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月的一个深夜，毛主席猛地把手里的文件拍在了桌子上，宣纸在气流中簌簌作响：“王范连降十级？这是谁批的？”

周总理推门而入时，只见主席手指文件上“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撤销”的字样，语气里带着少见的怒意：“延安的锄头侦探，北平城的首车卫士，怎么突然成了人民公敌？这个案子必须查清楚！”

消息很快传到了上海，正在郊区调研的王范握着搪瓷缸的手猛地一抖。周围人窃窃私语：“听说老领导以前给毛主席开过道？”“那咋说撸就撸了？”

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下，这位曾让特务闻风丧胆的“包打听”，此时成了连解释机会都没有的“问题干部”。

能让毛主席如此震怒，难道王范真被冤枉了？

从农家子到特科战士

1930年秋，上海英租界新闸路巡捕房来了个操着南通口音的“乡下仔”。王范穿着藏青制服，皮靴擦得锃亮，却在领口内侧缝着一个褪色的红布条，那是他1926年在如皋参加农民运动时的纪念。

表面上他是四处巡逻的“包打听”，实际上每天凌晨五点都会出现在三马路的生煎摊，用竹筷敲三下碗沿，等待联络员的暗号。

“张巡长，这油条咋总泡豆浆吃？”摊主老陈笑着递来报纸。

王范撕开油条，露出藏在里面的纸条：“注意，法租界有叛徒出没。”

他不动声色地把纸条塞进袖口，目光扫过街角穿西装的男人，那人皮鞋一尘不染，在弯腰捡手帕时露出了半截枪柄。

当晚，上海特科在霞飞路公寓成功伏击叛徒，行动报告里特意提到：“内线云飞提供准确坐标。”

一句切口救三人

1933年冬，法租界吉祥茶馆来了三个跑单帮的客人。王范端着搪瓷杯假装听书，注意到他们点茶时用拇指叩了三下茶盏，这是国民党中统的暗号。

他借口添水凑近，听见“明天码头”“油布包”等字眼，立刻借口上厕所，用铅笔在草纸背面写下密信，塞进了茶馆后巷的石狮子嘴里。

三小时后，三个特务在十六铺码头被一网打尽。缴获的情报显示，他们计划暗杀正在转移的地下党交通员。

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陈赓后来拍着王范肩膀说：“你这耳朵比侦听器还灵，当年在如皋要是有这本事，咱们农会早闹翻天了！”

边区来了个怪农民

1937年，王范到达延安时，灰布军装洗得发白，腰间别着的不是手枪，而是一把磨得发亮的锄头。

作为保安处治安科长的他，每天扛着锄头在延安城郊种地，暗中观察往来行人。

“老乡，这粪水浇萝卜得兑水啊。”1941年春，他拦住一个挑粪桶的农民。对方赔笑着点头，在换手时露出掌心的茧子，那是握钢笔磨出的茧，绝不是拿锄头的手。

三天后，保安处从他挖的“粪池”里起出了电台零件，顺藤摸瓜破获一个潜伏三年的特务小组。

据档案记载，当年王范通过观察耕作习惯、方言口音等细节，先后识别出了56个特务。

主席窑洞里的“包打听”

1942年冬，王范第一次走进毛主席的窑洞。窑洞里飘着墨香，主席递来一杯浓茶：“听说你靠看人家拿锄头，就知道是不是特务？”

他红着脸搓手：“种地是庄稼把式，装不出来。去年有个说自己是米脂人的，结果连糜子和谷子都分不清。”

主席听得哈哈大笑，指着墙上的地图说：“你这本事比望远镜还管用。等抗战胜利了，咱们进大城市，还得靠你这样的包打听啊。”

这句玩笑话，在七年后成了真。

凌晨三点的吉普车

1949年3月24日深夜，北平西直门外来了支神秘车队。王范坐在第一辆吉普车里，手里攥着把驳壳枪，枪管早已焐得发烫。

按照计划，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将从清华园火车站乘车前往香山双清别墅，他的任务是为车队开道。

“开快点，再快点。”他低声催促司机。凌晨三点的公路空旷寂静，吉普车轮卷起的尘土在后车灯照射下宛如黄雾。

周恩来从第二辆车探出头：“王范！开这么快后面跟不上！”

他回头大喊：“前面路况不明，我们先趟雷！”

车队拉开车距，如果遭到伏击，后面的车还有转向机会。

主席的特殊批评

车队经过西直门时，两个战士持枪拦住路人检查。毛主席突然敲了敲车窗：“停车。”

他走下车，握住受惊百姓的手：“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枪口不能对着老百姓。”

王范见状立刻上前，低声命令战士：“检查改询问，态度放温和。”

事后，毛主席对保卫组说：“王范同志舍命护安全是对的，但咱们得让老百姓知道，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一样。”

这番话让王范记了一辈子，多年后他在上海调研时，还常对年轻干部说：“主席教我们，保卫工作不是耍威风，是让老百姓睡安稳觉。”

一天批五份逮捕令

1952年，王范出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提篮桥监狱，他曾连续三天提审特务头目，用延安时掌握的方言细节突破对方心理防线。

在杨树浦工厂，他顶着压力查处多起贪腐案件，有人偷偷在他办公桌上放金条，第二天就出现在公审大会的证物台上。

据《上海检察志》记载，他任职期间，上海特务案件侦破率提升63%，群众举报信数量增长四倍。

一夜之间跌落十级

1958年3月12日，王范接到一纸调令：免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任上海县七一公社党委副书记兼工业部长。

没有说明原因，没有申辩机会，他默默收拾办公室，把多年积累的案件卷宗整齐码放在了柜子里，只带走了延安时期的搪瓷缸。

公社干部私下议论：“听说老领导当年给毛主席挡过炸弹？”“现在不也得扫厕所？”

面对流言，他只是每天扛着锄头下田，在炼钢炉旁一站就是半夜。

直到有天，他在广播里听到毛主席在上海视察的消息，愣了半晌，轻声对身边人说：“主席当年说过，咱们共产党人要能上能下。”

主席拍案

1958年6月，毛主席在审阅干部任免文件时，突然看到了王范的名字。他记得这个在延安扛锄头抓特务的“包打听”，记得北平城那个坚持首车开道的保卫科长，怎么都想不通，这样的人为何会被连降十级。

“立即调阅王范同志全部档案。”主席当晚致电上海市委。当看到“历史不清”“思想右倾”等模糊评语时，他重重拍了下桌子：“当年在上海冒死送情报是历史不清？在延安揪出五十多个特务是思想右倾？这是胡闹！”

闵行区的新任务

1959年1月，上海市委传来消息：王范同志职务调整属于误判，恢复行政十级待遇，调任闵行区区长。

在区委会议上，他摸着褪色的搪瓷缸说：“当年在延安，主席教我用锄头辨特务，现在在闵行，我要学会用算盘搞建设。”

在闵行任上，他走遍了全区28个生产大队，推动建成上海第一家国营拖拉机厂。

有人提起过去的委屈，他总是摆摆手：“比起长征时牺牲的战友，我能活着为党工作，就比啥都强。”

1993年，王范在上海病逝，享年88岁。他的骨灰盒旁，放着陪伴了半个世纪的搪瓷缸，缸身上“延安留念”四个字早已磨得模糊。

在他的追悼会上，有延安老农流着泪说：“当年要不是王科长，俺们村早被特务烧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