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重庆烈士陵园纪念馆举办烈士纪念活动，时任馆长的卢光泽邀请昔日曾在此地任看守的黄茂才出席，并希望他能为受邀的宾客讲解当年在此的所见所闻。

也正是这次邀请，黄茂才竟然偶遇了当年关在狱中的女共产党员，时任重庆某学院马列主义课教授曾紫霞（应为四川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

曾紫霞在重庆偶遇黄茂才，也令她颇为欣喜，毕竟当年她在狱中关押时，曾受黄茂才照顾。

不过，这也牵出来另外一桩往事。

黄茂才在建国后，因为曾在渣滓洞任看守的经历，被当做历史反革命镇压，后来被判处无期徒刑，尽管黄茂才多次声称，当年在渣滓洞看守所，曾为我党做了许多事情，但因为他找不到人来为他证明，因此蒙冤受屈多年。

曾紫霞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给黄茂才写了证明，还把他的情况通报了中央以及四川省，后来四川荣县司法机关下达了改判书，宣告黄茂才无罪。

一

1948年5月，黄茂才进入渣滓洞监狱，成了一名看守。

黄茂才本来是四川自贡市荣县一个穷佃农，他到渣滓洞看守所当看守纯属是偶然，国民党当局到处拉壮丁，黄母为了避免儿子被抓壮丁，就托关系把儿子安排到了监狱当看守。

就这样，黄茂才糊里糊涂的就进了渣滓洞监狱当看守。

一开始的时候，黄茂才还奇怪，怎么关在狱中的人并不像犯人，倒像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读书人，心里就有了些许动摇。

黄茂才虽然无法为他们做什么事情，但偶尔提供一些便利还是有可能的，这也让狱中关押的共产党人意识到，黄茂才是可以被争取的对象。

两个月后，地下党刘国鋕、曾紫霞因叛徒出卖被捕（小说《红岩》中刘思扬、孙明霞原型）。

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曾紫霞发现黄茂才与她竟然是同乡，而且经过观察后发现，黄茂才并不是像其他看守那样是专职的特务，而是被蒙骗进来的，加之黄茂才本就老实本分，因此在与狱友商量后，决心感化教育他，让他为狱中的难友提供些许便利的条件。

黄茂才受到教育后，很是动容，于是同意为他们服务。

当然，以黄茂才的身份，他能给狱中的人提供的帮助很有限，最多不过打个掩护，内外传递一下信息，送一些物品。

可也正因为有了黄茂才，关在狱中的地下党人得以将狱中的消息传递到外面，同时还能与外面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并获得第一手的时局消息。

1949年8月，为了表示感谢，江竹筠与李青林、曾紫霞、盛国玉、胡其芬等女牢的同志商量以后，还给黄茂才织了一件毛衣。

当时，国内形势变化很快，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已经渡过了长江分别向西南、东南进军，江竹筠已经意识到，国民党军在日暮穷途之余，很有可能会对她们这些人下手，因此才决定，要给黄茂才留下一件有纪念意义的东西，促使他思想真正发生转变。

黄茂才一直把这件毛衣视若珍宝，但很遗憾的是，六十年代被抄家时，这件毛衣不慎遗失，成了黄茂才心里一根很大的刺。

二

根据史料记载，江竹筠在预感到自己即将牺牲时，曾给一直替她照顾幼子彭云的亲友谭竹安写了封托孤信。因为狱中条件困难，她是把筷子磨尖了作笔，把棉花烧成灰做墨。

这封信陈列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红岩魂陈列馆二楼展厅。

竹安弟：

友人告知我你的近况，我感到非常难受。幺姐及两个孩子给你的负担的确是太重了，尤其是现在的物价情况下，以你仅有的收入，不知把你拖成甚么个样子。除了伤心而外就只有恨了……我想你绝（决）不会抱怨孩子的爸爸和我吧？苦难的日子快完了，除了这希望的日子快点到来而外，我甚么都不能兑现。安弟！的确太辛苦你了。

……

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孩子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幺姐是否仍在重庆？若在，云儿可以不必送托儿所，可节省一笔费用。你以为如何？就这样吧。愿我们早日见面。握别。愿你们都健康。

来友是我很好的朋友，不用怕，盼能坦白相谈。

八月廿七日

应该指出的是，江姐的信的收信人谭竹安，实际上是她的丈夫彭咏梧的妻弟。

彭咏梧在和江姐结婚之前，已经与在云阳老家的妻子谭正伦结婚多年，并育有一子（原四川大学党委副书记彭炳忠）。

1941年秋，彭咏梧奉中共川东特委之命到达重庆。任重庆市委委员，负责领导重庆沙磁区、新市区一带的工作。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重庆信托局的一名职员。

1943年初，重庆信托局修建了一批新宿舍，而已经结婚的职员可以优先申请，当时彭咏梧考虑到住集体宿舍，不利于开展革命活动，就想让在老家云阳的妻子带着孩子一起到重庆来，但谭正伦回信称，孩子正在出麻疹，短期内去不了重庆。

在征得组织同意后，彭咏梧在组织内适龄的女性中找一个假扮妻子的人，组织上后来推荐了江竹筠。

只是在后来相处的过程中，彭咏梧与江竹筠日久生情，到1945年，彭咏梧正式向江竹筠求婚，并征得组织同意。

1946年4月，江竹筠在成都难产生下了孩子彭云，为了不耽误工作，她选择了节育。

事实上，对彭咏梧“抛弃”原配与江竹筠结婚，谭竹安一度十分不满，后来江竹筠见到他，还曾对他说：

“如果革命胜利了，我们都还活着，到那时候才能真正考虑怎样理清这种关系，需要的话，我会把你姐夫还给你姐姐。”

见江竹筠如此坦诚，谭竹安十分动容，后来两人以姐弟相称，江竹筠把孩子彭云也托付给他照顾。

根据彭云后来接受采访时称：1947年10月，彭咏梧夫妇受组织委派到川东领导农民暴动时，江竹筠给在云阳的谭正伦写了封信，希望她能到重庆莱照顾彭云，并托谭正伦的弟弟谭竹安转交。

当时，重庆正值最严重的白色恐怖时期，但谭正伦收到信不顾危险，于1948年2月赶到重庆，并从其战友手中接过了当时只有一年零十个月大的彭云。

在随后两年时间里，谭正伦带着彭云东躲西藏，躲避敌人的追捕，事实上当时敌人也打算抓住彭云，用来要挟江姐，但因谭正伦的缘故，最终没有得逞。

三

江姐写完这封信以后是如何送出监狱的，各方面的回忆都不同。

根据黄茂才的回忆，这封信是由他送出去的。

1948年8月27日下午，江姐在写完这封信后，即将在门口巡视的黄茂才叫来，并叮嘱他一定要把信送到重庆中山公元的培才小学，并亲手交给谭竹安。

不过，也许是因为时隔多年的关系，黄茂才多次回忆中，各方面的细节也有偏差。

比如黄茂才回忆自己送出信的时间是在当年10月，而不是一般认识中的写信当天。

对于是把信交给了谁，黄茂才说法前后也有矛盾，有的采访称他是把信给了谭竹安，但也有采访说是给了彭咏梧前妻、谭竹安的姐姐谭正伦，而谭正伦还曾托他把彭云1岁的照片带到狱中交给江竹筠。

不过，曾紫霞在她的回忆文章《战斗在女牢》中称，江姐的“示儿信”是她送出去的，并且也是她交给了谭竹安。

曾紫霞在被捕时，党龄并不长，她是在1948年4月在恋人刘国鋕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当时，刘国鋕、曾紫霞因为叛徒出卖被捕以后，刘国鋕的党员身份是明的，因此在狱中备受酷刑，而曾紫霞则因为党龄较短，敌人并不确定她的身份，但多次审讯下来，曾紫霞都未承认自己的身份。后来更是把她押赴刑场“陪杀”。

刘国鋕为了女友安全，也曾刻意否认她的党员身份：

“曾紫霞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啥子党员不党员啊。”

在后来保释过程中，刘国鋕因为拒绝脱离共产党，拒绝交出党组织，因而未保释成功，后来狱中牺牲，曾紫霞因为未暴露身份的关系，得到了同时老乡的蒋介石侍从室秘书沈重宇，保释成功。

曾紫霞在出狱前，把江竹筠给的“示儿信”缝在了衣袖里，带出了监狱。

可后来发现，曾紫霞获保释出狱的日子是1948年8月5日，而江姐写的“示儿信”是在8月27日，时间上有冲突。

反而是黄茂才称送信是在当年10月，时间上比较吻合实际情况。

江姐这封“示儿信”的原件确实是在谭竹安手中。

根据部分资料记载，1963年，三峡博物馆的前身重庆博物馆召开烈属座谈会时，曾提出了要整理烈士遗物，谭竹安直接就把江姐当年写给他的信拿出来，捐给了博物馆。

这似乎也证明，江姐这封信后来确实是交给了收信人。黄茂才说把信给了谭竹安的姐姐谭正伦的说法就又不准确了。

从以上考证的情况来看，江姐的信是由黄茂才送出的可能性比较大，之所以出现各方面不同的记录，也是源于年代久远，当事人记忆出现偏差。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江姐在狱中写的遗书不止一件，可能黄茂才、曾紫霞都送出过，但具体送的是哪一件，他们也不确定。

事实上，江竹筠在被捕前后，曾给亲友写过数封信件，光是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就收藏有7封江姐当年写给亲属的亲笔书信，还曾公开展出过。

这些信字字句句均感人肺腑，让人读过一遍，便不忍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