总统，打算在“一天内结束乌克兰危机”

如果哈里斯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当局的能源政策应更加注重清洁能源的发展，但对清洁能源的支持力度以及对传统能源的监管力度取决于外部环境。地缘政治持续紧张的情景下，海外油气需求或将持续居于高位，且美国存在与其他能源大国（尤其是俄罗斯）竞争的地缘政治需求的情况下，哈里斯可能会维持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的温和能源政策，美产天然气继续增产和出口。同时纵使在乌克兰危机缓解情景下，掣肘于国内政治和国际形势，哈里斯可能也较难推行激进的气候政策。目前能源开采的监管主要在州一级，联邦政府对散布在各州内部的油田/天然气田没有直接监管的权力。2024年后的国际形势（尤其是地缘政治格局）以及美国国内经济状况将会影响哈里斯当局的清洁能源政策优先级，对传统能源行业保持温和态度以捍卫美国能源安全或是重要考虑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