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个人挑着担子，从广东跑了上千里路，就为了找到你！”

母亲站在灶台前，手里提着柴火，却忘了往灶膛里添。

她的声音里带着惊讶，也透着些说不出的复杂情绪。

我愣住了，手里的锄头“咣当”一声掉在地上，脑袋瞬间一片空白。

1982年，我在广东松岭的驻地当兵，那是我从湖南沅陵入伍后的第三个年头。

老家穷，穷得见了人都抬不起头。

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母亲一辈子围着锅台转，三兄妹全靠他们一点点地省吃俭用拉扯大。

79年征兵的时候，父亲一拍大腿就说：“小黄，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去了部队，吃喝不愁，还能给家里省口粮！”

说实话，那年我心里也激动得很。

总觉得穿上军装就能有出息，就能把家里的穷日子给翻过来。

可谁知道，去了以后，才发现当兵哪有那么轻松。

刚到广东的时候，我还不适应。

潮湿闷热的天气，让人一天到晚像裹在水里，身上的军装总是湿黏黏的。

可部队是个磨人的地方，你不适应也得硬抗着。

再加上我这人性子活络，学啥都快，没多久就能说一口流利的粤语。

连长总打趣我：“小黄，你这张嘴啊，天生就是跟老乡们打交道的。”

那年七月，台风季节，风雨说来就来。

连长接到通知：附近江桥村的稻谷成熟了，可村里劳力不够，台风又快到了，再不抢收，整个村子的粮食就要泡汤。

连长当即拍板：“全连出动，帮老乡抢收稻谷！”

我们几个战友分成小组，我带着两个战友分到了江桥村三队。

一到村子，村长梁老伯就迎了上来。

他五十多岁，背驼得厉害，脸晒得像老树皮，衣服上全是补丁。

他一见我们就紧紧握着我的手：“同志们，太谢谢你们了！这田里的稻谷，可全指着你们了。”

我看着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心里不是滋味。

到了田里，我们几个小伙子干得那叫一个卖力。

踩打稻机、割稻苗、背稻谷，哪样都不含糊。

水田里的泥巴没到膝盖，脚拔出来的时候，“扑哧”一声，带着一股太阳晒过的稀泥味。

太阳毒得很，晒得人眼睛都睁不开，脚下的泥水却是滚烫的，烫得我都怀疑是不是脚底板起了泡。

可我们谁也没喊过一声累，心里就想着：多干点，老乡的粮食就安全点。

三天后，总算赶在台风来临前，把稻谷全收回来了。

村里人感激得不行，说什么都要留我们吃顿饭再走。

那天晚上，村里杀了鸡，炒了肉，拿出了舍不得吃的咸鱼和腊肠，摆了满满一桌子菜。

我们几个兵哥吃得正香。

突然，一个年轻姑娘端着碗走到我旁边，低声说：“同志，能不能帮个忙？”

我抬头一看，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穿着打了补丁的蓝布衫，扎着两条粗辫子，脸被晒得黑里透红。

她低着头，紧紧攥着衣角，眼神里透着些慌乱。

“什么事？你说。”

我放下筷子，赶紧问她。

“我弟弟摔了腿，现在疼得厉害，家里没有车，能不能用你们的单车送他去医院？”

她一口气说完，抬起头看着我，眼眶红红的，明显快哭出来了。

我心里一紧，二话不说站了起来：“走，带路！”

战友们看了我一眼，笑着说：“小黄，你去吧，我们等你回来。”

她低声说了句“谢谢”，然后带着我一路跑回她家。

她叫梁秀，是村长老梁的女儿。

她弟弟躺在床上，哭得眼泪鼻涕一大把，小腿肿得老高。

我看着心里发慌，赶紧让梁秀扶着她弟弟坐到单车后座，自己推着车就往镇上的卫生院赶。

一路上，泥巴路颠得不行，我怕她弟弟摔下来，只能把车骑得很慢。

梁秀也骑着一辆老旧的单车，默默地跟在我后头，一句话也没说。

到了卫生院，医生给她弟弟处理了伤口，说骨头没断，休息一段时间就能好了。

梁秀站在一旁，眼圈红红的，嘴里不停地说“谢谢”。

我摆了摆手：“不用谢，快回去好好照顾你弟弟吧。”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点说不出的复杂情绪。

我以为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谁知道第二天早上，梁秀竟然提着一篮鸡蛋跑到了连队。

她站在门口，低着头，小声说：“这是送给小黄同志的。”

连长笑呵呵地看着我：“小黄，人家姑娘一片心意，你就收下吧。”

我推了半天，最后也只能接过来。

从那以后，梁秀隔三差五地往连队跑。

不是送点吃的，就是借口让我们帮忙修东西。

战友们开玩笑说：“小黄，人家姑娘是不是看上你了？”

我嘴上说着“别瞎说”，心里却有点发慌。

那时候部队有规定，驻地和老乡不能谈恋爱，我哪里敢多想？

年底，我接到了退伍通知。

说实话，我心里五味杂陈，不想回去，又不得不回去。

老家穷，回去还是种地，可这是规矩，我也只能服从。

临走那天，梁秀来了，站在连队门口等了我半天。

她塞给我一个布包，低声说：“这是我亲手缝的鞋垫，给你穿着。”

我接过布包，心里酸得不行。

她又说：“哥哥，我会等你。”

我点点头，没敢多看她一眼，转身走了。

回到老家后，日子过得特别慢。

家里人知道梁秀的事，劝我别多想，说人家条件好，能看上你已经够怪了，再说广东那么远，怎么可能嫁到我们这样的穷山沟？

我嘴上答应，心里却总是惦记着她。

可我不敢写信，也不敢去找她，只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谁知道1984年的春天，梁秀竟然挑着担子，从广东一路找到我家门口。

她站在门口，笑着喊：“哥哥，我来了。”

那一刻，我整个人都愣住了，连锄头都忘了放下。

村里人知道后，议论纷纷，有人说她傻，有人说她疯，可梁秀什么都不在乎。

母亲嘴上虽然骂了几句，说人家姑娘不懂事，可转头却偷偷抹眼泪。

晚上，父亲抽着旱烟，拍了拍我的肩膀：“小黄，人家姑娘这么看重你，你不能辜负人家。”

后来，我和梁秀结了婚。

结婚后，她回了一趟广东，把她父亲也接到了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

她父亲知道我们日子清苦，却很踏实，最终还是点头答应了我们的婚事。

再后来，我们合伙开了一个木材厂，日子慢慢有了起色。

再后来，我把弟弟妹妹都供上了学，弟弟成了老师，妹妹嫁到了城里。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和梁秀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每次说起我们的故事，我都会感慨：要不是当年那次抢收稻谷，我可能这辈子都遇不上梁秀。

“她一个人挑着担子，从广东跑了上千里路，就为了找到你！”

母亲的那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那天看着梁秀站在门口，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一辈子，我一定要对得起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