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宋代的法律形式有多种，景德四年知制浩周起言：“诸司定夺公事，望令明具格、赦、律、令、条例闻奏。”

格、赦、律、令、条例等都是宋代的法律形式。律，通常指《宋刑统》中的律。所谓条例者，乃以宣赦修改而成。具有法律效力，条例如涉及刑事判例，则称断例。律、赦和断例都是刑事法律。刑部所说的专法，乃是指在某一特定的路有效的法律，这一法律对于其它路则无效。

一、宋代的律

律，在宋代主要是指以十二篇唐律为主干的《宋刑统》。《宋刑统》的编纂，其渊源可上溯到唐后期宣宗时的《大中刑律统类》。五代后唐、后周时先后修有《同光刑律统类》和《显德刑统》。

《事物纪原》记载：“宣宗时，张戮(戮)以刑律分类为《大中刑律统类》。故五代以来又有《刑统》。”

《宋刑统》承袭了唐五代以来“刑律统类”的编撰体例，它以《唐律》十二篇为主干，每篇之下，根据律文调整对象的性质，依条序，将律文分成若干门类，或一条一门，或数条一门，每门立一目。律文之后附以唐开元至宋建隆三年颁布的赦令格式，计177条，每条系以“准”字。

《宋刑统》的编纂者考虑到唐律及五代以来法律的变化，或轻重相异，或条文未尽完善，特增起请条，总咒条，每条冠以“臣等参详”，对律文和赦令格式涉及的内容加以调整，作出新的解释和规定。

《唐律》内有“余条准此”之规定，分列在有关律文之后。《宋刑统》把这些规定录出汇集在一起，共44条，另辟为一门，附在《名例律》后，便于司法官吏检阅引用。并对书中条文难晓不明之处，用“释曰”二字加注以解释之。在《名例律·杂条门》律疏之后，新增20条议文，每条皆冠以“议”字，对原律疏加以补充。

刑罚制度方面，《宋刑统》增创“折杖法”，作为代用刑，替代五刑中的答、杖、徒、流刑。这是为厘革五代以来酷刑而制定的。其基本原则是行刑时，将原刑罚折算成一定数量的杖刑，以统一的刑具击打犯人的臀部或脊背。

在法定死刑绞、斩之外，增加了“决重杖一顿处死”法。《宋刑统》以附赦形式沿用了唐建中三年规定，除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四等十恶罪外，其余应处死者，重杖一顿处死。

晚唐以来，统治阶级颁布了许多民事法律规范，《宋刑通》将这些规定分类并附加在相关法律中，如“家产”、“死商钱物”、“典当指争产”、《婚地入商》等法律，都不在《唐律》中。

《宋刑统》实施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有些条文明显滞后，因而常常被修改。《宋刑统》卷二十七《杂律》规定：主管仓库的官吏失职，“以主守不觉盗论”，最重仅徒二年。太宗雍熙四年改为“以监主自盗论”，加重了处罚。

又如关于“官户”的定义，《宋刑统》卷二十《户婚律》沿用唐律，解释为“亦是配隶没官”，身份低贱。但到宋哲宗时，“官户”的定义己发生变化，专指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的朝廷命官之户。

二、律与《宋刑统》的关系

《苏魏公文集》记载：“夫圣王之法，欲其简约而明白，使人易避而难犯，然后垂之久远，为不刊之典，唐之十二律，本朝之刑统是也。”

律通常指《宋刑统》中的律而言，但律又不完全等同于《宋刑统》。苏颂把《宋刑统》与唐律并列，在宋代，《宋刑统》并不等同于唐律，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区别在于《宋刑统》包含有许多唐律所没有的唐后期至宋初的赦令格式及参详条款。

北宋嘉枯二年，宰相韩琦等奉仁宗诏修定《嘉枯编赦》时，把《宋刑统》所附的赦文以及参详条款进行了一次全面整理，韩琦说：“《刑法典》所附的各种赦助和详细条件，包括前朝134条规则和杂项事项，有许多变化和修订。《刑法典》中的各种规定，在条件上都有详细说明。

于是，《宋刑统》原所附载的赦和起请条不再有效。这样《宋刑统》与律几乎等同。南宋以后所修编赦，又以《嘉枯编赦》为蓝本，唐天宝元年和周显德五年的规定遂演变成为宋代的赦。《仓库受乞·职制赦》记载的“诸监临主司受财枉法二十匹，无禄者二十五匹：绞。”这一刑罚正是承袭了唐天宝元年和周显德五年赦的规定，是对律作的补充修改。

《申明刑统》成为《宋刑统》的一部分，是法官量刑定罪不可或缺的法律依据之一。宋代在法典编纂上，对《宋刑统》这样的基本法典，自制定后，始终保持其原貌，即使是随着宋代社会的发展，其部分内容已不适用，也未对原书重加刊定，而是另外以“申明”的形式加以订正。其原因在于保留《宋刑统》的原貌，供立法官参考。

三、律与赦的关系

宋代大量修纂编赦对律进行补充修改，赦律并行不悖，就法律形式而言，律从未被赦所取代。《宋刑统》制定后，内容虽有变化，但终宋之世，《宋刑统》一直是宋代通行的法典，并没有失去它的法律地位，赦仅优于律首先适用而己。有宋一代，律始终作为基本法而存在的，起着任何其他法律不可替代的作用。

南宋孝宗时，桂阳军公布的《告谕百姓榜文》摘抄了当时在行的法律条款，有律，也有赦。这一榜文摘抄的律、赦，规定了子孙违犯教令的刑事惩处内容。律摘自《宋刑统》卷二十四《斗讼律》，而赦显然源于当时的编赦。

对于违犯教令及供养有网的子孙，律规定徒二年，而赦规定对于其中情重者编管邻州，凶恶者编管千里。两者的量刑不一样，但这两条律赦都是当时有效的法律。否则桂阳军官府没有必要将之摘录作为榜文告示百姓。

赦是对律的进一步补充。当然，犯人情不重及不凶恶者，则不适用赦的规定。律、赦的关系是补充被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其中徒二年刑是主刑，在执行时依折杖法折成杖脊十五，而编管作为附加刑，是根据罪行情节来决定要不要科处。

《告谕百姓榜文》记载：“（律）诸博戏赌财物者，各杖一百，赃重者，各依已分准盗论。”“（赦）诸开柜坊停止赌博财物者，邻州编管。厢省巡察看营宿提举人失觉察者，杖八十。”

此外《告谕百姓榜文》还有两条律、赦，分别就博戏赌财物行为作了处罚规定。从这两条法律条款关系看，既然桂阳军官府同时将它们作为百姓须知的法律，一并摘抄，说明后于律制定的赦并没有取代律，而是对律的进一步补充。也就是说，对于开柜坊容留赌博财物者，除了科邻州编管或配本城刑之外，“杖一百”作为主刑，也是要科处的。

结语

纵观宋代刑法‚宋实行主从刑制，乃是唐末五代以来刑法发展变化的结果。与唐比较‚宋代刑法呈现出轻者过轻，重者过重的特点。所谓罪刑擅断、罪刑法定主义，包括宋代在内的中国古代社会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