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新画像挂上天安门，北京市民认为不妥： 怎么只有一只耳朵？

1950年5月的北京，春风和煦，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攒动。这一天，新的毛主席画像正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往常不同的是，这幅画像让聚集在广场上的群众议论纷纷。＂主席的画像怎么只有一只耳朵？＂＂这样的侧面像真的合适吗？＂人群中传来阵阵疑惑的声音。这幅由著名画家辛莽精心绘制的画像，本是为了在五一劳动节献礼，却意外引发了一场关于领袖形象的热议。画像中的毛主席神情威严，目光坚定地望向远方，但那独特的侧面构图却让不少市民感到不安。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画家选择了这样的构图？这幅引发争议的画像最终经历了怎样的命运？这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画像更迭的历史背景（1949-1950）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前夕的北京城笼罩在一片紧张而忙碌的气氛中。在天安门城楼前，一群身着工作服的美术工作者正在搭建脚手架，为悬挂第一版毛主席画像做最后的准备工作。这幅画像由北平艺专的教师们集体创作，画像中的毛主席身着呢子大衣，戴着中山帽，目光坚毅地注视前方。

这幅画像的诞生颇费周折。1949年9月初，中央文化部向北平艺专发出紧急任务，要求在短短20天内完成这幅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作品。为确保画像效果，美术工作者们采用了特殊的制作工艺。他们首先在画布上打出网格，将照片按比例放大，再用特制的颜料进行绘制。考虑到画像要在室外悬挂，他们还特别注意了防水防晒的处理。

然而，这幅开国大典上使用的画像并未在天安门城楼上长期悬挂。1950年初，中央领导人在一次会议上提出，随着季节更迭和政治氛围的变化，画像的形象也需要与时俱进。尤其是在即将到来的五一劳动节，原本身着冬装的画像显得不够应景。

为此，中央文化部门开始着手准备第二版画像。这一次，他们选择了一张毛主席身着中山装的照片作为创作蓝本。画像的尺寸也经过重新测算，以确保在不同天气条件和观看距离下都能呈现出最佳效果。这项工作由一个专门的美术创作小组负责，他们在北京西郊的一个临时工作室内开展创作。

同时，天安门城楼上也进行了相应的技术改造。工程人员在城楼正面安装了新的固定装置，采用特制的钢索和滑轮系统，使画像的更换工作能够更加安全和便捷。他们还在城楼顶部增设了防雨棚，以延长画像的使用寿命。

到1950年3月，第二版画像完成后，又进行了两次小范围的调整。画像的光线效果、色彩层次都经过反复推敲。特别是在处理面部表情时，创作团队格外用心，力求在庄重威严中体现领袖亲切的一面。

这些更迭工作都在强调一个核心理念：领袖画像不仅是一件艺术品，更是一个时代的符号。它需要随着新中国的发展而不断完善，以更好地体现人民对领袖的敬仰之情，以及新中国蒸蒸日上的精神面貌。

二、辛莽与第四版画像的诞生

1950年4月中旬，北京艺术界迎来了一位特殊的画家——辛莽。这位1914年生于河北的艺术家，早年曾在延安中央美术学院任教，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扎实的技法在解放区文艺界享有盛名。

接到创作新版毛主席画像任务后，辛莽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准备工作中。他首先收集了大量毛主席的照片资料，其中包括著名摄影师徐肖冰拍摄的多张珍贵照片。在研究这些资料的过程中，辛莽注意到毛主席在不同场合的形象特点。经过反复比对，他最终选定了一张毛主席在1949年秋季拍摄的侧面照片作为主要参考。

为了确保画像的精确性，辛莽采用了一套独特的创作方法。他在北京西郊的一间临时画室里搭建了一个与天安门城楼实际尺寸相对应的模拟环境。画室的光线布置也特意模仿了天安门广场的自然采光条件。辛莽还特别注意了画像在不同天气和光线下的效果，为此专门研制了一种特殊的颜料配方。

在构图设计上，辛莽大胆采用了侧面像的表现手法。这一决定源于他对中国传统绘画中人物侧面像的深入研究。在延安时期，辛莽就曾创作过多幅领袖人物的侧面肖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认为侧面像能更好地展现领袖坚定的目光和坚毅的精神。

画像的制作过程极为严谨。辛莽和他的助手们首先在一块巨大的画布上打出密集的网格，以保证画像各部分比例的准确性。绘制过程中，他们采用了多层次的色彩叠加技法，使画像在远处观看时仍能保持清晰的层次感。特别是在处理面部轮廓时，辛莽格外用心，力求在保持神似的同时，突出领袖形象的庄重感。

然而，正是这种侧面构图，最终引发了争议。在完成画像的主体部分后，辛莽邀请了几位艺术界同仁前来观摩。有人指出，从正面远观时，画像给人一种不完整的感觉，特别是耳朵的处理问题尤为突出。

尽管如此，辛莽仍然坚持了自己的艺术主张。他认为这种构图能够凸显领袖坚定向前的姿态，象征着新中国昂首阔步向前进的精神。在最后的收尾阶段，他对画像的光影效果做了细致的调整，确保在不同角度和距离观看时都能呈现出理想的视觉效果。

4月底，这幅画像终于完成。在运送到天安门前，辛莽和工作人员还对画像进行了特殊的防水处理，并在画布背面加装了金属支架，以确保画像在户外环境中的稳定性。

三、画像引发的社会反响与争议

1950年5月1日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射在天安门广场上时，新画像已经安装就位。广场上陆续聚集的群众们很快注意到了这幅不同寻常的画像。一位来自北京西城区的老工人王德福对身边的同事说：＂这幅画和以前的不一样，主席是侧着脸的。＂

这种观察在人群中迅速蔓延。到上午九点，天安门广场上已经聚集了数千名群众，他们三三两两地讨论着新画像的特点。一些老年群众表示，侧面像让他们想起了民国时期的孙中山先生画像。也有群众提出质疑，认为从正面看不到另一只耳朵显得不够完整。

当天下午，北京市文化局接到了多个群众来电。一位署名李秀英的市民在来信中写道：＂领袖画像应当是端正向前的，这样侧着脸，给人一种不够庄重的感觉。＂北京大学艺术系的几位教授也在一份联名信中表达了他们的专业意见，指出侧面像虽然在艺术表现上有其独特价值，但作为国家最重要地标上的领袖画像，是否适合采用这种构图值得商榷。

这场争议很快引起了《人民日报》的关注。5月3日，该报在第三版刊登了一篇题为《关于天安门新画像的讨论》的文章，首次将这个话题推向了全国范围。文章中提到，在北京市政协的一次座谈会上，与会者对画像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有的委员认为，侧面像体现了领袖昂首向前的进取精神；也有委员建议，应当征求更多群众意见。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艺术工作者也纷纷参与到讨论中来。上海美术学院的教师们专门组织了一次研讨会，探讨领袖画像的艺术表现形式。会上，著名画家刘海粟提出，画像构图除了要考虑艺术性，更要注重其政治象征意义和群众接受度。

在北京各大工厂，工人们也展开了热烈讨论。首都钢铁厂的工人代表在一次座谈会上表示，新画像虽然在艺术性上有其可取之处，但确实让一些群众感到不适应。北京第一机床厂的老工人们则通过厂报《机床战士》发表了集体意见，建议在保持艺术创新的同时，也要考虑传统审美习惯。

这场争议甚至引起了国际关注。5月中旬，一些外国记者在北京采访时特别关注了这个话题。他们注意到，中国群众对领袖画像的关注度之高，反映了这幅画像不仅是一件艺术品，更承载着深刻的政治和文化内涵。

画报媒体也积极参与了这场讨论。《北京画报》特别派出摄影记者，从不同角度拍摄了这幅新画像，并配发文章分析其艺术特点。《人民画报》则通过对比此前几版画像的变化，探讨领袖形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演变过程。

面对各方意见，中央有关部门开始认真研究解决方案。文化部门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广泛征集各界意见，为下一步工作做准备。

四、画像更换始末

1950年5月20日，一个重要的会议在中南海召开。文化部、北京市政府和美术界代表齐聚一堂，专门讨论天安门画像问题。会议首先听取了群众反映的各种意见汇总报告，其中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多份书面建议。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代表们达成了几点共识：第一，画像的更换工作要立即启动；第二，新画像必须采用正面像；第三，成立专门的画像创作小组。会后，一个由15名画家组成的创作团队随即组建。这个团队包括了张隗、王式廓等著名画家，他们都具有丰富的人物画创作经验。

创作团队首先在北京展览馆设立了临时工作室。他们收集了大量毛主席的照片资料，特别是正面照片。经过反复比对和讨论，最终选定了一张1949年秋季拍摄的照片作为主要参考。这张照片由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拍摄，被认为最能体现领袖的威严与亲和力。

画像的创作过程极为严谨。首先，团队使用特制的大幅画布，面积达到54平方米。画布经过特殊处理，能够有效抵御风雨侵蚀。在绘制技法上，采用了传统国画与西洋画相结合的方式。为了确保色彩持久，画家们特别研制了一种耐候颜料，这种颜料即使在烈日暴晒下也不会褪色。

6月初，新画像的草图完成。创作团队邀请了一百多名各界代表前来观看，征求意见。代表们普遍认为新画像端庄大气，形象生动。但也有人提出了一些细节性的建议，比如领导人神情的表现、服装的褶皱处理等。

根据各方意见，创作团队对画像进行了进一步完善。他们特别注意了面部表情的刻画，力求在庄重中体现亲切。在服装处理上，采用了精细的明暗层次，使整幅画像更具立体感。同时，画家们还根据天安门城楼的特点，对画像的整体色调进行了调整，确保在不同光线下都能呈现最佳效果。

6月20日，新画像终于完成。在运送到天安门之前，画像还经过了一系列严格的检测。工程技术人员对画像进行了防水、防晒处理，并在背面安装了特制的钢架支撑系统。这个支撑系统采用了最新的工程技术，能够有效防止画像在强风中变形。

6月25日凌晨，天还未亮，一支特殊的队伍就开始了画像更换工作。他们首先将辛莽创作的侧面像小心卸下，随后开始安装新画像。整个过程历时4个小时，参与人员达50多人。其中包括画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安保人员。

当天上午9时，新画像正式亮相。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们纷纷驻足观看，普遍表示满意。一位来自河北的老农民说：＂这下好了，主席正对着咱们，显得亲切。＂当天的《北京日报》也用整版篇幅报道了画像更换的新闻，配发了多张现场照片。

这次画像更换工作获得了广泛好评。不仅解决了群众关心的问题，更为此后天安门领袖画像的创作和更换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新画像一直悬挂到当年十月，期间经受住了北京的暴雨和酷暑考验。

五、画像更换后的影响与启示

1950年6月底，新画像的安装在社会各界引发了广泛讨论。北京市文化局专门组织了一次座谈会，邀请了包括画家、工人、农民在内的各界代表参加。与会者一致认为，这次画像更换工作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群众意见的重视。

在艺术界，这次画像更换引发了关于领袖形象艺术表现的深入探讨。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们组织了一次专题研讨会，系统总结了这次创作经验。他们指出，领袖画像创作既要注重艺术性，更要考虑其政治性和群众性。这次经验为后来的领袖画像创作确立了基本原则。

这次事件也对当时的美术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全国多所美术院校将这次画像更换作为教学案例，编入教材。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美术学院还专门开设了＂领袖画像创作＂课程，系统研究画像创作的技法和要求。

在技术层面，这次画像更换促进了大幅画像创作技术的进步。画家们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大幅肖像画创作方法，包括画布处理、颜料配制、构图技巧等。这些技术随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对提高中国肖像画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这次事件也推动了画像保护技术的发展。工程技术人员针对北京的气候特点，研发了一系列新的防护措施。他们发明了特殊的防水涂料，改进了支撑框架的设计，这些技术创新为以后的画像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社会层面，这次画像更换加强了群众参与意识。许多工厂、学校都组织了专门的讨论会，群众纷纷发表意见和建议。这种广泛的社会参与，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群众路线。

媒体报道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此前，关于领袖画像的报道多限于事实描述。这次事件后，各大报刊开始深入报道画像创作过程，介绍创作团队，分析技术细节。这种报道方式为后来的文化新闻报道开创了先例。

在行政管理方面，这次经验促使有关部门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画像管理制度。文化部专门成立了领袖画像管理委员会，负责画像的创作、更换和保护工作。这个机构的设立，标志着领袖画像管理工作走向规范化。

这次事件还推动了天安门广场管理工作的改进。北京市政府增设了专门的画像维护岗位，配备了专业技术人员，建立了定期检查制度。这些措施确保了画像始终保持最佳状态。

在国际影响方面，这次画像更换也引起了外国观察家的关注。多个国家的记者专门报道了这一事件，他们普遍认为这体现了新中国的政治文化特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还派人来华考察，学习画像创作和管理经验。

在档案管理方面，文化部门对这次画像更换的全过程进行了详细记录。包括创作过程、技术资料、群众反应等，都被系统整理并存档。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为后人研究新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也为其他领域的工作提供了借鉴。各地在处理类似的群众关注问题时，都参考了这次经验。这种做法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