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调令那天下午，我正在营部整理档案，通讯员小刘气喘吁吁跑来说师部有我的信。

拆开信封，是母亲那熟悉的字迹，纸张已经发黄，折痕处还有些毛边。

她在信里说：＂你爸昨天晚上喝了二两散酒，脸红得像猴屁股，对我说，咱家终于出了个当官的。＂

我放下信纸，望着窗外那片熟悉的训练场，心里五味杂陈。

那是1972年的春天，我刚满十八岁，正是青春年少不知愁滋味的年纪。

父亲是公社电影队的放映员，每月工资二十八块钱，要养活一家五口人。

那年头，能有个铁饭碗已经是天大的福分了，比那些挣工分的农民强多了。

母亲总是说，你爸这个工作好，走到哪个村子都有人请吃饭，还能看免费电影。

可我知道，父亲的辛苦只有家里人清楚。

每天晚上背着那台重达几十斤的老式放映机，在乡间小路上一走就是十几里。

冬天雪地里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夏天泥泞中溅得裤腿都是泥点子。

从来没听他抱怨过一句，回到家总是笑呵呵的。

那时候看电影是村里最大的娱乐，孩子们总是早早就搬着小马扎在放映场地等着。

大人们也会放下手里的活计，洗把脸就往场地赶。

父亲总是很认真地调试设备，擦拭镜头，确保每个角落的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我记得有一次放《地道战》，胶片突然断了，屏幕一片空白。

父亲在昏暗的放映室里忙活了半个多小时，额头上的汗珠在手电筒光下闪闪发亮。

外面的观众开始骚动，有人喊着要退钱，有人说是不是放映员技术不行。

父亲急得满头大汗，手都在发抖，嘴里不停地嘟囔着＂别急，别急＂。

我在旁边帮着打手电筒，看着父亲那专注的神情，心里既心疼又自豪。

胶片重新接好后，《地道战》继续放映，观众们重新安静下来，还有人鼓起了掌。

散场后，父亲默默地收拾设备，把每样东西都擦得干干净净。

回家的路上，他突然停下脚步，对我说：＂小子，你以后要好好读书，别像你爸这样辛苦。＂

月光下，父亲的背影显得格外单薄，但那句话却重若千斤。

当时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这么说，现在想来，那是他对我最深的期望和最大的爱。

1972年征兵的消息传来时，父亲第一个给我报了名。

他说：＂当兵能锻炼人，说不定还能在部队入个党，提个干什么的。＂

母亲虽然舍不得，但也没有反对，只是默默地给我准备行李。

入伍那天，全村人都来送我，场面比过年还热闹。

村支书还特意说了几句话，说我是全村的骄傲，要为乡亲们争光。

母亲给我准备了一个蓝布包袱，里面装着两双她亲手做的千层底布鞋。

鞋底密密麻麻的针脚，每一针都饱含着母亲的心血。

她红着眼睛说：＂到了部队要听话，别给家里丢脸，有空就写信回来。＂

父亲没有说什么煽情的话，只是拍拍我的肩膀说：＂好好干，争取入个党什么的。＂

临上车前，他塞给我一个小纸包，里面是五块钱和几颗大白兔奶糖。

那时候五块钱可不是小数目，够买好几斤猪肉的。

火车开动的那一刻，我透过车窗看到父亲在人群中挥手，眼眶忍不住湿润了。

新兵连设在一个偏僻的山沟里，四周都是光秃秃的山坡。

生活比我想象的要艰苦得多，每天凌晨五点起床，被子要叠得像豆腐块一样。

我这个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孩子，第一次知道什么叫整齐划一，什么叫令行禁止。

班长是个山东大汉，嗓门特别大，说话带着浓重的胶东口音。

他总是说：＂在这里，没有农民的儿子、工人的儿子，只有解放军战士。＂

训练的时候，我总是拼命地跑，拼命地练，不是因为我天赋异禀，而是因为我不想给家里人丢脸。

记得第一次五公里武装越野，我跑得气喘如牛，双腿像灌了铅一样。

但想到父亲的期望，想到村里人的眼神，我咬着牙坚持到了终点。

虽然成绩一般，但班长说我有股子不服输的劲儿。

第一次实弹射击更是让我紧张得要命，手拿着枪都在发抖。

子弹打偏了好几环，班长在旁边摇头叹气。

晚上熄灯后，我偷偷在被窝里练瞄准的动作，一练就是半个多小时。

第二次射击时，我深呼吸，稳住心神，居然打了个优秀。

班长破天荒地夸了我一句：＂这小子有股子韧劲儿，是块当兵的料。＂

那句话让我美了好几天，觉得自己真的在部队找到了归属感。

新兵连结束后，我被分到了师部通讯连，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

那时候觉得自己特别幸运，通讯兵听起来就比步兵有文化，有技术。

连长姓张，是个很和蔼的山西人，知道我有点文化底子，就让我当了连队文书。

每天的工作就是写写画画，整理各种材料，比起训练要轻松不少。

我干得很认真，每份材料都工工整整，一丝不苟，从不敢有半点马虎。

连长经常夸我字写得好，说像个读书人，有当干部的潜质。

其实我的字并不算好，只是比别的战友稍微规整一些罢了。

但连长的夸奖让我很受用，觉得自己真的是块当干部的料。

1974年春天，我光荣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那可是我人生中的大事。

为了写好这份申请书，我在宿舍里改了一遍又一遍，用了整整三张稿纸。

1975年七一前夕，我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种激动的心情至今难忘。

入党宣誓那天，我穿着刚洗得发白的军装，胸前佩戴着鲜艳的红花。

举起右拳的那一刻，我想起了父亲的话，想起了家乡人民的期望。

当晚我给家里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地描述了入党的过程和内心的激动。

母亲很快回信，说她高兴得一晚上没睡着觉，逢人就说我入党了。

父亲更是高兴，托村里去县城的人给我寄来了一块上海牌手表。

那块表花了他两个月的工资，表盘上还刻着＂庆祝入党＂四个字。

我至今还戴着那块表，虽然已经不太准了，但我舍不得扔，它承载着父亲的爱。

每次看到它，就想起父亲那张朴实的脸，想起他节衣缩食为我买表的情景。

1977年，我被提拔为班长，管着十几个年轻的战士。

1978年，又被提拔为排长，那时候我才二十四岁，在连队算是年轻有为的干部了。

新官上任，我觉得自己肩膀上的担子重了许多，责任也大了不少。

手下管着三十多个兵，都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正是最难管的年纪。

有的来自城市，见多识广但有些娇气；有的来自农村，朴实勤劳但文化不高。

我努力学着做一个好排长，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关心他们的生活。

记得有个叫小王的战士，是从上海来的知青，刚入伍时特别想家。

晚上经常偷偷哭，以为别人都不知道，其实我们都听得见。

我就经常找他聊天，告诉他我刚入伍时也想家，也偷偷哭过。

还给他讲农村的趣事，讲我和父亲一起放电影的经历。

慢慢地，小王适应了部队生活，训练也越来越刻苦，后来还当了副班长。

多年后他转业回上海，还专门给我写信，说谢谢我当年像兄长一样照顾他。

看到那封信，我心里特别温暖，觉得自己这些年没有白干。

1981年，我又被提拔为副连长，1983年转为正连长。

那时候觉得自己简直是平步青云，前程似锦，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母亲来信说，村里人都羡慕我们家，说出了个当官的，祖坟冒青烟了。

我心里美滋滋的，觉得自己真的是天选之子，什么好事都被我赶上了。

当连长的日子是我军旅生涯中最充实也最有成就感的时期。

一个连队一百多人，就像一个大家庭，我就是这个家的家长。

我要操心每个人的训练、生活、思想，有时候比照顾自己的弟弟还要用心。

战士们生病了要去看望，家里有困难要帮助解决，连谈恋爱都要我把关。

有个叫小李的战士，父亲突然得了重病，家里拿不出医药费，急得不行。

我和指导员商量，从连队的福利费里拿出五百块钱资助他。

那时候五百块可不是小数目，相当于我大半年的津贴了。

小李拿到钱的时候，当场就跪下了，我赶紧把他扶起来。

他后来逢人就说，连长就像他的亲哥哥一样，比亲人还亲。

听到这样的话，我觉得比什么奖励都珍贵，比什么荣誉都值得。

然而就在我春风得意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给了我当头一棒。

1984年秋天，上级来检查工作，发现我们连队的一份训练记录有问题。

那份记录是我亲自填写的，但可能是太匆忙了，把一个数据写错了。

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在严格的军队里，这就是工作失误。

结果我被通报批评，还被取消了当年的评先资格。

那段时间我情绪很低落，觉得自己的前程可能就此毁了。

指导员开导我说：＂一次失误不算什么，关键是要吸取教训。＂

战士们也都很支持我，有的偷偷跑来安慰我，有的给我写小纸条鼓励。

经过这次挫折，我反而更加成熟了，做事也更加细心谨慎。

1985年，我调到了营部，任副营长兼组织股长，总算重新步入了上升轨道。

那时候我已经是副营级干部了，在师里也算是有些地位的人。

每次回家探亲，村里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充满了敬畏和羡慕。

有的叫我＂营长＂，有的叫我＂首长＂，说话都客客气气的。

我心里有些飘飘然，觉得自己真的出人头地了，不再是那个放牛娃。

父亲还是那样朴实，从来不在外人面前夸耀我的官职。

但我知道，他心里是骄傲的，那种骄傲藏在眼神里，藏在笑容里。

有一次我偷偷听到他和老李头聊天，说：＂我家老三在部队当营长呢，管着好几百号人。＂

语气里带着掩饰不住的自豪，就像孩子炫耀心爱的玩具一样。

母亲则更直接一些，逢人就说我在部队当大官，有警卫员，有小车接送。

虽然有些夸张，但我能感受到她内心的喜悦和满足。

那些年，我觉得自己的人生轨迹很清晰，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按部就班地升职，按部就班地成长，似乎前方就是一片光明。

我甚至开始憧憬自己能当上团长、师长，甚至更高的职务。

觉得以自己的能力和表现，这些都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总觉得前途无量，世界都在自己脚下。

然而1987年的春天，一个消息彻底打破了我的美梦。

部队要进行大规模的体制改革，精简大量的干部和机构。

我这样的副营级干部，正好在精简的范围内，必须要转业回地方。

接到通知的那一刻，我感觉天都塌了，十五年的军旅生涯就要结束了。

我不甘心，也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觉得组织对不起我。

我拼命工作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爬到现在的位置，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找到政委，我几乎是哀求着希望能够留下来。

政委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李，军队改革是大势所趋，个人要服从大局。＂

＂你这么多年表现很好，组织上会安排好你的去向的，不用担心。＂

我知道政委说得对，但心里还是难以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想起这十五年的点点滴滴，眼泪止不住地流。

从一个懵懂的农村青年，成长为副营级干部，这段经历太珍贵了。

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塑造了我的性格，给了我全新的人生。

我学会了责任，学会了担当，学会了关爱他人，学会了坚韧不拔。

这些都是我在部队学到的宝贵财富，是任何金钱都买不来的。

第二天，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要转业的消息。

母亲很快回信，字里行间没有一句责备，只是说：＂只要你平平安安就好，当官不当官的不重要。＂

父亲托村里的文书给我写信，说：＂回来也好，家里正好需要人照顾，你妈身体不如以前了。＂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我心里温暖了许多，也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

也许转业并不是什么坏事，而是人生的一个新起点，一个新的开始。

在部队学到的东西，完全可以在地方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家乡建设出力。

想到这里，我的心情开始好转，开始积极准备转业的各种手续。

临走的那天，全营的干部战士都来送我，场面让我终生难忘。

连队的小战士们眼睛都红了，有的还偷偷抹眼泪，舍不得我走。

我强忍着内心的不舍，和每个人握手告别，千言万语都在这握手中。

政委一直把我送到车站，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好干，咱们当兵的人到哪里都能发光发热。＂

汽车开动的时候，我回头看着那座熟悉的军营，心如刀割。

十五年的青春岁月，就这样留在了那里，成为永远的回忆。

但我知道，这段经历将伴随我一生，成为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回到家乡，县里安排我到民政局工作，职务是副股长。

刚开始有些不适应，觉得地方上的工作节奏太慢，效率太低。

但慢慢地，我发现这里有着不同于部队的魅力和价值。

可以更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更直接地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我把在部队学到的工作方法和管理经验带到了新岗位上。

认真负责，雷厉风行，很快就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

一年后，我被提拔为股长，两年后又被提拔为副局长。

现在回想起来，从公社电影队到部队，再到地方工作，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

每个阶段都有它独特的意义和价值，都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父亲的朴实和坚韧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和品格。

部队十五年的经历锻炼了我的意志，塑造了我的性格。

而现在的工作，让我能够用学到的本领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力量。

人生就是这样，每一段经历都不会白费，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关键是要用心去体会，用情去感受，用行动去证明自己的价值。

昨天晚上，我又收到了老部队战友的来信，是当年的通讯员小刘写的。

他现在在一家工厂当车间主任，日子过得还不错，孩子也上中学了。

信中说，虽然大家都转业多年了，但那份战友情谊永远不会变。

还说准备组织一次聚会，让大家重温军旅时光，回忆青春岁月。

我想起母亲信中的那句话：＂咱家终于出了个当官的。＂

现在我明白，当官不当官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做人要有良心。

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尽职尽责，都要对得起组织的培养和人民的信任。

父亲用他一生的朴实和坚韧教给了我这个道理。

部队用它的大熔炉锻造了我的品格和意志。

而生活，将继续考验和完善着我，让我在平凡中见证不平凡。

站在人生的新起点上，我充满了信心和力量。

因为我知道，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是那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

是那个在部队锤炼了十五年的军人。

更是一个永远不会忘记初心，永远不会忘记责任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