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1948年到香港，自称是“身无半文走香江”“南来白手少年行”。1952年，金庸到《大公报》另创副刊《新晚报》做编辑，主要撰写影评文章。在此，金庸结识了陈文统即后来的梁羽生，二人常在一起谈武论剑，交流阅读武侠小说的心得。
1954年，香港两个武术派别即“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和“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在澳门设擂比武，虽然整个比武过程很简单，但此事一时成为大街小巷热议的话题。
具有商业头脑的《新晚报》总编辑罗孚看到了商机，欲借武侠小说扩大报纸的影响，他先找在他看来更有才华的陈文统，陈文统在万般推脱不果后，以“梁羽生”为笔名创作《龙虎斗京华》在《新晚报》连载，并迅速走红，掀起香港武侠小说热。
香港掀起的武侠小说热让罗孚感到仅凭梁羽生一人是不够的，于是又找金庸。金庸先是推辞，但终究敌不过罗孚的游说，1955年开始创作《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连载，并拆解自己名字“查良镛”中的“镛”字为笔名。
《书剑恩仇录》获得巨大成功，“在《新晚报》连载的时候，顿时就使《新晚报》洛阳纸贵。人们形容当时的情况为：‘家家说书剑，户户论金庸。’一部书就使金庸走红，而且小说迅速传到南洋一带，被改编成其他形式，用来说书、广播。所以金庸和梁羽生就成了一时瑜亮，金庸从此也就‘扬威武林’。”
金庸承认，“在写《书剑恩仇录》之前，我的确从未写过任何小说，短篇的也没有写过”，而一写就是长篇并获得成功，的确有些匪夷所思。”
但这不是偶然的。
之所以能如此，首先是因为读书。
金庸说：“年轻时培养我创作能力和写作能力最主要的因素是读书，特别是阅读小说。”不仅他家藏书颇丰的“书房里的书他大都‘翻’过”，而且，他所求学的小学、中学的图书馆，包括他在重庆被勒令退学后所一度就职的中央图书馆，都是他读书的绝佳场所。
而在阅读的小说中，除了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外，金庸尤其喜欢看武侠小说，“我自小在小学中学就一直租武侠小说看，买来看，一直就喜欢，古代的武侠小说差不多全看过了”。
广泛的阅读不仅使金庸积累了丰富的知识，积淀了深厚的文学修养，培养了良好的写作能力并在其少年时所写的文章中充分显露出来，而且，对武侠小说的大量阅读也为其日后写作武侠小说奠定了知识、文体、技巧、方法等方面的坚实基础。
所以，对于其武侠小说写作，金庸的回答是：“我不过是一个爱听故事的人，走到前台，自己也说起故事来。”
其次是因为想象力。
金庸的想象力极为丰富。他的兄弟在回忆中描述说：“每天晚上，小阿哥都给我们讲故事。他的故事都是现编现讲，可编得天衣无缝，讲得引人入胜，常常是讲到兴头上，一下子跳起来站在床上，连比划带模仿，手舞足蹈的，有意思极了。”
金庸对自己的想象力也颇为自诩，他说；“文学的想象力是天赋的，故事的组织力也是天赋的……我可以把平淡无奇的一件小事，加上许多幻想说成一件大奇事。”可见，在想象力方面金庸的天赋极好。
而对于文学作品特别是武侠小说的广泛阅读，使金庸的想象力无疑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对于传奇性、故事性极强的武侠小说而言，金庸丰富的想象力无疑是非常关键的创作条件。
最后是因为编辑工作本身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写作能力，并扩大了知识结构。
无论是在《东南日报》《大公报》还是在《新晚报》工作期间，金庸都写过文章，特别是在《新晚报》工作期间，金庸写过散文，更写过大量影评文章，而且“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每天如痴如狂地阅读电影与艺术的理论书，终于在相当短的时期内成为这方面的‘半专家’，没有实践的经验，但理论方面的知识和对重要戏剧、电影的了解与认识，已超过了普通的电影或戏剧工作者”。
不仅如此，在《新晚报》时，金庸即以“林欢”为笔名创作过电影剧本，如《绝代佳人》《兰花花》等。这不仅更加强化了金庸的写作能力，而且为金庸日后在写作武侠小说时于有意和无意之间娴熟运用影视剧技巧作了充分的准备。因此，金庸写武侠小说且出手就是长篇看似偶然和匪夷所思，实则在情理之中。
更为关键的是，正是因为金庸在语言文字、写作技巧、文学修养、知识储备、想象力诸多方面具备了写作武侠小说的条件，所以才能在香港呈现出武侠小说需求热和写作热时，进行武侠小说的写作。否则，这样的契机是抓不住的。
是写作让金庸因武侠小说而进入广泛人群的视野，并为他带来声名和利益。之后，《碧血剑》《雪山飞狐》接连问世，至百万字巨著《射雕英雄传》的出现，金庸武侠小说大宗师的地位即告确立而无人能够与之比肩。
从一个普通编辑转变为广受瞩目的武侠小说大宗师，写作让金庸又一次完成了自我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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