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世界忽然变得很不一样。大街上没人点火，但所有人仿佛都感到了空气里的灼热。每天新闻里都在传着“世界剧变”的消息。那个年头的人，心头悬着一根看不见的线，说不明道不白的惶恐，总怕一觉醒来就全变了。不是什么小事，彼时的人谈论最多的，是中国会不会像苏联一样，说垮就垮？

苏联，那个地图上庞然的身影，的确就这样轰然散掉了。1991年12月的寒夜，莫斯科红场上的旗帜降下来了，没人喊口号，也没有庆祝，可一切就是都变了。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各自投奔前程，苏联没人再提，剩一堆权斗和破败。戈尔巴乔夫的那句“我辞职了”，从电视机里窜出来，像一根钉子，敲进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心头。那份突兀，原本光鲜的理论全突然苍白，有人到现在都不太愿意回忆这事。

大国的灭亡，总不只是政权更替那么简单。GDP切一半，犯罪团伙泛滥成灾。数据可以查，《华盛顿邮报》1992年的统计，首都莫斯科暴力案件激增三倍以上。原来信奉列宁、斯大林的百姓，忽然没有目标，失业、通货膨胀、男男女女也开始琢磨信仰究竟值多少。普京说那是上千万人的悲剧，光说经济远远不够，那时候比贫穷更糟的，是心里空了。

冷战落幕并不是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美国坐上了牌桌的主位，手里的筹码更多。隔岸观火，还搅弄波澜。西方资本趁乱进场，有人抢珠宝，有人抢城堡；账户上的数字肉眼可见地缩水。前一秒的邻国兄弟，后一秒各算各的账，苏联的坍塌，像一颗巨雷炸在中国头顶。这条“社会主义路”突然感觉眼前没了参照。那些著名的理论，教材上都写得挺正，可现实把所有的细节变得模糊，好像只剩下寒风里的一封辞职信。中国人得自己摸着石头过河，没人再拉一把。

其实那一年，不只是国际让人激愤，身边的小日子也都跟着拧巴起来。美国、欧洲突然扭转姿态，联合各种手段对中国冷处理。隔断经济、撤走资本、舆论围剿，什么办法都上，想要让中国“坐冷板凳”。有些数据搁在今天看真有点怵人，《人民日报》1992年1月记录，外资撤离造成了沿海800多家企业停产，仅苏南地区失业人口就比上一年高出40%。还没回过神，又赶上全球金融危机一波重压，改革刚有苗头，计划还没落地，人纷纷议论，都说不妙。

没事，事情有时候就是这么巧，美国硬拉中国进了下行通道。街头巷尾突然多出很多移民中介，劝人“美加皆好”；电视上反反复复播放西方的生活方式，很多年轻人头脑发热，总觉得彼岸的月光更亮一点。这是事实，我认识的一个安徽青年，1990年就一直攒钱，梦想出国，临时退票，直到1998年才发现国外跟想的不一样。美国这套“软刀子”的攻心术其实并不新鲜，只是那几年应用到了极致。这种外部震荡其实才最厉害，一口气能把人从骨子里掏空。

**那时候，真正能支撑人的，有时候就是一句话，一种坚持。**

党中央的态度其实很明确，内部会议上反复提到：“别乱、别慌，埋头把自己的事做好。”小平同志反复讲“冷静、冷静”，不是没有波澜，而是能在乱局中咬住最要紧的那根线。外部三面夹击的时候，内部还得有一线牵着才行。这个东西很玄，有时不像今天能细细解析，从事后诸葛的角度看都是理性决策，当时其实许多事都是边想边试，甚至也并没有绝对的把握。

事情常常就是这样，最冷的冬夜反而孕育出热土。国有企业那会死气沉沉，不调整不成。北京一洋厂子的经理在1991年春天说过一句话：“每年亏损几百万，没人愿意买，也没人允许关。”结果政策风一转，地方率先试点“自负盈亏”，国企第一次体会到了“生死由己”的感觉。深圳、四川先后推行不同版本的产权改革，有成有败，可不管如何，僵局终于动了。这个切割国企铁饭碗的动作，大到让人冒冷汗，又小到每个工人的饭碗。细节很碎，有人悄悄下海，有人纠结数月，最后还是扛了下来。

话说回来，关于外资撤退以后怎么补上缺口，中央决定一件大事——发国债。这件事看起来小，其实有点孤注一掷。所有人都看着，究竟全国人民肯不肯把省吃俭用的钱交给国家？有点摸着黑走夜路的意味。事实证明，这事成了。新华社当时的报道显示，1991年国债发行额高达上千亿，认购踊跃。国家拿着这笔“救命钱”，缓住了企业窒息的局面。有人说中国的团结是一种“血缘式信任”，但也有人认为其实是没得选，如果国家都信不过，那还能信啥？说法不一，我觉得两种都有点意思。

对外部封锁这事，有人觉得我们是被逼无奈才找到了新路，其实说白了，有些选择也是主动做的。比如经济开发区的试点外向，珠三角人口1965年是600万，1992年已经到2100万。深圳那会子的工厂岗亭密如雨后春笋，夜里灯火通明，很多从安徽、四川过来的小伙子，居然在这里找到了第一份比家乡多出一倍工资的工作。媒体数据也跟着更新，1991年深圳工业产值接近38亿美元，出口可占80%以上。这种速度别说美国人，连香港都吃惊。香港商人到深圳视察后回去说：“这边速度太快，连开会时间都飞似的。”

有些人总说中国是靠外资起家的，这观点真不好下定论。你说没有外资带动，那是不可能的，珠三角模式明显靠了，但要面对外部切断后还能自我造血，也算不得依赖。两种模式混着推，挺混乱，也挺实用。事实就是这么怪，有时依赖，有时独立，只是当时没人顾得上区分那么清楚。

农业上，“家庭联产承包制”经过那几年锤炼也挺挠头。很多人觉得它能解决吃饭问题，但也有人质疑能不能撑大体量的工业化。官方的文件很多，底下的农民早看不懂。一个山东农村干部接受《农民日报》采访时还说，日子在慢慢好转，年轻人愿意出去打工，家里去年还能盖一间瓦房。这种细碎的生活经验，远比什么学术理论敲得真实。家庭联产承包真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万能钥匙，可问题也在于，那时候人多地少，不这样就没法养活人。

而且你别以为经济开始有点起色之后就一帆风顺了。1993年前后，又一次小型危机大浪扑来。南方有工厂关停，北方下岗潮提前预演。此时的政策挂在嘴上的是“宏观调控”，但具体做啥谁都说不清。会开了很多次，最后效果不一。有时候感觉领导班子也在赌运气，但底下老百姓本身有一股韧劲，各自找活路，撑了下来。你说这是不是“自救”？其实也许什么政策都赶不上民众自己的路子。

值得注意的，是“移民热”那会儿持续了快十年。留学生一批又一批走向欧美、澳大利亚。网上能查到，1991-2000年中国出国留学生近70万人，有人回，有人永远留在那里。可是，十年后再调查，90%的受访青年觉得国外也没那么美好。头几年流行说“外国月亮圆”，往后又变成“想家了”。人心变化真是奇怪——刚开始谁都动摇，到后来回过头了。

商业也说，外部环境的封锁本应让中国经济崩溃才对，但现实却慢慢转了弯。外资撤出转了一圈后又回来了。摩根士丹利在1995年重启对华投资，资金量超30亿美元。你要论谁更需要谁，这就有点说不清。有人说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有人又说其实国际需求更大，总归话都占理。

三年时间风浪起伏，无数杂音之下，中国混着改革、混着自救，也就这样扎扎实实过来了。当然有人说其实是侥幸，什么制度自信，其实还是人口红利加上天时地利。这个说法并不无道理，可我也想反驳一下，制度要真不行，人口再多也撑不起这摊子。说到底还是各自有份，没人能把话说死。

到头来，还有一句话。1991年是一道坎，同样是个起点。有的人用“绝处逢生”来形容，也有人觉得“劫后余生”更贴切。到底是哪一种，只有当事人最清楚。

人和国家都这样，常常是在各种撞墙、各种拐角里，踉踉跄跄找准了自己的路。没人敢说以后一定怎样，但1991后的中国，的确靠自己杀出重围，这个故事说到现在，还有人常常念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