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中国最繁华和富裕的城市之一，根据不同统计口径，这里居住着1-3万不等的日本籍居民。


6月24日，一名持刀歹徒袭击了两名日本人，一位母亲和她的孩子，地点在苏州一所日本人学校附近。

据香港媒体转引NHK报道，受伤的母亲与她的孩子目前没有生命危险，歹徒已经被拘留。

在中国的舆论场上，谴责歹徒者有之，但也不乏支持者。这些支持者之所以对母亲与孩子遭遇袭击这一事实选择性忽略，是因为在其思想视野里，已经形成一种惯习意识——一旦涉日，立马产生一种抽象的仇恨，足以覆盖任何具体的人。

对此，笔者有几点散思：

1、PCC的纲领其实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与滥觞于19世纪欧陆的民族主义并不贴合，但1937年抗战爆发，PCC第一时间抢占了道德制高点，再到半岛战争，民族主义近乎成为PCC合法性之根基。这一框架至今未有根本性变化。

2、1978年内部政权更迭改变了内外整体局面，内部改革，外部开放，这是所有人都看得到的结果。不过如萧冬连所言，邓公启动改革前，毛周联手扫除了对西方开放的政治障碍，只不过邓执行更激进（对越自卫），对开放政策的执行也更为坚定。在客观上，与欧美社会的频繁交流侵蚀了过去的观念，中国的知识精英开始普遍亲美，虽然一度影响力很大，不过数量上仅仅是很小部分。

3、受惠于对外开放带来的巨大经济增长，即便是一般沿海城市家庭也充满了对西方社会的向往。比如大连人对日本，上海人对美国，温州人对全世界，都充满了浓厚兴趣。1978-2012，这一比例一直在增加，这使得PCC必须着力做两件看似相悖实则统一的事情：努力发展经济以提升民众生活水平vs保持对民众的意识形态灌输。

那么，为什么民粹主义很重要？因为对统治精英来说，必须对外部强人证明只有自己才能驾驭民粹，如此才能在对外开放中确保自身的不可取代性。从这一层面出发，司马南很重要，因为他实际上是驾驭民粹大军的一线指挥官。

与此同时，统治精英又必须维持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画饼之外也必须做一些实质性的优化营商环境策略，这也是司马南这两年遭遇形式上的滑铁卢的原因所在。

4、苏州袭击事件带来的基本冲突在于，一方面李PM在不断对外访问，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以吸引更多人外国人到华，另一方面，国内舆论对待袭击外国人事件依然存在大量与政策相悖的噪音。

具体现实从来都是矛盾的，但如何调适这样的矛盾，其难度正在变得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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