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海军陆战队体育场内，1000多名身着白色军装的毕业生整齐列队，目光聚焦在讲台上的副总统万斯。这位以《乡下人的悲歌》成名的政客，此刻更像一位战略预言家。“美国绝对主导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和俄罗斯“正从频谱到近地轨道，再到供应链和通信基础设施等所有领域挑战美国”，而美国的错误在于“沉迷于国家建构和干涉他国事务”，甚至在中东“试图用军事力量塑造民主国家”，最终代价高昂却一无所获，他说：“我们不会再让军人卷入看不到终局的战争”。

万斯的演讲并非孤立事件，就在十天前，特朗普结束中东三国访问时，曾公开嘲讽“国家建设者毁掉的国家比建设的多”。这两场表态形成政策闭环，揭示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新范式：用商业思维重构军事行动，将“成本-收益”计算嵌入战略决策，从“世界警察”到“精算师”角色的转变。这种转变在也门行动中初露端倪。

美副总统为何说要拒绝卷入海外冲突

2025年3月，美军对胡塞武装发动精准打击，目标明确——确保红海航运安全，而非颠覆政权或改造社会。当胡塞武装在两周前同意停火时，五角大楼的评估报告显示，行动成本较传统干预模式降低67%，且“未引发区域性人道危机”。万斯将此视为典范：“我们带着目标和纪律行动，就像外科手术。”更深层的战略收缩体现在军费分配上。尽管2026财年军费飙升至1万亿美元，但预算重点已从海外基地维护转向“颠覆性技术”研发。

五角大楼内部文件显示，高超音速武器和量子加密通信的投入增长400%，而驻欧美军后勤预算被削减22%。这种“技术优先”逻辑，与万斯强调的“扩大与对手的技术代差”不谋而合。但收缩不等于退缩。万斯特别警告：“当我们出拳时，必定是重拳。”这种“精准威慑”哲学，在南海与台海愈发频繁的“力量展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美军侦察机抵近侦察频次同比增加35%，但航母战斗群始终游弋在冲突红线之外。当然，万斯的“现实主义宣言”看似逻辑自洽，实则暗藏矛盾。

美副总统为何说要拒绝卷入海外冲突

尽管美国全力押注尖端科技，但中国在量子计算、6G等领域的专利申请量已实现反超。更棘手的是，美军F-35战机的飞行成本高达每小时3.8万美元，而中国歼-10CE凭借低成本优势，正在中东和东南亚抢占市场。当美军从非洲撤出最后一座无人机基地时，法国《世界报》质问：“谁來填补权力真空？”

俄罗斯瓦格纳集团随即在苏丹金矿区部署私人武装，而土耳其趁机扩大在利比亚的军事存在。万斯试图弥合“科技乐观派”与“民粹右派”分歧，但美国步枪协会已公开反对“过度依赖智能武器”，而硅谷工程师们则在抗议“将技术用于军事化”。随着2028大选周期临近，这种脆弱平衡恐难持久。当西点军校的校训“责任、荣誉、国家”遭遇“核心利益优先”的现实主义，美军正在学习用商业世界的KPI衡量战争——击沉多少舰船、保护多少航道、消耗多少预算，一切都需精确到小数点。

美副总统为何说要拒绝卷入海外冲突

这对中国的战略学者而言，这既是机遇也是警示——当美国不再轻易扣动扳机，博弈将更多转向科技、供应链与规则制定权的无形战场。万斯的“精算现实主义”能否为美国赢得新赛道的入场券尚未可知，但唯一确定的是：历史从不等待迟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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