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说知青下乡是怎么回事。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国家搞了个大政策，把城里的中学生、大学生往农村赶。

重庆这样的地方也不例外，学生们背着行李就去了。到了农村，他们得干农活，学种地，跟农民一起吃苦。

知青们大多是城里长大的，没见过这阵仗，来了之后才知道啥叫苦日子。这四个女知青的故事，就发生在开县铁桥区的永和三队。

那地方全是坡地，种点豌豆、红苕、胡豆啥的，一年下来人均口粮才100斤，折成米还不到70斤，根本不够吃。

钱就更少了，全年收入不到100块，劳动一天也就赚个两三角钱，春季还不到一毛。贫穷是真贫穷，日子是真不好过。

可这帮女知青硬是咬牙撑下来了，还在这样的环境下整出点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儿。

先认识一下这四位女知青。杨小萍，1953年生，重庆人，家里是知识分子出身，爸妈一个教书一个当医生。

她从小学习好，喜欢生物化学，想当医生。1969年16岁那年，她下了乡，去了永和三队。她人挺倔强，到了农村不喊苦，还学着干活，闲下来就看医书。

鲜玲，也是1953年生，家在重庆江北区，爸是机械厂技术员，妈管家务。

她性格活泼，爱笑爱闹，下乡后成了大家的开心果。不管多累，她都能整点乐子出来，还跟村民混得熟，学会几句土话。

刘致群，1953年生，干部家庭出身，爸在区政府上班，妈是小学老师。她脑子好使，爱看历史书，下乡后常帮大家出主意。比如挑水太累，她就弄了个简易工具省力，挺有想法。

李光玉，1953年生，工人家庭，爸妈都在纺织厂。她老实能干，体力好，下乡后干活最卖力，插秧挑担样样行，村里人都夸她像个男劳力。

这四个人凑一块儿，性格不一样，但都在永和三队落了脚。她们住在一间土坯房里，房顶漏雨，墙角堆农具，每天扛着锄头下地，晒得脸通红。可她们不服输，硬是跟村民学着过日子，还给村里带去点新鲜劲儿。

1969年冬天，春节前几天，杨小萍她们攒了点鸡蛋、腊肉和粮食，想带回重庆过年。那天晚上特别冷，风吹得窗户吱吱响。

半夜突然听到柴房鸡叫，大家赶紧爬起来，拿煤油灯一看，一只花母鸡没了，只剩几根羽毛。几个人气得不行，觉得肯定是队里那个会计的男人偷的。

那家伙家境比别人好点，媳妇是会计，他自己名声不太好，知青们老看他不顺眼。

杨小萍带头，抄起锄头，鲜玲拿镰刀，刘致健拎扁担，李光玉抓了柴刀，四个人就这么冲出去找会计家算账。

路上冷得牙打颤，月光照着冻硬的路，她们一门心思要抓“贼”。到了会计家，屋里灯还亮着，杨小萍敲门就喊，说鸡被偷了，非要进屋搜。

会计吓得够呛，说男人不在家，孩子还拉肚子，她刚起来洗衣服。可知青们不信，翻遍了屋子，连猪圈都看了，就是没找到鸡。没办法，只好灰溜溜走人。

第二天早上，队长拎着一只死鸡过来，说是她们的。原来是黄鼠狼干的，鸡肚子被掏空，只剩皮和头。四个人脸红到脖子根，尴尬得不行。

谁也没去跟会计说句软话，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说白了，就是穷得心慌，怕过不好年，才干出这乌龙。

1970年春天，粮食不够吃，杨小萍她们合计着养头猪，年底能有点肉解馋。刚开始猪崽小，上山打点猪草，煮点红苕藤就行。

可养了几个月，猪壮了，食量翻倍，家里那点粮食根本不够。夏天的晚上，猪饿得直叫，吵得人睡不着。

刘致健出了个主意，说公家猪圈有饲料，不如去拿点。鲜玲一拍大腿就同意，李光玉拿麻袋，杨小萍拎盆，四个人半夜摸出去干活了。

生产队猪圈离得不远，夜里静得吓人。她们溜进去，赶紧舀了点米糠饲料，装进麻袋就跑。猪吃上饲料，安静了，大家心里踏实。

后来这事儿隔几天就干一次，猪越长越大。年底杀猪，120多斤，肉香得不行。她们请了队长和干部来吃，煮了猪杂汤，炒了回锅肉，村里人闻着味儿都来了，肉没一会儿就没了。

第二天一看，腌的肉还被偷了一半。四个人很气，可也没辙。养猪是想改善生活，结果偷饲料不说，还白忙活一场，全是穷闹的。

1970年夏天，杨小萍去看亿世一队的知青朋友刘致健。那地方条件比永和三队好点，粮食勉强够吃。她走了十多公里，路上雨下个不停，鞋子全是泥。

到了刘致健那儿，桌上就一盘咸菜和豌豆糊，实在没啥招待的。屋里跑进一只瘦猫，喵喵叫着钻桌子底下。

另一个男知青小张说，杀了吃肉吧。杨小萍想想也没反对，小张动手杀了猫，刘致健烧火炖上。为了不让人看出来，还拿荷叶盖住锅。

正吃着，队长推门进来，问猫去哪儿了。大家硬说没见着，队长闻着肉香也没证据，只好走人。

1970年11月，赶场日后，知青们聚在亿世一队聊天，吃点盐肉花生，嘴里干得慌。亿世七队的知青说田里甘蔗还没收完，不如去弄点。

四个人晚上裹上围裙，换上靴子，钻进甘蔗地。李光玉踩倒几根，鲜玲抱起来，拖了两捆回去。屋里啃甘蔗啃得满嘴汁，渣子扔了一地。

男知青半夜把渣子倒河里，第二天早上，几个人嘴唇肿得像香肠，看着就笑。这事儿也是穷日子逼的，想吃点甜的，又没钱买，就干了这荒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