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审阅拟授开国大将名单时，划掉了3个名字，分别都是谁？

1955年的春天，北京中南海内灯火通明。毛主席正在书房里审阅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开国大将拟授衔名单。他手持钢笔，一丝不苟地审视着每一个名字。突然，他停顿了一下，将笔尖轻轻点在纸面上。

＂这个问题要慎重考虑啊！＂毛主席轻声自语。名单上原本拟定了十三位大将人选，都是为革命立下赫赫战功的功臣。但是，毛主席却在其中划去了三个名字。这个决定，不仅影响着个人的荣誉，更关系到新中国军事体系的整体布局。

为什么是这三个人？他们的贡献难道不够吗？还是说背后另有隐情？这个看似简单的改动，却折射出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一、元帅与大将的数量之争

1955年夏天的一个清晨，中南海怀仁堂内正在召开一场特殊的会议。会议桌上摆放着一份厚厚的文件，那是关于即将建立的军衔制度的讨论稿。

彭真同志正在向毛主席汇报军衔制度筹备工作的进展。当谈到元帅与大将的人选问题时，毛主席放下了手中的茶杯，目光投向了窗外。

＂元帅人选已经定了十个。＂彭真翻开手中的文件说道，＂目前军委拟定的大将名单有十三人。＂

毛主席站起身来，在怀仁堂内踱了几步：＂元帅十个，大将却是十三个，这个数字不太协调啊！＂

当时的会议室里，坐着多位中央领导同志。大家都清楚，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建国初期，军队的等级序列关系着整个武装力量的团结和统一。

一位参会的首长回忆道，当时毛主席特别强调了＂对称＂二字。在军队序列中，元帅与大将这两个最高军衔之间要保持相对平衡。十个元帅，对应十个大将，这样的搭配更加和谐。

会议进行到一半时，聂荣臻元帅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我们评定军衔，首先要看立场，其次要看对革命的贡献，最后还要考虑军事指挥才能。＂

这番话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随后，大家开始逐一讨论十三位大将候选人的情况。每说到一个人，毛主席都会详细询问他们的革命经历和军事贡献。

讨论持续了整整一天。这期间，周恩来总理还特意从外交部赶来参加。他带来了一份详细的战功统计材料，这些都是由专门的工作组整理的第一手资料。

＂军队不同于其他部门，军衔意味着战斗序列。＂周总理说道，＂我们必须把这个标准定得明明白白。＂

在审阅战功材料时，大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十位元帅的战功记录都非常突出，而十三位大将候选人中，有几位虽然也功勋卓著，但主要是在政工和后勤方面。

这时，罗荣桓元帅也发表了看法：＂军队既要有good的军事指挥员，也要有优秀的政工干部。但最高军衔的授予，还是要更多考虑军事指挥能力。＂

最终，毛主席在征求了与会同志的意见后，决定将大将名额定为十人，与元帅数量保持一致。这个决定立即得到了中央军委其他领导同志的支持。

＂这样的安排既保持了军队序列的整齐划一，也体现了我们对军事才能的特殊重视。＂叶剑英元帅如此总结道。就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体现的是新中国军队建设的深谋远虑。

二、三位将军的战功评估

1948年深秋，平津战役如火如荼。在一间简陋的指挥部里，林彪元帅正在听取三位将军的战况汇报。这三位将军，正是后来被划出大将名单的宋任穷、周纯全和王震。

＂宋任穷同志，你们冀南地区的后勤保障工作做得不错。＂林彪翻看着战报说道，＂但是直接参与指挥的重大战役还是太少了。＂

确实，宋任穷虽然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开始革命工作，但他的主要贡献集中在政工和后勤领域。在平津战役中，他负责的后勤保障工作确保了前线将士们的补给，但在战役指挥方面却鲜有建树。

相比之下，同期的其他大将候选人如许光达将军，就指挥了多次重大战役。仅在平津战役中，许将军就指挥部队攻克了数座重要城市，歼敌数万。这样的战功记录，与宋任穷形成了鲜明对比。

周纯全将军的情况也很特殊。1947年夏天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徐向前元帅曾这样评价道：＂老周在四方面军时期，确实立下过不少战功。但是自从调任政工部门后，就很少直接参与战斗指挥了。＂

在解放战争期间，周纯全主要在军委政治部工作。虽然他在组织建设和思想教育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与其他大将候选人动辄指挥数万大军的表现相比，显得有些不够突出。

至于王震将军，他的战功记录则相对特殊。1940年，在晋西北的一次战斗中，他指挥部队打退了日军的进攻，但随后就被调往后方负责大生产运动。刘伯承元帅曾说：＂老王是个难得的将才，可惜战争后期没能充分发挥他的军事才能。＂

在评定大将人选时，中央军委专门列出了一份战功统计表。表中详细记录了每位候选人参与指挥的重大战役次数、歼敌数量以及缴获武器装备情况。这份统计显示，宋、周、王三人的直接战功与其他候选人相比确实存在差距。

1954年底，叶剑英元帅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说：＂比如粟裕同志，仅在孟良崮战役中就全歼国民党精锐整编74师，活捉师长张灵甫。这样的战绩，在战争史上都是可以大书特书的。＂

同样，其他大将候选人如许光达、杨成武等将军，都曾独立指挥过多次重大战役，且屡建奇功。他们不仅有丰富的战场经验，更培养了大量军事人才，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一份1955年初的军委报告中，这样记载道：＂评定军衔，战功是重要标准之一。我们既要看建国前的贡献，也要考虑建国后的表现。宋、周、王三位同志虽然都是优秀的革命干部，但在军事指挥才能的发挥上，与其他候选人相比确实还有一定差距。＂

三、政治工作与军事谋略的权衡

1940年的延安，一场别开生面的政治部队建设座谈会正在进行。会上，宋任穷向与会同志介绍了他在冀南地区的独特经验：＂我们不仅要打仗，更要做群众工作。在冀南，我们建立了村村都有地下党支部的根据地网络。＂

这番话引起了在座同志的共鸣。当时的刘少奇同志特意指出：＂宋任穷同志在政治工作方面确实有一套。他在冀南建立的政治工作体系，值得在全军推广。＂

事实上，宋任穷创建的＂村村都有党支部＂的模式，为我军在敌后地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这种将军事斗争与政治工作相结合的方式，成为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一大创新。

在后勤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周纯全也做出了重要贡献。1943年，他在陕甘宁边区主持建立了第一个战时综合后勤基地。这个基地不仅解决了军队的给养问题，还培养了大批后勤人才。

＂没有后勤，就没有前线的胜利。＂这是朱德总司令在视察这个后勤基地时说的话。在周纯全的组织下，这个基地创造性地实行了＂军民一体化＂的后勤保障模式，大大提高了我军的后勤保障能力。

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同样功不可没。1941年春，王震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时，创造性地提出了＂军队农场＂的概念。这个想法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赞扬：＂南泥湾经验，是我军自力更生的好榜样。＂

在王震的带领下，南泥湾从一片荒地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军队不仅种田种菜，还办起了纺织厂、被服厂等，实现了军需物资的自给自足。这种模式很快在全军推广，为我军克服经济困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4年，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元帅这样评价这三位将军的工作：＂他们虽然不是冲锋陷阵的大将，但在部队建设的关键领域都做出了独特贡献。宋任穷的政治工作经验、周纯全的后勤建设思路、王震的大生产模式，这些都是我军的宝贵财富。＂

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位将军还在军队文化建设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宋任穷的倡议下，我军建立了系统的部队文化教育体系；周纯全主持编写了《部队政治工作手册》，成为当时部队政治教育的重要教材；而王震则把南泥湾的大生产经验总结成册，为军队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1945年底，毛主席在延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说：＂革命军队要打胜仗，既要有好的指挥员，也要有好的政工干部和后勤保障。这三位同志在各自的岗位上，都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展开，这三位将军建立的政治工作体系、后勤保障网络和军队建设经验，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了重要作用。1947年，中央军委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队学习推广他们的工作经验。

四、特殊历史时期的考量

1935年10月，在长征途中的一个寒冷的早晨，红四方面军的指挥部里传出了激烈的争论声。周纯全正在和其他同志讨论是否要执行张国焘的南下命令。

＂这个决定违背了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一位老同志据理力争。但当时的周纯全却选择了支持张国焘的主张，这个决定后来被证明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直到1936年，在党中央的多次召唤下，周纯全才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立即向组织作了深刻的检讨，并带领部队重新回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上来。这段经历，成为了他履历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而在同一时期，宋任穷的表现则大不相同。在遵义会议后，他坚定地支持了毛主席的军事路线。1935年春，当红军主力转战贵州时，宋任穷担任了红八军军长，在掩护主力转移的战斗中表现出色。

＂宋任穷同志在这个关键时刻站稳了立场。＂后来彭德怀元帅这样评价道。这个评价，不仅是对宋任穷军事指挥能力的认可，更是对他政治立场的肯定。

抗日战争爆发后，三位将军的工作重心都发生了变化。1937年秋天，在延安的一次军事会议上，毛主席做出了重要指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我们要把统一战线工作放在重要位置。＂

王震在这个时期的表现尤为突出。1938年，他在晋西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不仅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还成功地发动和组织了当地群众，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王震同志不仅会打仗，更懂得发动群众。＂朱德总司令在一次前线视察时这样说道。在他的领导下，晋西北根据地不断扩大，成为了我党我军在华北地区的重要战略基地。

宋任穷在这一时期则主要负责统战工作。1939年春，他在冀南地区成功争取了大批爱国人士支持抗日，扩大了统一战线的影响力。一份当时的工作报告这样记载：＂宋任穷同志善于做群众工作，在团结各界抗日力量方面有独到之处。＂

周纯全在抗战时期主要在军委政治部工作。1940年，他参与制定了《抗日军政大学训练纲要》，为培养大批抗日军政干部作出了重要贡献。

建国初期，三位将军的岗位都经历了重要调整。1949年底，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军委会议上，毛主席指出：＂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大批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干部。＂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宋任穷被调任东北局工作，主要负责经济建设；周纯全到华东军区任职，负责部队整编工作；王震则被派往新疆，担任新疆军区司令员。

1950年春，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总理这样总结道：＂这三位同志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他们各自都有过起起落落，但总的来说，都是在革命的道路上不断进步。＂

1952年，当军委开始着手准备制定军衔制度时，这三位将军的历史表现就成为了重要的参考依据。组织上既要看到他们的贡献，也要全面考虑他们在特殊历史时期的表现。

五、最终决策的深远影响

1955年9月27日，人民大会堂内群星璀璨。在这个庄严的日子里，共和国首次授予军衔的仪式正在举行。宋任穷、周纯全、王震三位将军身着上将军装，昂首挺立在会场中。

＂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天晚上的庆功宴上，叶剑英元帅对身边的同志说，＂军衔不仅是荣誉的象征，更是我军正规化建设的重要一步。＂

这个决定确实为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开创了新局面。在授衔仪式后的第二天，军委就召开了一个专门会议，讨论如何完善军衔制度。会上，朱德总司令特别强调：＂军衔制度要有利于部队建设，有利于战斗力提升。＂

三位将军的调整也为部队建设带来了新的活力。1956年初，在一次军区司令员会议上，宋任穷介绍了他主持制定的《部队政治工作条例》，这份文件后来成为了全军政治工作的重要指导文献。

同年春天，周纯全在华东军区推行的部队管理新模式获得了显著成效。＂这套制度既保持了战斗力，又促进了部队正规化建设。＂当时的军委文件这样评价。

王震将军则在新疆军区创造了＂军垦合一＂的独特模式。1957年秋，周恩来总理专程去新疆视察时说：＂老王这个办法好，既保卫了边疆，又发展了生产。＂

三位将军在建设新中国的征程中也各有建树。1958年，宋任穷调任中央组织部工作，为干部队伍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主持下，一大批年轻干部得到了培养和提拔。

周纯全则致力于军队教育事业。1960年，他参与创办了军事科学院，并亲自主编了多部军事理论教材。这些教材为培养新一代军事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震将军的事业重心逐渐转向了经济建设。1962年，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加强农垦建设的决定》，为全国农垦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位将军的岗位虽然调整了，但他们为国家建设作出的贡献一点也不少。＂1965年，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同志这样评价道。

时光飞逝，三位将军的人生轨迹也在为国家建设的过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宋任穷后来担任了中组部部长，为党的组织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周纯全在军事科学院继续培养军事人才；王震则在国务院任职，为国家经济建设鞠躬尽瘁。

1975年，在一次老干部座谈会上，三位将军相聚一堂。谈起往事，宋任穷说了这样一句话：＂军衔只是一个称号，革命事业才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1980年代，三位将军都先后离开了领导岗位。但他们为军队建设和国家发展作出的贡献，已经深深镌刻在了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如今，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这个关于军衔授予的决定，已经超越了个人荣誉的范畴，成为了推动军队建设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历史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