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民间婚姻高聘财的普遍现象 ，唐初士族嫁女将聘财作为缔结婚姻的主要条件。即使双方门当户对皆为士族 ，高额的聘财也是嫁娶的条件 。于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婚姻制度下 ，唐代普遍出现了财婚的婚姻类型 ，并且一直延伸至宋代。宋代商品经济发达 ，市民阶层兴起 ，所以更加注重财产。

一、财婚现象

所谓财婚 ，是指在婚姻的缔结中重聘厚嫁的现象 ，即嫁女之前先问聘财的多少、聘资的厚薄 ，是以获取金钱和财物为目的的婚姻 ，它大大改变了婚姻原有的性质和功能。 到了唐代 ，随着世族大家的衰亡和官僚阶层的兴起 ，婚姻重聘财现象逐渐严重 ，婚姻的目的逐渐沦为钱财的获取上 ，婚姻论财超越了门当户对的理念，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婚姻观念。

在唐代门阀士族中婚姻讲究钱财颇为盛行。旧门阀士族虽日渐衰落 ，但仍“好自矜地望 ，虽累时陵夷 ，苟他族欲与为婚姻 ，必多责财币 ，或舍其乡里而妄称名族 ，或兄弟齐列而更以妻族相陵。”

同时聘财的收取有法规 ，不仅规定了收受聘财的数量多少与官员的品级相挂钩 ，还规定了聘礼的用途“悉为妇装” ，看似是限定官员嫁女的聘财数量以及禁止娶妻索取嫁妆 ，实则反映了当时官员大夫财婚的普遍现象 ，公开为财婚提供法律依据 ，为高额的聘财提供合法性基础。

这一诏令非但没有限制财婚风气 ，反而上行下效激发了民间人们对于聘礼和嫁妆数量的重视。

《太平广记》记载：“有内黄人郭绍 ，家富于财 ，闻郑氏美 ，纳赂以求其婚 ，”

《太平广记》中反映了唐中后期的财婚现象 ，卷一五九《武殷》中郑氏本来已经许配给武殷，而郑氏的母亲贪恋钱财 ，竟然毁约。民间财婚现象可窥见一二。在这样重财的社会风气下 ，有很多人正因为拿不出高额的聘财以致未能成婚 ，也有贫穷女因嫁妆微薄而难以出嫁的事情。

当财婚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聘财的多少以及陪嫁物品的多寡成为双方婚姻缔结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那么就势必会造成贫寒之家嫁娶的困难。当钱财成为决定婚姻缔结的主要因素 ，成为不少父母为子女择偶的主要标准时 ，贫女难嫁、穷男难娶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现象也就产生了。

唐代的诗句反映了贫女难嫁的情况。比如白居易《秦中吟十首·议婚》白居易以纪实的手法描绘了贫女难嫁的尴尬问题。

虽然颇有姿色 ，但与富女相比 ，富家女是“母兄未开口 ，已嫁不须臾” ，而贫女是“几回人欲聘 ，临日又踟蹰!”。反映了贫女虽然花容月貌又擅长女红 ，但是在世俗重财的婚姻观念下 ，以致家境贫寒而没有人上门聘娶 ，无所归依的感叹。

与之相对的便是穷男难娶。男方的聘礼在婚姻的缔结过程中更为重要。很多穷男为筹集高额的聘财 ，到处借贷 ，四处筹钱 ，靠借款才能婚嫁的可悲状况。在财婚盛行的社会条件下 ，还有更多拿不出聘财娶妻的人 ，更不用说能够娶到心仪的人。

《太平广记》卷四五中有一则故事，讲述了贾某的女儿很有姿色 ，若干男子皆看中了贾某的女儿 ，欲娶之 ，但是无奈于贾某对聘财的要求过高 ，使提亲之人望而却步。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众人提亲缺少聘财 ，虽然“欲娶之” ，但无奈钱财不够 ，只好与意中人有缘无分。

二、“婚姻不问阀阅”

之前讲到“六礼”的核心是“纳征” ，便是“财礼” ，又称“聘财”。男方送给女方家一定的金钱和财物后 ，婚约的缔结才产生效力。这是以金钱和财物作为背后支撑的婚姻形式。唐代法律同样把给付聘礼行为作为婚姻成立的结点 ，所以男方家聘财的多少将左右婚约的缔结 ，是女方家着重考虑的问题 ，成为不少父母为子女择婿的重要标准。

宋代一改前代“士庶不婚”的习俗 ，有学者认为“婚姻不问阀阅” ，“直求资财”成为宋代比较突出的婚嫁现象。主要表现在婚嫁不顾门第 ，社会阶层悬殊的男女双方结为连理 ，他们以对方家庭是否富裕、聘财的多少、嫁奁的数量作为成婚标准。

《宋史》记载：“禁以财冒士族娶宗室女者。”

例如 ，宋代皇室宗女下嫁 ，宋仁宗曾下诏，禁止利用财富冒充士族与宗室女联姻。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五载 ，庆历三年 ，“权御史中垂王拱辰言：‘翰林医官许希 ，非士族而其子乃与皇兄弃升之女纳婚 ，不可以乱宗室之制 ，请罢之。’奏可。”说明其实宋代宗女下嫁 ，对男方家的身份门第有过具体规定 ，不能因高额聘财而乱宗室的制度。

但是面对婚姻厚嫁之风 ，宋代上至皇室宗亲贵胄也不能免俗。为了资财 ，很多宗室之家不顾朝廷诏令 ，嫁女以富为准。因此宗女下嫁给富商的情况更为普遍。

宋代婚姻不问阀阅 ，首要原因就是重人才。宋代延续了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 ，使那些家境穷困的读书人有机会跨入仕途。一旦考中进士 ，身价百倍 ，挤入上层社会圈。富贵人家竞相将女儿许配给他 ，不求聘财 ，不问家世 ，自带嫁妆。

以女儿丰厚的嫁妆为诱饵 ，宋代把这一现象称之为“榜下捉婿”。不少高中登科及第人 ，以自己的身价卖给富家女家作女婿 ，此举加剧了婚姻论财的社会风气。

宋代娶妻论财之风不只在官员和士大夫之间。在《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五中记载了皇室选女进宫也不能避免论财的嫌疑，最后由两位大臣反对才作罢。 宋代皇室婚礼大致可分为：皇帝纳后、皇子纳夫人、诸王纳妃和公主下嫁等。其中宋代对诸王纳妃的聘礼数量没有限制。

从纳采到纳征这两个环节上有诸多聘礼 ，极为丰厚与奢侈。可见宋代婚嫁相比以往朝代只是不看门第 ，没有改变婚嫁论财高聘礼厚嫁妆的本质 ，从宋代皇室婚嫁来看依旧重视聘礼。

三、重聘礼向重嫁妆转变

唐代中后期随着士族的衰落 ，科举制的兴起 ，才子佳人的婚姻概念逐渐深入。婚姻从重聘财向重嫁妆转变的原因源于社会对应举士子为婿的崇拜 ，女方往往会以数量重多嫁妆为条件。在此社会背景下 ，唐宋婚姻开始普遍重视嫁妆。

《通志》记载：“保钮犊车五乘 ，奴婢人马三十匹 ，其他服玩 ，不可胜数”。

咸通年间 ，杨收嫁女资送甚盛 ，器用饰以犀玉；汝阴男子许某遇一女子求婚 ，女方携带侍女乘马数十人 ，帏帐茵席毕具；周简老嫁已醮的表妹给周浩 ，并赠百千余。

女子出嫁必备丰厚嫁妆才能嫁娶不失时 ，成为唐代普遍的婚姻观念。因此从唐代后期开始 ，有无嫁妆、嫁妆的多少成为女子能否出嫁的必要条件 ，又出现较多贫女难嫁的现象。 宋代朝廷对于皇族宗女的下嫁赏赐也十分可观 ，“系亲以金带 ，赐办财银五千两。纳财赐资 ，大率三分减其二。

南宋淳熙十三年 ，魏惠宪王女安康郡主适罗氏 ，诏南库给金五百两、银三千两为奁具。对远属宗女的婚嫁 ，熙宁后 ，祖宗元孙女五百千 ，五世三百五十千 ，六世三百千 ，七世二百五十千 ，八世百五十千。绍熙七年冬 ，诏元孙减五之二 ，六世、八世减三之一 ，五世、七世减七之二 ，已适而再行者各减半。”这仅是朝廷的赏赐 ，实际的资装当然不止这些。

结语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婚姻观念不断转变，但重聘风气从未改变。从聘礼物品注重寓意到注重经济价值兼顾寓意，聘礼作为婚姻缔结的核心，在婚约的成立、婚约的效力和婚约的解除法律制度上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宋朝都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有一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