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秋天，我险些落入一位医生的“魔掌”。该医生不是游走四方的无照郎中，不是面目可怖的食人恶鬼，恰恰相反，他在北京一家大医院任职，长相文雅，手形清秀，操纵医疗器械轻柔娴熟，与钢琴和花束相处估计也很协调。但我仍然觉得，他的手上，有某种“魔掌”意味。

那一年，是我人生的低潮期。父亲在母亲过世不久，也因病告别了世界。护理，后事，哀伤，心跳异样，疑虑，终于，住进了医院。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住院。

本来，可以不住院的，心脏无器质性病变，偶尔有一两次急速跳动，犹如闪电，来得快也去得快，并不痛苦。若是古人先人，大概不会很在意，顶多吃些止疼片或观音土，吃完了，该干啥干啥。但我是现代人，谨慎，多疑，希望长寿，肯在医疗上花钱，于是托门路，走关系，七走八走，走到“魔掌”那里。

“魔掌”很和蔼，很认真，很“现代”——他不用听诊器这些老套的手段，而是运用多种昂贵的科学手段为我查体，宣称我得了一种严重的心脏疾病，名字很怪，叫做：室性心律失常。“魔掌”说，如果疏于防范，将有生命危险。

我的病房临近重症监护室，一位患者不治身亡，遗属嚎啕大哭，气氛压抑、恐惧。“魔掌”适时出现，关切地问我，怎么样？心脏有什么感觉？我虽紧张，却据实回答，还行，没啥感觉。他微笑，打比方说，小偷没来，不表明没有小偷。为了对付小偷，你说，该不该加固门窗？他所谓的加固门窗，是要在我的体内永久埋置一种名为ICD的仪器，中文名叫：埋藏式心脏复律除颤器。这是一种比心脏起搏器更为复杂、昂贵的高技术产品。

无疑，这是件大事。一个人，于体外安装假肢、假发尚且要斟酌再三，何况是这种极为特殊的体内“异己分子”。该“分子”非常挑剔日常环境，机场磁场电站干扰等等不一而足，还要定期复查、更换电池——怎么更换？不断切开皮肉、缝合皮肉、拉链化皮肉？总之是麻烦多多，永无宁日。我如临深渊，忐忑不安，不敢展望前景。

此后几日，“魔掌”天天来病房表示关心，却不再像以往那样询问病情，而是只做一件事情：摊开一沓彩印资料，反复向我讲解。那是各种进口ICD的产品说明书，性能、用法、价格，非常详尽。“魔掌”推心置腹地认为，我比较适合二十多万元的那种。

天哪，这等于把一辆中高档小汽车开进我的身体！而且，不一定合适，我的体内，哪有可供这种“汽车”驰骋的“大马路”？这些天，我自感心跳正常，似乎不像“魔掌”形容的那么严重。

朋友来探视，说起医生“宰”病人吃回扣的传闻。我一激凌，猛然觉得，“魔掌”不再像医生，而是像一个推销商，一个急切却不甚诚实的小商贩。于是暗自决定：逃离。

处于患者的弱势地位，我不可能得罪强大的医生，至少不能当面得罪。我委婉地拿经济条件说事，弱弱地问：能否缓一缓？“魔掌”不允，建议退而求其次，安一个十几万元的，虽说不甚高级，毕竟差强人意，为生命投资，儿戏不得。为了强化效果，他还举例说，前几日，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患者，也安了ICD，现在各方数据证明他的选择正确。青年人尚且肯于投资，咱们中年人，人生过了一半，就更有必要了。

我觉得他的类比和逻辑方式明显有问题，去意更加坚定。

几经劝说无效，他就敛起笑容，让我写一份保证书，如果不安ICD，日后一旦有事，后果自负。

能不能不写？我问。

回答，不写就不能出院。

出院如同出狱，或者，像嫌犯取保候审。我感到某种威胁，买卖不成，仁义莫非也不在了？真想反问一句，如果安了“小汽车”，日后又证明安错了，这个后果该由谁来负责？您能不能也给我写一份保证书？话到嘴边，憋一下，咽回去了。

出院之后的一段时日，我个人对医生这一职业群体的评价降到最低点。我认为有一个词——白衣天使，看上去相当可笑。白衣倒是不假，可是，天使何在？就算白衣包裹的躯体果真长了翅膀，扑愣愣地扇忽，那又怎样，它肯为你而飞？原谅我出言激愤，以偏概全。我是普通百姓，常从直接经验中产生看法，不如面面俱到的机构，总爱说个百分比、主旋律。

可是，原先那种偶然发作的急速心跳，怎么忽然又消失了？将来，会不会重新冒头，愈演愈烈？落到我名下的可怕疾病——室性心律失常，到底是怎么回事？万一“魔掌”的断言并非假话呢？阴影重重，遮在心头，挥之不去。

这时，另有一位医生，进入了我的视野，他叫胡大一。

我身上虽长着心脏和血管，但对心血管专家胡大一却一无所知，冷丁听说，只是对这个名字有新奇感，觉得从字面到读音，都不常见，胡大一？大，一，父母起名时有何用意？哪里生人？是不是少数民族？介绍我就诊的朋友仅仅说，胡大一是汉族，业内名气很大，找他看看吧，他人很好。我将信将疑。“很好”一词原本很好，可惜已被汉语世界用滥，先前，还有人说“魔掌”很好呢。

胡大一的诊室很一般，寻常的门窗桌椅，寻常的圆珠笔和处方笺。但他的诊疗方式却有一些与众不同。他不像许多医生那样，不问青红皂白，只是一味劝病人吃这个药，“化”那个“验”。他是反着来，简洁，明快，有针对性，设身处地替患者考虑。只见他对一位就诊者说，不必吃药，注意饮食，坚持锻炼。对另一位就诊者说，你这个不是病，是疲劳过度，休息一下就好了。就诊者喜孜孜离去，忽然又踅回来，不放心地问：真的不是病吗？

胡大一笑说，你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冤假错案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

我拿着熟人条子，胸有成竹，以为能快点看上。胡大一不是刻板之人，对我很客气，没撵我出去，而是让我等在一旁。

“冤假错案”走了之后，又相继进来两位患者。胡大夫耐心，亲切，言语温和，仿佛对方也有熟人相托，而且，关系比我这个近便得多。事实上，他俩一个是退休老人，一个是农村妇女，统统跟胡大夫素昧平生。

终于轮到我了。胡大一短短一席话，立刻让我如释重负。

他说，室性心律失常通常分为三大类：（一）恶性或致命性室性心律失常；（二）有预后意义的室性心律失常；（三）良性室性心律失常。各方情况表明，你属于第三种，良性的。没装ICD，很好，是正确选择。今后，不必太多虑，有情况随时来复查。

太高兴了，太振奋了！罩在心中的阴影一风吹。真想送一面锦旗给他，锦旗上写什么？——听君一席话，省辆小汽车？不仅仅是小汽车，是比小汽车更加沉重的生理心理负担。

可是，他那么敢下判断，这个“敢”，是怎么来的吗？有什么基础？他衣着简单，举止随意，言谈却不俗，听上去，几句话就能抓住关键，四两拨千斤，他的身世和经历如何，到底是一个什么人物？

从那一天起，我开始对胡大一产生兴趣，渐渐有了给他写点什么的欲望。不料世事磋跎，见他一面也不容易，一打电话，他人不是在火车上、去机场的路上，就是在京外、国外。他的工作单位、职位、事迹也多有发展、变化。我零打碎敲，今年写一点，明年写一点，这一篇文字，时断时续，改来改去，竟写了六七年，我对医生有天然的敬畏。别说医生，看到护士都敬重，不敢直呼其职，而是高抬一格，恭敬地称其为：大夫。查资料获悉，“大夫”这个称呼相当有渊源，最初是古代官职，也是古代医官头衔。比如宋朝的翰林医官院，其医官等分七级，官职更多，达二十余项，如：和安大夫、成和大夫、成安大夫、成全大夫、保安大夫、翰林良医、和安郎、保安郎、翰林医正、翰林医痊、翰林医令、翰林医诊、翰林医学等。大约从那时起，人们就称医生为“大夫”。现代人承袭了古代传统，十分尊敬“大夫”这一称号，因为它跟人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当然，也不排除讨好乃至麻木性质的滥用，好比今日大街上，逮谁都可以喊一声老总，或者老板、领导、美女。

是胡大一，使我对现代医学，对大夫的职业特色和本质有了新的认识。

网络和纸媒对他的介绍很多：

中国心血管界的顶级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上海、北京军地多家医院院长、研究所长、中心主任，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长、心脏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长,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心血管病专业主任委员等。此外，还担任国内外二十余家著名学术团体的委员和专业杂志主编、副主编、编委。获各类褒奖三十余项，其中国家奖五项、卫生部奖七项、北京市奖二十余项、国际奖一项——2005年11月7日，第17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开幕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该届“联合国国际科学与和平周贡献奖”就奖给了胡大一。

以上只是胡大一头衔和获奖情况的一部分，如将其全部列举出来，会占很大篇幅，而且专业术语太多，容易让人感到生疏、抽象。作为外行，作为普通求医者，我的肉眼更愿意看他具体的工作和诊疗过程。

看胡大一看病，既简洁明快又趣味盎然，无枯燥刻板之感。我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段，多次见他给患者看病。例如2006年7月26日，在北京军区总医院。我事先从胡的助手处得知消息，没有惊动他本人，悄悄来，躲在人群中观察。这天上午，有六七位胡的学生在场，胡大一教授共看了十六位病人。我依次做记录如下：

一、现役军官，大校。胡大一：你这个病，好比人到了岁数，长出几根白头发。没关系，把血压控制住就行。不要轻易冒风险，付不必要的代价。大校：听胡主任说话，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言罢又询问倍他乐克性能，胡大一随即道出该药四大用途。

二、男，63岁，几家医院对其病症各有判断，莫衷一是，特来请胡定夺。该患者罗嗦，叙述冗长，不断提出各种问题，车轱辘话来回绕。胡不厌其烦，耐心解答。

三、女，36岁，自感心虚、没劲，海淀某医院说她心肌缺血，冠心病，建议做冠状动脉造影，费用五千元。胡：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根据。你得冠心病的可能是零，百分之一都没有。你的病吃点谷维素就管用。

四、女，年龄不详。胡：不用作检查，无器质性问题，神经调节就可以了。不要花钱买紧张，没得心脏病，倒得了心病。

五、男，年龄不详，南方口音，短裤，秃头，小伙儿模样。胡：放心吧，没大事。

六、男，年龄不详，胡建议门诊检查，不必住院检查。

七、男，78岁。胡：咱们的心脏比较老了，是用过多年的旧机器。正常的退行性变化，别怕。

八、男，51岁，开车族，常食荤腥，不锻炼。胡不主张多方寻医，建议走步，说自己就走，边说边从腰间取下计步器展示说，今天我已走了九千步，还差一千。九、漏记，笔记本上记的是一首早年军事歌曲的歌词：“我撂倒一个，俘虏一个，撂倒一个，俘虏一个，缴获他一枝美国枪．．．．．．”盖因当时，笔者脑中奇异地响起这首老歌的旋律，觉得胡大一面对冲上来的种种问题，真是从容不迫，应对自如。胡大一撂倒和俘虏的是什么？缴获的又是什么？

十、男，69岁，“地中海”发型。胡审视他带来的一沓单子，连声说，这个药不用开，这个T波变化没事．．．．．．

十一、男，45岁，主诉焦虑、惊恐、怕坐飞机。胡：别担心，跟心脏无关，是心情，太紧张了，生活方式要改一改。建议多走步，快走，一分钟走一百步才有效果。

十二、女，50岁，心脏做过支架介入手术。胡建议不要减药。

十三、男，55岁，外地人，胖子，爱吃肉。胡：还是要严格控制饮食。陪同就诊的儿子在一旁抱怨：上次胡大夫都说了，你就是不听。

十四、某人，性别漏记，给67岁的父亲打听病情。胡看完病历，正色道：已经很严重了，应尽快入院。听说患者现住辽宁鞍山，胡当即请子女开通手机，亲自跟患者通话。收线后建议，不要来京，立刻入当地医院治疗。

十五、女，54岁。脸色木然，总感到饥饿，心率偏慢，每分钟44次。医保关系在人民医院，在那边不容易挂胡的号，特意赶到这里。

十六、小孩，会诊性质。

我的笔记本上，还记有其它一些信息：

整个上午，胡大一未离开诊室，只接一次单位电话，喝一口水，没上卫生间。

中高身材，精力充沛，眼睛明亮，近视特有的老花眼：摘下眼镜看病例。

用普通血压计。戴听诊器。现在许多大夫哪还戴这个？脖子光溜溜的，轻松。患者也“轻松”，不用撩衣服。

把脉，宁静沉稳，像老中医。

测心，左手平放患者胸前，右手指轻击左手。

诊疗方式省钱、费事，需要功力，需要认真接收病人各类信息（言语、表情、病历、身体状况等等）。

敢下断言，形象，有说服力。卷平舌不很分明，有口音，管“老百姓”叫“老白姓”。爱做健康宣传，总是建议病人吃饭要吃八分饱，每天运动一万步。少吃肉，不吸烟。

爱说：随时来找我。并不是随便一说，而是给患者电话号码。现在谁爱公布电话？卖保险的？私家贷款的？政府窗口？忽悠，永远占线。

当天，除了记录，我私下还有一次提问。尽管我没打招呼，但胡大一应该发现我的到来，有我这样一个拿着笔记本的观察者在场，他可能会格外认真，遂向身边一位学员试探说：今天的病人有福气。

学员不假思索：哪天都这样。

此后，在胡大一的其他诊室，在诊室以外，在与众多陌生患者的交流中，我一次又一次想起该学员的说法，胡大一看病，“哪天都这样”。

我觉得，胡大一的看病过程，有一个“内核儿”，特别值得一说，姑且叫做；胡大一的“减法”。“减法”应是医生题内应有之义，减去病症，减去疑虑，减去负担，无病无痛一身轻。

当今时代，科技发展很快，某些观念发展也很快，许多大夫看病，就爱叠床架屋，滥用手段。你报了病名，他并不多问，甚至不愿多看你一眼，而是马上埋头，刷刷开单子，让你查查这个，验验那个，血尿常规以外，可能还要加上一个胸透，再加一个彩超，再加一个CT，数项相加，等于，且慢！看来情况比较复杂，还得加一个核磁共振、一个脑电图．．．．．．这才等于，等于一大堆药物、一大堆账单，外加一大堆烦恼和愤怒和敢怒不敢言。

与此截然相反，胡大一看病时爱用“减法”，减去一项，再减去一项，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花开患者心头，花开过度治疗、污染浓重的当代医苑。

某些医生的滥用手段，不一定是医术不过关，而常常是利益驱动，坑害患者，道德沦丧。胡大一跟我说，他亲身经历过这样一件事：一位二十八岁的年轻女性，因为常在睡梦中惊醒，且时有胸闷感觉，就去医院检查，刚好碰到一个敢下断言的大夫，张口就说，她心肌缺血，是冠心病症状，女士被吓得连续到几家医院检查，越查花费越多，结论越复杂，前后花了四五万元，结果一点病也没有。胡大一说，若不是某些医生的无良行径，该女士最多也就花个十元挂号费，就能解决问题。

胡大一还接诊过一名四十多岁的女患者，她也跑过多家医院，大夫口口声声，都说她得了冠心病，她忧心忡忡，步履艰难，就诊一年后用上了双拐，最后竟坐上了轮椅，仿佛春晚被赵本山忽悠瘸了的那个范伟。这还不算完，最后内心极度悲观，险些用非常手段“了此残生”。胡大一说，其实该女士压根就没有心脏病，而是有抑郁症，是被医生吓出来的。

利益驱动，过度治疗在心血管领域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滥用支架。如果是三元五元的小物件，也许不会勾起贪欲。好家伙，一个支架居然要几万元，机会来了，医生可从中拿到可观的好处。至于病人需要不需要安支架，安支架有什么副作用，统统不在见钱眼开的医生考虑之内。

胡大一对滥放支架牟取暴利等过度治疗行为，一贯持否定态度，多次予以强烈谴责。2012年秋天，他在第23届长城国际心脏病学会议以及自己的微博上，仍然强调：我国存在稳定性心脏病患者心脏支架放得太多的情况，而且不是个别现象。特别是有些患者一次放入三个以上支架，有的甚至被放入十几个。其实，很少人需要置入三个以上的支架。

胡大一认为，过度治疗的原因，一方面有医生的医疗水平、道德水平问题，医生待遇过低、院方管理过松等问题，另一方面，也有患者的认识问题。患者来看病，就是希望看出病来，说得血乎点，可以让大夫重视。总之双方都是宁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仿佛某一类司法办案人员，不审出点什么就不算有成绩。

说有病容易，说没病难。西医的医学之父，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说：“不要做得过多”，中国古代圣贤也说，“过犹不及”。胡大一凭借高超的医疗技术和真正为病人负责的精神，敢于给一个又一个被“判刑”的病人“减刑”，或者宣告“无罪”，他的这种“减法”，在中国心血管界，显得格外珍贵。

但是，胡大一的医疗思想和行为，又很难单纯用“减法”来概括。因为很多时候，他采用的并非“减法”，而是“加法”。 “加法”也是医生，尤其是现代医生题内应有之义——给病人增加信心和勇气，温暖和抵抗力，给医疗事业加上宽广视野和系统精神。

胡大一特别反对“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僵硬医疗模式，主张一切从健康和治疗效果出发，打破原有界限，医学科目要“分久必合”。他对“坐堂医生”枯等病人上门的老旧套路很不以为然，大力提倡走出去，到更广大的空间去行使医生的职责。

在“加法”方面，他有两个做法令人印象深刻，而且成绩卓著。

一个是普及健康防病知识。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就结合具体治疗，随时随地向病人做健康知识普及工作。九十年代开始，又在全国各地陆续开设各种公益讲座。这种讲座，常常给组织者造成麻烦，因为组织者总是对听众对胡大一的欢迎程度估计不足，不是场地安排小了，就是时间短了，最后只得不断顺应踊跃而来的听众要求，把场地换大再换大，把课程延长再延长。胡大一以其特有的言说方式和深厚学养，把科学健身防病知识生动地送到人们心中。口头普及之外，更有笔头功夫。他在撰写科研论文的同时，不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大众写作科普读物。他的《高血压居家调养自疗金典》、《冠心病居家调养自疗金典》、《降血压降血脂药怎么吃》、《国人健康手机号—14065430268》、《咖啡无罪的101个理由》等等，出版以后，深受读者喜爱。

胡大一还有一个“加法”，就是开展“爱心工程”活动。从2002年开始，他发起并组成了一支志愿者医疗队，到全国各贫困地区，为农村患病儿童义诊。

胡大一曾经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危害中国儿童健康的头号杀手是什么？

我心存困惑，答不上来。跟古代儿童、战乱时期的儿童相比，现在的孩子多么幸福，一个个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心肝宝贝。瘟疫、天花、猩红热、斑疹伤寒等等，这些曾经凶险无比的儿童健康大敌，已经被现代医学打得落花流水，还有哪个病魔胆敢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如此猖獗，不但杀手，而且头号？

胡大一告诉我，这个头号杀手是先天性心脏病。

资料介绍，先天性心脏病是严重威胁中国少年儿童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近年来，先天性心脏病（简称先心病）的患病率高得惊人，竟然占出生婴儿的千分之七。

先心病虽是头号杀手，却并非无敌杀手。该杀手的弱点是行动比较迟缓，缺乏雷厉风行、一剑封喉的迅猛决绝，这就给人们战而胜之提供了机会。可是，如果你也迟缓，也磨磨蹭蹭，让机会从指缝中悄悄流逝，那杀手可就不客气了。用胡大一的话说：“先心病几岁可根治，十几岁变难治，几十岁变不治”。

全国先心病患儿大约有四百万，每年仅可救治五到七万。其余患儿大多来自贫困家庭，由于手术费用居高不下等因素，目前治疗率仅为百分之十到十五。不少患儿家庭对及早救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缺乏了解，或者，对昂贵的医疗费用望而却步，因此放弃救治，眼睁睁任由头号杀手折磨。成千上万的农村患儿发育障碍、残疾、呼吸道反复感染，甚至夭折。无数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患儿不幸，父母痛苦，人口素质下降，社会负担沉重。

跟农村渊源深远的胡大一，将救治目标锁定在这些急需援助的贫苦患儿身上。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他发起并组成“胡大一爱心工程志愿服务队”，联合一些省市、军区二十余家医院、数百名医务人员和各界人士，利用节假日和周末，在全国范围内为农村贫困家庭患先心病的少儿实施爱心医疗救助活动。

在物欲横流、利益挂帅的今天，居然有一伙人放弃休息，东奔西跑，做这种事情，我真是非常吃惊。更可况，这些人都是各医院的专家骨干，随便出诊一次，报酬都是很客观的。

这既是一项义举，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义举往往就产生在急需解决却一时无法解决的时候。胡大一说：“按照国家现行医疗体制，目前医院、医生为社会提供的服务模式和力度远远不能适应社会需求。爱心工程只是我们从医生的角度帮孩子做一些事情。”他的爱心热线网站上，提到了这一工程的宗旨：

在偏远贫困地区开展心脏病的科普教育和免费咨询、义诊，为特困先心病儿童免费实施手术；通过培训，向广大基层医务工作者推广心脏病治疗新技术，提高和规范心血管疾病的防治水平。向全国开放技术，开展先天性心脏病诊治培训，为各地尤其贫困地区培养人才，留下不走的医疗队，逐步设立200个培训基地，建立全国救治网络，实现患者就近就地救治，方便患者就医并有利于降低费用，达到规模救治效果。

从2003年开始，到2012年这十年期间，胡大一爱心工程专家志愿团队先后赴安徽太和、河南内黄、驻马店、河北巨鹿、贵州湄潭、甘肃会宁等地区，组织开展大型爱心义诊和健康讲座二百余次，筛查近四十万人次，指导和开展手术六千余例，资助爱心基金和器材近三千万元。十年来，他们和二十个省市七十五家医院建立了合作关系。他们为贫困地区患者诊治时，全免专家挂号费，只需交彩超等各项检查费八十元。治疗费（器材、手术、药物、住院等费用总和）控制在二万元以内，如当地平均标准低于此标准，还会有进一步的优惠举措。

2007年初，我也参加了一次爱心工程活动。那是在河南台前，寒冷的朔风中，我亲眼见到当地农民、患儿家属、基层医务工作者对爱心工程发自内心的欢迎。在去台前的火车上，我跟胡大一有过一次特殊的交谈。时逢胡教授身体不适，嗓子发炎，说不出话，只能伴着列车的震响，从喉管发出嘶嘶的声音。我说你休息吧，咱改日再谈。他不干，摊开本子笔谈，一字字，一行行，密密麻麻，写出他对中国医疗现状和爱心工程的种种见解。印象里，中国的许多医生都不愿好好写字，不知是出自职业尊严呢，还是怕外人瞧出门道。胡大一的字写得很清楚，用词也准，方方正正，明白晓畅。不论是跟我笔谈，还是办讲座，写板书，写处方笺，大家都看得懂。

插几句别人的事。孟加拉国有一家专为穷人贷款的银行——乡村银行(Grameen Bank也称格莱珉银行)，穷人不需提供抵押担保即可贷到款，被人们称为“穷人银行”。它不仅在孟加拉国农村广受欢迎，在国际上也被认为是较成功的一种扶贫模式，并在世界六十多个国家得到推广。乡村银行创始人、行长穆罕默德·尤纳斯教授说：“我的哲学是帮助穷人自立。乡村银行不能仅仅给贷款人鱼吃，而是要求他们会钓鱼。”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Yunus)及其创建的孟加拉乡村银行，以表彰他们“自下层为建立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做的努力”。
尤努斯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推广的小额信贷模式，这种对象仅限于穷人、额度很小(通常只有几十美元)、无须抵押的贷款，不仅帮助数百万人成功脱贫，打破了借贷必须担保和抵押的传统，而且也为他赢得“穷人的银行家”的美誉。

我觉得，胡大一对农村先心病童的关切，对贫苦人群的医助，他的留下不走的医疗队的做法，与尤努斯的穷人银行异曲同工，同样具有深远意义。

爱心工程，“爱心”，跟当下中国的许多好词一样，有点叫滥了，几乎滥到人们不好意思使用，恨不得再找一个替代词。但胡大一爱心工程的这个“爱心”，还真不好用其他词语代替，他和他的团队给出的爱，直接奔“心”而去，爱的是心，是肉心，也是人心。

对待被他发音为“老白姓”的民众，胡大一热情，真诚。他是个急性子，心直口快、眼里揉不得沙子。但对病人却非常耐心，有问必答、有求必应，尽可能使病人以最小代价，获最大益处。他有一句名言：“对待病人，视年长者为我父母；视同年者为我兄弟姐妹；视年轻者为我儿女；不论职位高低，一视同仁；该给病人做的检查一项不能漏，不该给病人做的检查、开的药一律不做、不开。医生的天职是看病，不是卖药，不是收红包”。

胡大一的“加法”和“减法”， 跟他的大医疗、大卫生、大保健概念密不可分。

当下中国的医疗领域，常给我这样的感觉：一个庞大的楼宇，里边横平竖直，分出了无数小格子，比中药匣子分得还细。这个楼宇重局部不重整体，重分工不重合作，重病理不重心理，重治疗不重预防；重当下不重预后，依赖机器；过度治疗；“有罪判定”的现象比比皆是。一个完整的病人进了大楼，很快就被“分割”开来。医生眼中的病人似乎不是囫囵的身心，而仿佛是一坨坨单摆浮搁的肉块。有的医生甚至连“分割”都不屑去做，他受利益驱动，不看病，只看从哪儿下“刀”，更容易“宰人”。医疗事故、医患矛盾、医护戴钢盔防身等现象屡屡发生。

胡大一认为，医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迷失了方向，价值体系也出现了混乱。医生面对的是患病的人，不是在修理机器；医学不是理工科，而是充满人文内涵、以人为本的科学。一个医生，一定要有人文素养。其最重要的体现是：强烈的同情心和深切的社会责任感。人们受近年来西医发展的影响，过度关注甚至迷信生物技术，忽略了疾病发生、发展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实际上，疾病的发生、发展不仅仅是因为细菌病毒，而且有很多社会和心理的因素。单一的生物技术难以甚至不可能挽救人们的健康。

胡大一经常引用美国心脏协会的一个生动比喻：心血管内、外科医生都聚集在一条经常泛滥成灾的河流下游，拿了国家很多基金去研究打捞落水者的先进器具，同时不分昼夜苦练打捞本领。结果却事与愿违，坠入河中的人有一半死掉了，被打捞上岸的也是奄奄一息，更糟糕的是坠入河中等待救援的人还越捞越多。

对此，胡大一发问，为什么不到上游去植树造林、筑堤修坝，像大禹治水那样，运用疏导方法预防灾害？应该把研究和工作放在上游预防上，而不是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支架、搭桥、治疗心力衰竭等方面，不能只有“落水者”才唤起医生的关注。

他说，医生一生要有三种身份：实践者、教育者、探索者。医生还要有哲学精神、系统观念。医学力量应该重新整合，医学分科应该加强合作，互有交叉。

他大力推动“双心”医学和医疗，提醒医生高度注意那些胸闷、气短、胸疼的患者，当心血管学科的专业知识不能找到“肉心”病因时，一定要考虑他们的精神心理问题。胡大一说，疾病只是病人的一部分，医生绝不能见症不见病，见病不见人。不要既用现代化、高成本的生物技术治疗患者的躯体疾病；同时又在不经意间制造大量的精神心理创伤，即所谓医源性疾病。要走出传统落后的单纯生物医学模式，理解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社会—生物—心理的全新医学理念，给人们带来完美全面的身心健康。

胡大一是著名医学人物，但外界对他的身世经历，却所知不多。我在胡大一难得的一些闲暇时刻，听他详细谈起自己的人生。

胡大一是河南内黄宋村乡北沟村人，1946年7月出生于开封。父亲是眼科医生，为中南地区铁路系统医疗卫生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作过突出贡献。1945年，胡父毕业于河南医科大学，心地善良，行事严谨，医术高明。可惜，他虽然能让病人的眼睛看清前方，却无法让自己看到未来。他不是延安来的，不是军队出身，牌子不亮，背景不硬，行医之外，虽也当过“官”，但这个“官”越做越小，从1949年的武昌铁路医院院长，一降再降，一直降到后来的郑州铁路局卫生处医疗卫生科科副科长。到了1957年，狂飙突起，时运不济，也没法济，险些被打成右派，多亏郑州铁路局政治部的胡波副主任，出于理性和同情心，把大一父亲的名字从右派名单上抹掉。

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文革烈焰升腾，保护者和被保护者一勺烩。胡父的罪名是漏网右派，虽然漏网，仍是右派。漏网右派这个政治历史术语相当传神，传出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神”。社会如网，大网，多层网，漏了一层，还有一层，总能将你网住。入网之后四下看，黑压压的，密不透风，先来后到，在劫难逃。换一句话，也可以说，社会如锅，想煮谁煮谁，甚至都不用想，全面专政，统统煮进来。老爷子蒙冤之后，越发小心翼翼，逆来顺受，受不公正之气，“享”不公平待遇。

胡大一告诉我，老爷子身高一米八零，早年健康，壮硕，晚年不行了，极其瘦弱。身子骨糟了还在其次，关键是心灵的创伤无药可医。去世前，勉强补了个讲师头衔，家人将证书摆在床头，以为能带来某种慰藉，不料老爷子上手就撕，边撕边喘息说：“没意义了。”

为医院干了一辈子的老人家，最后死于凄冷的医院楼道，连张病床都没有。脑卒中，被痰堵住而弃世，也算一种“福分”，无须对临终环境产生感受。单位写悼词，胡大一的弟弟要求补上十几个字，单位不肯，家属坚持，几经交涉，终于写进去了。写的并非堂皇的评语，而只是一句令人心酸的大实话：“该贡献的都贡献了，该得到的都没得到。”

母亲的景况好一些，她身材适中，精干，也是1945年毕业于河南医科大学，妇产科大夫，在当地颇有名望。工作拼命，没日没夜，有瘾，“恨活儿”，诊治急重症无数，接生无数。有些家庭，祖孙三代皆由她接生，接出来的小生命长大了，再从中接出新的小生命。遇到难产这样的大手术，一干就是几小时十几小时。胡大一说：“老太太对我事业心的形成影响最大，从我记事起，就没见她好好睡过觉。晚上她回来太晚，见不着，早晨能见着。每天起床，五点钟，六点钟，睁眼就看她在那儿学俄语。”家里事老太太撒手不管，洗衣，买菜，生炉子，做饭，都由老爷子负责。

老太太一辈子不好玩，麻将扑克一概不爱，就爱看书。还有一爱：出差，不是为了趁机旅游，为的是参加学术会议，学习新知识、新技术。老太太身子骨硬朗，捱过了艰难岁月，将人生价值不断提升。八十九岁那年仍亲自上台做手术。九十七岁还常规出门诊，周末义诊。她热衷公益活动，曾摔伤过一次，伤好继续参加，被称为“最老的青年志愿者”，事迹上过《中国青年报》。为人豪爽，乐善好施，家人不敢给她留钱，留多少捐多少。胡大一每周都给老人家打电话。“我写的书她都有，每一本都认真看。还提意见：能不能写得更简化，更通俗，让老百姓看得更方便。”

胡大一就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内有发奋、进取的氛围熏着，外有压抑、变幻的环境逼着。在武昌读到小学五年级，北迁，转入郑州铁路中学就读。换了学校，换不了志向。幼年胡大一最强烈的愿望是学习。他用两部文艺作品向我形容当时的想法：“《红灯记》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其实出身不好的孩子也早当家，出身不好的孩子往往也是穷孩子。还有就是《高玉宝》，高玉宝说，‘我要读书。’我也一样，我要上学，上大学，这是我坚定不移的理想。”今人对《高玉宝》这部书多有质疑，比如，作者究竟是谁，周扒皮的“半夜鸡叫”是不是胡编乱造，等等。但对书中人物渴望读书的故事，却鲜见异议。就算也是编的，它对当年胡大一的影响也早已产生，抹不掉了。

中学期间，正值三年灾荒岁月，河南“左”得出奇，饥馑尤甚。校方无奈，倡导大家尽量少活动，“按热量办事”。每天上第三节课时，胡大一就饿得两眼发黑，强挺着“办事”。回到家，父亲已将炉火封好，午餐做得，是烤窝头片，无一丝油星，干烤。兄弟几个如猛虎扑羊，瞬间完成进食过程。肚子仍不满足，就寻来一种野生植物水红花，将其梗研磨成粉，蒸熟充饥。该物呈高粱色，入口难，排泄亦难。那也不许说政策偏差，只许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学校组织参观毛泽东亲定的“先进典型”——河南嵖岈山人民公社，学生不知公社制度是“热量”匮乏的本源之一，反倒迷迷瞪瞪，作文颂扬公社热情高、干劲大。

1965年高考，父亲清晨四点即起，拿出平日舍不得动用的食油、面粉，热锅小火，轻手轻脚，给儿子炸油条。胡大一也争气，破题阵，过文关，一举获河南省总分第一。胡大一的那个“一”，没有白叫，第一次被赋予令人瞩目的实际意义。查看成绩，各科均名列前茅，政治卷尤高，居然满分，一百。说来令人叹息，大一家庭出身、政治条件并不好，却十分关注政治，关注日渐严酷的时局，关注对杨献珍“合二而一”的批判，对冯定《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指责，对李秀成“忠王不忠”的讨论。提起这些尘封多年的往事和概念，他至今仍有清晰记忆。

胡大一偏爱文科，但受父母影响，同时担心家庭成分的负面作用，最后报考了北京医学院（现为北京医科大学）医学系。该校当年招收三百多名学生，他的成绩仍是第一（当时是全国统考，分数有可比性）。录取时校方有过争议，该考生出身不好，专有余，红不足，怎么办？衡量来衡量去，得分最高，不招不好，况且政治满分，也还算有几分“红”，通过。

相比父母，胡大一的兴趣要广泛得多，什么都好奇，都想学一手。他喜欢民乐，犹喜《二泉印月》、《赛马》、《旱天雷》等曲目，从中得到医学世家无法给予的特殊快乐。小学即参加校乐队，中学时吹笙、拉二胡，大学时当过乐队队长兼指挥。每年国庆之夜，还被选到天安门参加联欢，为《洗衣歌》等舞蹈伴奏。竞技体育，也是胡大一所爱，从小就打篮球，打乒乓球。铁路中学条件比较好，有当时颇为珍稀的乒乓球台，俗称“案子”，让外校学生颇为眼热。球类之外，还有田径，跳高、跳远、短跑，无一不爱。胡大一曾跟我“炫耀”，他从小就跑得飞快，三十多岁，百米仍能跑到11秒6。

“你记错了吧？”我半信半疑，“现在中超那帮球员，二十郎当岁，也未必跑得了这个速度。”

“我也不赌球，不吹黑哨，用不着作假。”胡大一笑说。

也许是天性中某种成分在起作用，也许是客体对主体实施了独特而有效的勾兑，胡大一无法安于现状，画地为牢，封闭自满，贪图享受。他的眼睛总爱往远处看，往高处看，往苦难的地方看。胡大一后来总结说，“我是这样一个人：在中东部长大，对西部有情结；在平原长大，对高原有情结；在大城市长大，对农村有情结。”

中学时，他就下乡支农，双抢（即抢收抢种），深翻土地、插秧、拣粪，样样都干。也参加荒诞的土法大炼钢铁，忆苦思甜，接受“阶级教育”。当年，这既是一种时代风尚，也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政治要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一类口号随处可闻，弃学就农、离城下乡的邢燕子、侯隽、董加耕，成为众多媒体广为宣传的典型。城里学生在金子般的学龄，拿出相当一部分时间到农村，去做跟学业看似无关的事情，有没有必要？其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何在？积极意义多抑或是消极意义多？欧美发达国家和众多欠发达国家的青少年学子，为何没有产生这样的群体行为？现在中国的城市学生，似乎也不热衷于类似活动，原因何在？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复杂而冗长的论证，本文只想说，早年农村的各种经历，对胡大一的人生信条和价值取向，有不可忽视的深刻影响。

胡大一的家庭出身，属于阶级斗争不肯留情的那一类别，但是少年胡大一仍然跟无数同辈人一样，坚定地、傻呵呵地相信阶级斗争，相信权威人物给出的种种理论。这些抽象的说辞固然宏大、决断，但是，农村贫瘠落后的面貌给他的印象更其强烈、持久。“农民太苦，‘老白姓’太老实。”几乎每次交谈，胡大一都对我如此叹息。

大学六年，胡大一更是跟农村和边远地区结下了不解之缘。入学教育期间，正好赶上一位老师从农村“四清”回来，跟同学介绍当地贫穷落后、缺医少药的窘困情形。说了几句顺口溜，胡大一至今记忆犹新：“旧社会有牙没饭，新社会有饭没牙（农村老百姓牙保健缺失）。救护车一响，一口猪白养。”猪、鸡、牛、羊等家畜家禽，是昔日中国农家应急救难的土银行（斗转星移，人非物亦非。今天的贫苦地区，如果救护车一响，白养的就不是一口猪或一只羊了）。

1967年、1968年，城里斗斗斗、批批批，“火烧”“深挖”声四起。胡大一另有去处，参加巡回医疗队和教育革命探索队，到河北宽城一带，为农民治病。农民，当时主要指的是贫下中农，不含“地富反坏”，也不含胡大一老父亲漏网未遂的那个“右”，尽管这些人同样贫穷，同样渴盼医疗条件的改善。

宽城地处偏远山区。早年风行一时的电影《青松岭》中，有个著名的反派人物钱广，据胡大一说，其原型就出在宽城。《青松岭》我看过多遍，“长鞭那个一甩咔咔地响．．．．．．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的插曲至今耳熟能详。电影中，钱广的罪名无它，只是采集山货，“投机倒把”而已。该老兄可谓生不逢时，放到今天，可能会成为多种经营、开放致富的榜样，那时却只好挨斗。题外话不多说。去宽城，先从北京背上行李，步行拉练到承德，再转乘汽车到平泉，几经周折，卡车、马车、11号，多种方式并举，方能抵达目的地宽城。

巡回医疗队的带队老师，是多年后以敢说真话赢得世人尊敬的钟南山院士。班长：王海燕，北医同学。房东：二石，聋哑人，满身虱子。胡大一在二石家吃“派饭”（被村镇当局分派到社员亦即村民家吃饭并交钱粮票），跟二石住同一个屋，用同一根扁担挑水、挑粪。当时的媒体和文件特能归纳总结，管这个叫“三同”、“三关”：跟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过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三同”“三关”合格了，才算是正确路线满意的人。贫下中农世代贫苦劳累，早都合格了，因此被认为天生具有教育城里人的资格。其实，贫下中农何尝不想反过来，进入都市圈中，跟城里人“三同”“三关”？

在宽城，胡大一这个学西医的年轻人，学了不少中医药知识。山水林木之间，他学会辨识、采集一百多种中草药。回到村中，踏碾船，捣铜钵，生柴火，向当地老药工和赤脚医生学习制作丸散膏丹。

赤脚医生，那时乡村医生的别称。该说法大概从惯于赤足的南方农村率先叫响。北方大多穿鞋，也跟着这么叫。北方一般不说“赤脚”，说“光脚”，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张口就来。但大家都知道，神话传说中有一位赫赫有名的“赤脚大仙”，故用“赤脚”来说医生，不算特别拗口，况且村头大喇叭传来的“红色电波”里，也不断出现这个称谓，渐渐就习以为常了。平心而论，赤脚医生这一特殊的医疗卫生现象，的确给农民带来了或多或少的便利，因此，在人们心中留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年我回插过队的辽北山村，有些老人，管今天的乡村医卫人员仍叫赤脚医生，改不了口啦。

一来二去，胡大一跟宽城的赤脚医生熟悉起来，交了朋友。“我们教他们解剖，他们教我们采药，制药，针灸。那时治病，别的药很少，往往就是一把草，一根针。”在大队医疗卫生站，也就是赤脚医生的“单位”，胡大一在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台子上，给社员做过阑尾炎等手术。

白天忙了一天，夜里也睡不踏实，经常被喊醒，匆匆穿上衣裤，握一支手电，翻山越岭，处理紧急病症，比如胆道蛔虫引起的剧痛，婆媳吵架喝农药自杀，中毒性痢疾，哮喘，大叶肺炎，等等。说来耐人寻味，方圆百十里，整个县，整个地区，竟没有一人得冠心病，得糖尿病，心梗更是闻所未闻。当时，胡大一压根儿想不到，将来有一天，自己会成为闻名遐迩的心血管专家。那时的人们，体力消耗大，营养补充少，缺油，缺肉，缺胆固醇。报载，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医生解剖美军士兵尸体，在这些营养充足以车代步，感恩节即使在阵地上也能吃到正宗火鸡宴的死者身上，查出有相当一批人，血管已然粥样硬化。又对比解剖一把炒面一把雪充饥的志愿军尸体，惊异地发现，一个个血管内壁都是光滑柔软，富有弹性。朝鲜战争十余年以后，宽城一带的贫苦百姓，饥一顿饱一顿，糠菜半年粮，连炒面也难得吃上，血管内壁更是干干净净，别说血液粘稠、粥样斑痕，怕是连稀溜溜的血也供应不足。老天爷良心过不去，松一下手，让穷人少得几样病。

1970年初，胡大一和其他大学生一道，赴河北茶淀卫生系统的五七干校——边劳动边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在中国，与皇权专制主义的广阔原野相比，资本主义的小苗稀稀愣楞，少得可怜，但上面一口咬定，一切坏东西都是资产阶级惹出来的，因此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那怕像胡大一这种连资本家啥模样都没见过的青年知识分子，其大脑生成的内容，就一定属于上面规定的资产阶级，不改造不行。

干校时期，胡大一参加过两个劳动小组，一个是粪班，一个是菜班。卫生部老部长钱信忠的夫人沈渔邨，著名的精神心理专家，后来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曾和胡大一同在一个干校劳作。干校里的党委书记是三八式的老干部刘波，她给胡大一留下很深印象。刘早年在山东胶东根据地工作，肃反时被当成“托派”抓起来。她不知什么叫“托派”，审讯人员怎么诱导也不知，硬是不承认，居然拣了条命，没有像其他所谓“托派”一样被杀掉。刘波悄悄告诉胡，那时她得出一条不宜公开的结论：“抗拒未必从严，坦白未必从宽。”今天民间流传的段子，对此也有类似说法：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刘波反对给自己头上强加的不实之词，也反对给别人乱扣帽子。在文革中，她从不揭发他人。

刘波的丈夫叫曲波，长篇小说《林海雪原》的作者。我曾问胡大一，书中那个青年首长少剑波，是否以曲波为原型，而女卫生员小白鸽白茹，与刘波又有几分相似？胡认真想了想，说他从未打听过，遗憾。

胡大一说，他入学时，刘波是北医基础部党总支书记，后任组织部长和校党委副书记。去五七干校时，她是党委书记。分到北大医院，她是党委副书记，之后又回校任副书记。职务变来变去，风骨没变，品格没变。

动荡中识人，患难中知心，此后多年，曲刘二波这对夫妇一直与胡大一保持联系。老领导很认可他的为人，不断给他关心、指教和帮助。“曲波还送过我一张照片，签了名的。他患心梗和肾功能不全，就是在我的病房里过世。”

1970年10月，荒诞岁月的院校生活总算结束。虽然专业考试和论文等等早已废除，但上面仍管这种不了了之的离校方式叫做“毕业”。填去向志愿时，另册家庭的境遇和长期的磨炼，使胡大一不抱任何奢望。三个志愿，他咣咣咣一口气填了六个字：西藏，西藏，西藏。结果却出人意料，握有分配大权的军宣队负责人，是个好心肠的文化干部，特别看重胡大一的人品学识，大笔一挥，将他分配至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科，任住院医师。二十四岁的胡大一浪迹多年，终于有了正式职业，有了工资。

纸上关系留在城里，肉体和精神，多数时间仍在乡间。1971年至1973年，到北京远郊密云山区带教医士班，巡回医疗。胡大一去的地方，从名字——冯家屿公社榆树底下大队喇叭茬子生产队，就能感受到它的偏远荒疏。“穷啊，真正是一家就一件衣服，换着穿，谁出门谁穿。”大人小孩也算有眼福：见过飞机——北京到东北的航线正好在这一块天上经过；也算没眼福，从未见过火车、汽车。没钱，修不起路，别说汽车，小型手扶拖拉机都开不进去。“我那时开始带学生，招了一些北京孩子，当医士，资格得是高中毕业，要有点文化水平。偷偷招，偷偷教，怕别人指责白专道路。那几年，除了冯家屿，还去过高岭、不老屯、黄土坎。黄土坎的梨好吃。”

1974年至1975年，胡大一的命运有了新变化，走得更远——河西走廊、甘肃酒泉一带，所见更穷、更荒凉。一行人兴冲冲赶到兰州，脱下百姓衣衫，换上草绿军装，没有领章帽徽，不算军人，算是北京医疗队，总理周恩来派来的，名义：为西北人民送医送药。天苍苍野茫茫，可是，风吹草低却没见牛羊，倒是突然冒出了许多猴子，挤挤擦擦，装了一车又一车。胡大一有些纳闷，猴子它应该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啊，到这儿来是怎么回事？胡大一当时并不知道，他们的所在，并不简单，是氢弹试验的外围地区。

当地极度缺水，卫生条件很差，区区一汪浊水（涝洼池），人畜共饮，视为甘露。这还不算，早上还要用其洗脸，晚上用其洗脚。奉上级指示，他们既要当医疗队，又要当宣传队。胡大一拜幼年爱好所赐，为老乡吱吱嘎嘎拉二胡，一位血液科老教授会拉京胡，他们扯着喉咙唱样板戏，《海港》，《龙江颂》，《沙家浜》，“朝霞映在阳澄湖上”．．．．．．哪里有湖？哪里有港和江？只有一片戈壁滩，飞沙走石、寸草不生。胡大一风尘仆仆，在当地查水，查癌细胞，查各项规定下来的指标，衣领和鞋壳里全是土。事隔多年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为核试验服务去了。

1976年夏，在北京，赶上唐山地震，重返密云山村的沟沟坎坎，带另一拨小青年学医习诊。一次外出看病，遇山洪爆发，泥石流肆虐，险遭不测。

随着岁月的流逝，路线、阶级之类的说教渐渐淡漠，百姓的疾苦，底层人民对医疗卫生保障的极度需求，在他心中的份量越来越重。

1977年至1978年，胡大一的足迹向着愈发边远的荒漠地区行进。所到之处，不但贫困，更充满大自然设置的种种危难险阻，人的生理极限和心理意志不断受到挑战。那是在著名的西藏阿里地区，平均海拔4500米，被称为高原的高原，屋脊的屋脊，雪域的雪域。高原严寒，高原反应一是剧烈头痛，二是失眠，三是无食欲，四是气不够用。氧气稀薄，“你就喘吧，呼哧呼哧，喘了半天还得喘，怎么也喘不够。”

服务对象主要是藏族牧民和当地的边防部队。胡大一非常肯定地对我说，这是文革以来，中国的最后一支巡回医疗队。上山第一天，恰恰赶上一个追悼会，死者不是因战争丧生，而是被恶劣的大自然条件夺去了生命。“生存环境特别残酷，在阿里，每人每月发几箱红蜡烛，特大号的，每根都有锹把粗，在北京从未见过。整个医院只有一台小发电机，隔三差五，经常停电。没有机场，无法通信，半导体广播也不灵，调了半天频，只能接收到印度电台的信号，嘀哩嘟噜的印度英语，听不懂。有时，还能拣到印度空投的传单。”

雪域高原，摄氏零下四十几度的低温，没有取暖设备，晚上把柳树根子烧红，趁着有点儿热乎劲儿，赶紧睡。那也不容易睡，满屋子烟气，呛鼻子，熏眼睛，鼻子蒙住，眼睛闭上，照样熏。胸中迷雾多缭绕，泪眼模糊入梦来。“还有雪崩，更险。有个电影，《冰山上的来客》，花儿为什么那样红，告别战友，里边演的雪崩，跟我们那儿的一样。”医院对面的一座大山，被人们称为“阳痿山”。

工作时缺氧，业余照样缺氧，胡大一周身乏力，脑瓜仁儿隐隐作痛。这个我也有切身体会，八十年代拉萨笔会，海拔没有阿里高，我就感觉非常难受。

别人打扑克，说大脑不能过度使用，需要将养。胡大一的将养方式是躲在一旁，摊开影印的英文版《希氏内科学》，抄卡片，查字典，坚持把这厚厚的一大本教材啃下来。其他医学书籍乃至油印讲义，找到一册研读一册。稀薄的空气中，锹把粗的蜡烛不知能点出什么样的火花，但只要是火花，总能照亮青年胡大一、雪原胡大一的身心。

这期间，胡大一认识了阿里军分区司令、战斗英雄李永强，跟他结成莫逆之交，为他的战士提供所能给予的最佳医疗保障。三十年后的2007年春，北京，胡大一主持的一次医学大会，退休军人李永强专程赶来，看望前医疗队员胡教授。胡郑重将他介绍给我。他穿着寻常便装，面容坚毅，目光炯炯。尽管已离别军职多年，胡大一仍尊敬地称他：李司令。我和李司令坐在一起，他挺直腰板，专注地倾听胡大一讲演，狠狠鼓掌。

1979年，胡大一返回北京，做临床大夫，并到北京白石桥皮鞋厂、友谊时装厂、北京第二重型机器厂，培养、指导“红医工”，传播防治高血压的医疗常识。改革初期，又是大城市，早先农村的一把草药一根针不见了，换成一杯水一片药。按21世纪的眼光看，也不是什么好药贵药，复方降压片而已， 一百片只须两元钱。但在当时，已经算不错了。胡大一和“红医工”们背着药箱，直接进入轰轰作响的车间，守着机床和操作台，把药片逐一分发给重点防治对象——老工人，宣传，指导，督促检查。年轻人无须服药，他们沾了物质短缺时代的“光“，一个个精瘦精瘦，患高血压的十分罕见。下了班，吃一碗素面条，唱一曲“甜蜜蜜”，倒也悠哉游哉。

工作之余，胡大一投入精力最大的，是学英文。描述胡大一的经历和性格特点，似乎可以不断借用他名字中的那个“一”。什么事，不干则已，一经决定，就一头扎进去，一门心思，一往无前，一步一个脚印，一诺千金，一干到底。年近四十的胡大一异常刻苦，一丝不苟地练听力，练读写，还抓住一切机会练口语，遇到外国人来访，上去就对话。同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胡大一想当“间谍”，仿佛中国的心血管领域有什么重大机密值得向境外情报机构透露。对此，胡大一置之一笑，不予理会。“当时，国外有一个医疗团体来访，没人接，我自告奋勇带团。时间串不开，我要求多上夜班，一个夜班换两天休息，腾出空，陪他们，专业名词，生活用语，逮啥练啥。”

1983年，胡大一通过国家教委考试。1985年，通过世界卫生组织考试。

1985年至1987年，获世界银行贷款资助，赴美国作访问学者，研修方向：心脏电生理和介入心脏病学。先在纽约州立大学医学院半年，每月生活费四百一十美元。又在芝加哥伊利诺大学医学院一年半，生活费更少，每月四百美元，还要扣掉二十美元人身和医疗保险。没买汽车，买不起，也用不上，天天呆在病房和图书馆。巧得很，我在纽约和芝加哥也住过多日，闲聊时，问到当地某些著名街道、景观，胡大一一脸茫然，若不是有关材料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我真要怀疑，他是否去过这两个世界著名大都会。

学习期满，胡大一脑子里、行囊里携带着磅秤和货币无法估量的宝贵信息和资料，动身回国，一天没耽误。“有人说我不会回来，我还真就回来了。我不是为了堵他们的嘴。用不着。我是真想拿着学到的东西，回来干事。有些人因为种种原因没回来，留在美国，又得不到专业岗位，干不了临床，白学了，在试验室帮人家解剖动物，可惜。”

1991年10月4日，对别人可能只是普通的一天，对于中国心血管医学领域来说，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胡大一在国内率先开展射频消融导管新技术，治疗快速心律失常，为中国在介入心脏病学方面赶超欧美发达国家水平走出第一步。胡大一不是机械照搬之人，他在学习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大胆提出粗标冠状窦、细标大头导管等一系列理论和操作方法，使手术时间从早期的十至十二小时缩短为三十分钟至三小时，大大提高了操作效率。他的先进方法为大多数医生所接受，使这一技术在中国得到了快速广泛的推广和普及，被公认为“中国射频第一人”。又是一个“一”，与胡大一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此后几年，作为中国成功运用射频消融技术第一人，胡大一在上百家医院及东南亚数国推广普及这项技术。他多次带队赴印度和越南讲学、做手术，被印度专家称为“射频大使”。

网上，有人对胡大一七个不满，八个不忿，指责他沽名钓誉，虚荣心强烈。我不是胡大一肚中虫，无从知悉他的心理活动是否纯之又纯，权且按一般人的模式去猜想：他肯定也有一些甚至相当强烈的虚荣之心。只是，由于他比较善于长期遮掩，比较老练或者干脆就是“狡猾”，因此，像我这样浅薄马虎对他又充满好感因此丧失了客观态度的人，一时还无从察觉。可是，人非圣贤，就算胡大一无法免俗，拥有人类难以根除的所谓虚荣心，难道这也算是一种值得声讨的“罪过”？用我东北家乡人爱用的句型说，这算“多大的事儿啊”？何况，即使圣贤如孔子孟子者，谁又能保证，他们老二位，没有一丝一毫的虚荣心？天下事物，有些界限，极难把握，比如荣誉感，究竟生长到几分几寸，才是正当的、合理的，才不算虚荣心？通常情况下，人们并不愿钻这个牛角尖儿，而是通过活动去推测心理，根据输出去判断内容。舍此，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把测谎器改装一下，多加几根线路、几个接头，能否测一测人们的沽名钓誉之心？

我愿意相信，批评胡大一“沽名钓誉”的人，不是那些被胡大一的作为挡了发医疗不义之财的人。这些批评胡大一的人，其用心是善良的，希望社会各界尤其是医疗界越变越好。问题是，胡大一为什么能“沽”来这些名、“钓”来这些誉？指责者做没做过跟胡大一相同的事情，比如，也长期到贫困地区为老百姓义诊，也去让患者少花钱治好病，让利欲熏心或麻木不仁的人如芒在背、如光灼目，从而，获得跟胡大一大致相同的荣誉呢？就算您不稀罕荣誉，您肯定也不希望百姓受苦，那您就多努一把力，做点儿比胡大一“沽名钓誉”对百姓更有益处的事。我敢说，做完了，荣誉肯定更多，呼呼啦啦，向您扑来。而您呢，却出人意料，一概拒绝，谁给我荣誉我跟谁急。如此一来，您肯定会比胡大一高出一头，完美无缺。

这么写，我忽然觉得，自己不够宽厚。人家只是提出个人看法，言论自由，文责自负，却引出你这么一大段话，至于吗？要求指责者指责别人之前，自己先行做到，这做法本身就值得指责。那好，那就收回我的过分要求，并请指责者原谅我的片面和不足。

还有人认为，胡大一本兼职过多，我也这样问过他。他说，这样做的初衷是，想尽量利用可供利用的公共资源，更好地为患者服务。这也符合他的大卫生、大医疗、大保健的通盘整合、系统操作概念。但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即使精力超常旺盛如胡大一者，也有极限。超出了这个极限，力有不逮，不但损毁个人健康，而且可能影响工作。事实上，胡大一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推掉了许多兼职。现在，他已从本职退休，兼职更少，如此一来，他的精力应该会得到很好的养护？难。他是闲不住的人，他的精力太旺，用还用不完，哪里需要养护？用他的话说，退休以后，他仍然“没有避风港，仍然在‘海面’上”。他不知道什么叫安分守己，他的心灵是自由的，他来自体制，却不想受体制束缚，他不断做出让抱残守缺者目瞪口呆的新鲜事。他的目标是，为民众健康工作五十年。未来八年，他计划在更大范围内干四件事：讲健康，做预防，走基层，扶民营。

现在该来讲讲胡大一这个名字的来历了。

胡大一的父亲名叫李公恕，母亲名叫胡佩兰。胡大一出生时，曾起名李天一，后因母亲一代姐妹二人，无男孩，遂更为现名，就这么简单，平淡无奇。

李公恕、胡佩兰育有四个儿子，依次是胡大一、李宁一、胡心一、李如一。其中两个从母姓，两个从父姓，平等，协调。除此之外，似乎并无其他意蕴。偏偏胡大一就业于医，成长于医，光大于医，大一大医，就很耐人寻味了。有意乎？无意乎？也许是天意，也许是巧合，他名字中的那个“大”字，那个“一”字，一次次被他的思想和行为照亮。

大医者，并非指的是大医院的医生、大派头的医生、大忽悠的医生，而是另有一番特定的含义。这含义，庄重，深邃，严格，古老。

一千四百多年以前的隋唐时期，中国出了一位医药学家，他的自然寿命很长，活了一百零二岁，他的精神寿命更长，一直活到现在。他医术高超，两朝三帝（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多次邀他入朝做官。他的德行和志向更高，一一谢绝这些“皇恩”，深入民间，深入太白、终南、太行、嵩山、峨嵋等远山荒野，采药行医，救苦救难，为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留下了永无损毁的珍贵财富。

他叫孙思邈，伟大的孙思邈，永远的孙思邈。他在传世之作《大医精诚》中写道：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侧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

我不知胡大一听没听说孙思邈的这一金石铿锵之音，但我觉得，胡大一正在继承发扬先贤的传统，为了他的“老白姓”，努力去做一名大胸怀、大抱负的苍生大医。

2013年5月16日

（原载《报告文学》杂志，《北京日报》节选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