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持续“疯癫”的背后，是一个已然成形的庞大的产业。
记者在横店华夏文化园见到熊涛时，正逢他执导的新戏开机。
熊涛告诉记者，这是一部女频、古装、虐恋，同时又“带点禁忌之爱元素”的竖屏短剧——这似乎是当下短剧行业内特有的一种表达方式：在谈及某部具体的剧时，人们甚少提及片名，而是更习惯通过罗列关键词来进行描述。
如果一切顺利，这部短剧将在一周后杀青，并在一个月后上线。在上线后两三天，熊涛的新作是成为“爆款”还是彻底“扑街”便会得出结论。不过，无论最终结局是“爆”还是“扑”，这部被快速生产出来的短剧都会被快速消费，并且大概率会快速消失在互联网的信息洪流中。
记者采访熊涛当天，华夏文化园内有5个短剧剧组在同时进行摄制。放眼整个横店，每日开机的短剧剧组数量虽无官方口径，但是行业内公认的数字是“大几十个”。另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国内短剧产量就已超万部，总播放量突破千亿次。
置身如此大的背景下，某一部短剧的片名的确很难被记住。甚至可以说，没有被记住的必要。哪怕身为导演，熊涛一时也说不清自己今年执导了几部短剧：“每个月都在拍，今年已经拍了十几部了。”
2023年井喷式爆发的互联网竖屏短剧，今年继续狂飙突进，全年市场规模预计将突破500亿元，至2027年或将达千亿元大关。与此同时，短剧夸张无稽的剧情和粗劣浮夸的表演始终备受大众诟病，时常成为互联网“群嘲”的对象。
一边是惊人的数据，一边是尖刻的吐槽。两相结合，最终构成了冲上社交媒体热搜的词条：国产短剧已经疯了。然而，持续“疯癫”的背后，是一个已然成形的庞大的产业。身在其中的人们，在庆幸于分得一杯羹的同时，也有着各自的思考。
成本与“影感”
熊涛的新戏预算在60万元左右，是两年前他接手第一部短剧时预算的4倍。回忆起当时的事情，熊涛不禁苦笑：“一开始给的预算是10万元。我以前是拍横屏剧的，这个数字我实在没办法接受。好说歹说，最后增加到了15万元。”
制作成本的大幅提升，无疑是短剧行业最直观、最明显的变化。成立于2022年的东阳德玉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是横店一家短剧承制方。作为当地最早一批涉足短剧赛道的企业，公司负责人屠光浩还见过更离谱的数字。他记得，竖屏短剧在横店发端之初，5万元—6万元就能拍出一部剧。
“现在的‘起步价’基本都在45万元左右，偶尔也有百万元级的大项目，但是凤毛麟角。”屠光浩认为，目前来看，40万元—50万元是短剧行业内相对合理的成本区间。
成本的抬升是全方位的，首先是人员成本。熊涛眼下的这部新戏，剧组总计40余人。而在一年前，在横店开机的短剧剧组一般不过十余人。用行内人的话说，“三四辆面包车搞定一切”。与此同时，演员和工作人员的薪资也有了明显增长。熊涛表示，且不论主要演员的片酬，场务、灯光等基础岗位的日均工资较去年也都增加了至少百元：“经历了这几年的高速发展，短剧演员和班底的水平也有了相应提升。人员成本的上升可以说是物有所值。”
按照熊涛的理解，短剧成本的整体提升是个水涨船高的过程：“影视行业就是这样，某一个地方的成本上去了，其他地方也自然会跟上。有了好演员，就要有好的服化道；有了好的摄影器材，就要有好的灯光和置景。以前打灯用电池，现在就要上发电车。如果出外景，还得带上移动厕所。方方面面都提一点，总成本自然也就上去了。”
熊涛新戏的取景地横店华夏文化园本是当地的一处旅游景区，2010年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去年起，华夏文化园面向短剧剧组开放取景。根据华夏文化园负责人袁满的观察，今年以来入驻剧组的阵仗明显变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园区里如今时常有大型吊车进场，有时吊起的是拍特技场面用的威亚，有时则是剧组昼戏夜拍时用来打光的大型“飞碟灯”。
“去年可没有这种场面。”袁满说。
成本上去了，“影感”也跟着上去了。在屠光浩看来，这或许才是短剧在这短短一两年中发生的最大变化。所谓的“影感”，是一个难以具体言说，却又能让观众切实捕捉到的微妙概念。它可能体现在影片的布光和调色上，也可能存在于摄像师的一次调度或是演员的一句台词中。甚至只是一件道具或是一件服装，也能让观众有所感知。
屠光浩这样总结：“简单来说，就是现在短剧的质感更接近传统影视剧，而不是互联网短视频了。现在回过头去看前两年的短剧，就能明显感到差别。换一种更粗暴点的说法，就是现在的短剧看上去没有那么low了。”
硬件上真金白银的成本投入换来的“影感”提升理所当然，同时也最易实现。然而，“影感”的提升并不足以改变舆论场上对于短剧“疯癫”的印象。
“辣条”流水线
制片人阿德把短剧比作辣条：“你说辣条不健康、没营养，这些道理我全懂。但是这并不妨碍我继续选择把辣条往嘴巴里塞，因为我想要的就是辣条入口时，那一瞬间的刺激与爽感。”
即便在生产流程中高度依托既有影视工业体系，短剧这一文娱视听领域的“新物种”与传统影视剧之间的本质区别，正越来越被普遍感知。相比传统影视剧，短剧并不仅仅是把屏幕由横转竖，其创作逻辑和表现形式亦大相径庭。身在短剧行业内的人们，也逐渐接受了这种区别。随之而来的，是心态上的变化。
面对记者，阿德试图用辣条的比喻来为短剧的“疯癫”辩护：“既然要刺激，没点‘科技与狠活’能行吗？放在短剧上，那些在外人看来像失心疯一样的剧本和表演就是‘科技与狠活’。所以，某种意义上短剧的确不需要人物塑造，不需要剧情铺垫，而是要尽可能地‘直给’，持续地为观众提供‘爽点’。”
作为导演，熊涛的表达则相对委婉些。以那部预算15万元的短剧为起点，最近这两年熊涛一直都在拍短剧。如今，他将短剧视作一种“商品”，而不是自己的“作品”。既然要摆上货架、供人消费，那么让消费者满意便是第一要务：“起初的确不适应，但是这两年我自己的心态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我在戏里基本不去考虑自己的个人表达，而是尽可能多地考虑如何服务好观众。”
国内影视工业的强大产能，让短剧得以真的像食品工厂里的辣条一样，在流水线上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作为承制方，屠光浩的德玉影视月均出产12部短剧，较去年翻了一番。在各类影视行业资源俯拾皆是的横店，有能力承制短剧的大小影视公司更是不下百家。与此同时，除了横店这一老牌影视重镇，长三角也有更多城市选择切入短剧赛道，成为新的“流水线”。
去年11月，杭州市临平区举办首届杭州·微短剧大会，当地的微短剧摄制基地“临影厂”也同期启用。据悉，一年以来，临影厂总计接待微短剧剧组360余个。虽然体量与横店相去甚远，但是主打现代场景和都市气质的临影厂也成了不少当代题材短剧剧组的新选择。
在近日举行的第二届杭州·微短剧大会媒体吹风会上，临平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创发展中心主任叶诚表示，作为杭州市最年轻的行政区，临平的短剧文化产业基础相对薄弱，急需发展抓手。2022年下半年，临平方面开始关注竖屏短剧，并认定其已经够上“产业级”门槛，因此最终选择将这一新风口作为发展重点，并且展现出了相当的决心。
“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全国最懂微短剧的地方政府。”叶诚说。
杭州临平之外，上海车墩影视基地、宁波象山影视城、无锡影视城、江苏西太湖影视基地等一众“老牌”，今年以来先后开始承接短剧拍摄。同时，衢州美高短剧超级工厂、绍兴上虞e游小镇等“后生晚辈”也陆续开张，各类短剧制作公司、平台公司更是遍地开花。一时间，短剧热潮席卷整个长三角，为这条巨大的流水线不断增添新产能。
长三角的短剧流水线昼夜不停地运转。当影视行业的从业者们站上流水线时，他们也顺滑地将自己的身份从“创作者”切换为“打工人”。阿德同样记不清自己今年接拍了几部短剧，他反问记者：“饭店里的厨师会记得一天炒了几盘菜吗？”
“黑匣子”的算法
既然把短剧比作辣条，那么，市场上真的容得下这么多“辣条”吗？
屠光浩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原因既简单又直观：公司自2022年成立以来，唯一的业务就是拍摄和制作短剧。两年下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不仅收入稳定，规模也几度扩大。屠光浩说，他的目标是打通短剧制作的所有环节，实现全产业链。
指了指茶几上吃剩的盒饭，屠光浩说：“我们就连剧组的盒饭都是自己的厨房做的。”
对屠光浩的采访约在下午一点半。屠光浩说，他和一家短剧平台公司的访客聊了整整一上午的新项目。前脚刚送走访客，记者就到了，因此误了午餐时间，只能在办公室里简单扒拉两口剧组的盒饭。
平台，是所有受访者一再提及的关键词。在短剧行业内，相比在“流水线”上真正生产短剧的承制方，“平台”身居更深的幕后，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屠光浩告诉记者，目前公司出品的短剧绝大部分是平台定制剧。通俗点说，就是短剧平台发来的订单。根据订单，德玉影视这样的承制公司便着手“生产”。平台“收货”后，再将短剧投放至旗下的App、小程序以及其他短视频平台上。如若回到辣条的比喻，那么屠光浩的企业就是辣条的代工厂，而平台公司则是展示销售辣条的商铺。
“代工厂”可以把控“辣条”的品质，却无法最终左右“辣条”的销量。短剧上线后，平台的“投流”操作往往才是决定一部短剧是“爆”还是“扑”的决定性因素。
所谓“投流”，直白地说就是“花钱买流量”，即通过在各个传播渠道投放短剧切片、片花等宣传物料，吸引用户点击观看并最终为此付费。“投流”的本质虽然只是一种广告投放方式，却与成本低、周期短、受众广的互联网短剧天然契合。平台需要海量的短剧作为投流的标的物，进而增加获客概率。
依托大数据，平台公司能在第一波投流后迅速得到反馈，从而决定追加或是终止投放。这种“掷骰子”的概率游戏，势必存在不确定性。因此，一部短剧的“爆”或“扑”，有时候与短剧本身的质量可能并无直接关联——就像辣条卖得不好，可能未必是因为不好吃，而只是因为没摆在货架的显眼位置。
投流的策略与逻辑无疑是各家平台深锁在黑匣子中的不传之秘。于是，“热力值”成了业内公认评判一部短剧成功与否的“金标准”。所谓短剧热力值，是某数据机构根据短剧在统计时间内抖音等视频平台爆量素材数、关联素材数、关联计划数等指标，按自有算法模型计算得出，反映其在媒体投放市场消耗火热程度的指标。同样的，这个指标的算法也锁在黑匣子里。
即便被视作快消品，短剧仍是一种文艺创作，难以用某项指标衡量其品质优劣。屠光浩说，公司开设至今经手的项目，不乏精心制作却最终“扑街”的悲剧，但是亦有单部剧收获百万元分账的案例。不过，承制方作为“打工人”也不必对此过于纠结，毕竟单部剧的制作费用是旱涝保收的。
“我们就是挣工资。”屠光浩说。
熊涛则说，短剧行业的平台中心制，导致市场上短剧的同质化：“平台更青睐那些被反复验证过的题材，而创新则可能只是徒增风险。相对的，如果一次创新获得了成功，那么就会迅速被复制。”
近来异军突起的“老年霸总剧”便是典型。虽然内核依旧是被重复了无数次的“霸总甜宠”，但是因为精准直击中老年收视群体而大获成功。熊涛说，自己身边不少相熟的同行最近都在忙着拍这类题材的短剧。
究竟是流水线上生产的“辣条”决定了消费者的口味，还是消费者的口味促使流水线生产更多的“辣条”？这样的讨论难免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困局。然而站在流水线上的“打工人”无暇思考这些，因为即便他们似乎参透了流水线运作的至少一部分逻辑，终究还是无力改变流水线的运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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