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21日一大早，在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蚕花路的烧麦博物馆的小餐厅里，79岁的沈莹宝要了一份馄饨和一屉烧麦。这种博物馆里有餐厅，餐厅即是博物馆的经营模式，让慕名而来的食客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切身感受着这里浓厚的文化氛围。多年来，沈莹宝一直保持着每周都要来吃上一次这里的烧麦，不仅感受的是这里浓浓的家乡味，更像是对自己年轻时离家的一种补偿。

还有不到十天的时间，沈莹宝他们这批1965年远赴新疆的吴江、江阴、无锡的知青将要举行支边六十年聚会。退休后当选了盛泽镇文联副主席的沈莹宝，是这次聚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由于他和老哥几个年龄都大了，具体的接待工作就请文联的几个年轻人帮忙去做。他来到设在先蚕祠的一间办公室里，给文联办公室的小周交代，对前来参加聚会的当年的知青一定要照顾好。

沈莹宝安排完，回到家里，想着过几天就要和老朋友们相见了，他从卧室找出一大本相册，来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下，打开相册，一页一页认真地翻看着。当他翻到他返回盛泽镇后，1999年他在盛泽镇接待吴济民、麦麦提肉孜·阿孜时，与他们两人的合影，沈莹宝的双手禁不住颤抖起来。吴济民和麦麦提肉孜·阿孜这两位自己的救命恩人已经离开了人世，沈莹宝轻轻地抚摸着照片上的两人，看着照片上那两张已经印刻在自己脑海里的熟悉面孔，回忆起当年自己少小离家，若不是遇两位贵人相救，险些命丧新疆于田县的经历，沈莹宝再也忍不住老泪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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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学习鱼珊玲同志立志扎根边疆的忘我精神。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鱼珊玲勇敢地划清自己与资产阶级大小姐的界限，拒绝投入资本主义的怀抱，坚定地选择了加入到我们为实现共产主义建设的伟大热潮中来，选择当一名光荣的支边青年，她的选择是无比正确的，是值得我们每一位有远大理想和报国志向的知识青年学习的榜样……”盛泽镇的大喇叭里，反复播放着上海支边青年鱼珊玲的光荣事迹，而此时在盛泽镇，动员200多名盛泽镇的青年到新疆于田县新园农场的工作正在紧张进行着。

周文龙来到沈莹宝他们几个年轻人联办的小工厂，找到沈莹宝，说：“你听，又在宣传鱼珊玲了，这事你怎么想的？”

“我能怎么想，又不符合条件，人家要的是待业青年，我这已经有工作干了，报名也不要我。”沈莹宝说。

“可我知道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周文龙说，“赵永森你们知道吗？就是花园联办招待所的那个会计，他也报名了。还有钱国华和李青，他们学徒马上期满，可以每月领23块钱的工资了，他们也报名了。你这工作又不是国家安排的，我觉得你报名没问题，肯定会录取的。”

沈莹宝没心思和周文龙在这个问题上再深入讨论下去，他们联办的这个小工厂才半年多时间，已经有了起色，不能说放弃就放弃，他还是希望能把这个厂子办下去，对于去支边的事情，他没有过多的去考虑。

沈莹宝回到家，父亲正坐在房子正厅的凳子上抽烟。沈莹宝和父亲打招呼说自己回来了，父亲翻了一下眼皮，嘴里“嗯”了一声再没有多余的响动，依旧吧嗒着在那里专心抽烟，就像那支烟分秒都不能离开他一样。

沈莹宝感觉气氛不对，父亲这是有心事，难道家里出什么事了？这个念头也就在他脑海里一闪而过，并没有过多的去想，父亲的心事，若是需要他知道，父亲会把谜底向他揭开的，以前父亲就是这样，沈莹宝断定这次父亲依然还会这样。

果真如此。沈莹宝正想要往自己房间里走，父亲突然开了口。

“你过来坐。”

父亲的语言总是那么简洁，简洁的让人毋庸置疑。

沈莹宝取来一个凳子放在父亲斜对面，坐下，眼睛望着父亲，他猜到父亲有些不得不说的话，父亲的情绪都聚集在他拧在一起的眉头里，

父亲掐灭了手中的烟头，抬头看了儿子一眼，努力用一种平缓的口气开门见山地说：“今天镇里来人了，动员你到新疆支边，明天就去镇上的文化宫报名填表。”

沈莹宝说：“我有工作。”

父亲说：“那不算。”

沈莹宝说：“我们家成分不好。”

父亲说：“所以必须去。”

沈莹宝这才明白，父亲原来是在为他将要去新疆支边的事心事重重。

新疆在哪里？沈莹宝只知道那是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在中国的最西边，他听别人说过，坐火车要走一个星期才能到，还听说新疆特别冷，冬天出门上厕所，每个人都要手里拿一根木棍，随时准备敲打掉冻住的屎尿。

“你们去南疆，一个叫于田县新园农场的地方。”

“没听说过。”

“有些远。”

“应该是。”

“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不知道。”

沈莹宝知道，父亲对他去支边放心不下，他对前途未卜的事情，一向心里没底，一旦自己走出这个家门，什么时候见，是否还能见，这要看天意了。

当晚，沈莹宝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他清楚，这次让他去支边，这是政治任务，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他的家庭成分，只容许他按照要求去执行，对抗对他和他的家人都将会带来无尽的麻烦，想要在盛泽镇生活下去，不为他自己想，也要为这个家考虑。沈莹宝不甘心的是，自己想干一番事业，本来刚开始起步，现在不得不放弃了。换一个思路去想，去新疆也没什么可怕的，听说这次要招200多人，这么多年轻人在一起，别人能生存下去，自己也不比别人差，也一样能过得更好。既然改变不了，就坦然接受，好男儿志在四方，出去闯一闯，就当是见见世面了。

第二天，沈莹宝去了文化宫报名，想去支边的人还不少，很多年轻人都是家人陪着一起。

沈莹宝走出文化宫，向他的小工厂走去，他要和小伙伴们说一声他要去支边的事，他希望不去支边的人能接手厂子，继续办下去。沈莹宝来到厂子，发现大家的情绪不高，一问才知道，厂子里已经有3个人报了名，加上他，一共要离开4个人，大家都觉得厂子以后没了希望。

沈莹宝不这么觉得，他坚持留下来的人继续把厂子办下去，人手不够，这段时间抓紧招人。被他的坚定感染，大家商量之后觉得一定能坚持把厂子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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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莹宝的确毫无意外地入选了，镇里敲锣打鼓地把录取通知书送到了他家里，从这一刻起，沈莹宝不再是吴江的一名小小工人，而成了一位光荣的支边知青。

沈莹宝开始为自己的这次远行做准备，他想，起码要给自己弄个箱子。可他一家十几口人就靠父亲和他的几十元工资维持生活，可谓家徒四壁，哪里有箱子给他用？

他倒也不恼，自己从外面找了一些废弃的包装箱木板，动手做了一个木头箱子，把物品杂物一股脑都塞了进去，那是他的全部家当。

支边知青沈莹宝就此准备就绪，只等着通知出发了。

1965年8月30日，盛泽镇的220名支边知青集合在先蚕祠前的广场上，他们要出发了。

广场上挤满了人，不止是知青们，还有把他们簇拥在中间的家人、亲朋，空气中飘散着说不完的叮嘱，话不完的告别。

县、镇领导都来为他们这批支边知青送别。高音喇叭里唱着慷慨激昂的革命歌曲，听着让人热血沸腾，几辆解放牌汽车整齐的停放在不远处，就等着时间一到，鸣笛出发。

上午十时，镇上的干部和负责护送知青的干部开始组织知青进行点名。确认到齐后，让大家按照编队有序上车。沈莹宝向家人和朋友挥着手，想着自己这次离家不知何日才能回来，心里不由一阵酸楚，眼泪夺眶而出。他急忙转过身，用衣袖擦了一下眼泪，生怕被家人看到，他不想让家人跟着他一起伤心难过，他想尽快结束这种让人伤感的场面，只有这样，大家才能好受一些。于是，沈莹宝加快了登车的步伐。上了车，汽车启动，缓缓驶离送别的人群，汽车一直把他们送到苏州火车站的站台上。

这趟改变着知青们命运的火车，载着这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驶向祖国的大西北，对这群年轻人来说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而这个地方，给了这些年轻人另一种人生。

1965年9月13日，一路辗转，知青们终于来到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地，于田县新园农场。

新的环境给知青们带来新鲜的感觉。但是，来到农场吃的第一顿饭，让知青们开始意识到，今后的生活将会是意想不到的困难。知青们来自鱼米之乡”的江南，吃惯了大米饭，可到农场后的第一顿饭，却只有一桶用粉碎成颗粒状的包谷熬的包谷糊糊，和一盆用包谷面做的发糕。

其他条件也没有一项优越的，住的是大通铺，几根立木上铺几块木板，再铺些稻草芦苇，就是床铺。水倒是不缺，院子里挖有一个大坑，蓄着水，当地维吾尔族老乡管这个坑叫涝坝，人畜都喝这里面的水，水面上漂浮的羊粪蛋，就像给这坑水撒进去的消毒药丸，若是一场大风，水面的东西更丰富，打捞一下，并不影响大家饮用。

最让知青们吃不消的是重体力的农活。强体力的劳动，磨炼着这些年轻人的意志。他们走上社会后都没经历过强体力的劳动，现在，要干这么重的农活，开始他们有些吃不消，但也没办法，只能咬牙坚持着。而强体力劳动让知青们胃口大开，可伙食里一点油星也见不到，一边劳动，一边肚子咕噜噜地叫，那种滋味，是对知青们的身体和意志的双重考验。

在知青中叫苦怕累的思想有所抬头。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是改善伙食，而是加强思想政治学习。农场领导认为知青中蔓延的这种资产阶级思想要不得，它会腐蚀知青们的革命意志，弱化战斗力，必须要加强忆苦思甜教育，让知青们到当地老乡家中参观学习接受教育。

知青们来到当地老乡家中，见三块石头支着一个被烟熏火燎得黑乎乎的铁锅就是老乡全部的家当时，知青们的内心受到极大的冲击，他们对自己贪图享乐主义的思想惭愧不已。自己的日子过得苦吗？和老乡的比一比，自己的日子应该用奢侈来形容，分明是自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是小资思想在作祟，再不悬崖勒马，将会严重脱离群众。现场教育的效果非常好，知青当中叫苦怕累的声音消失了，在开展的各种劳动比赛中，大家你追我赶，争当先进模范。这群来自江南的支边知青，逐渐适应了农场的新生活。

在近一年多的锻炼中，沈莹宝羸弱的身体变得结实起来。原先他的饭量并不大，由于劳动量大，沈莹宝一次竟然吃了一斤的清汤面，把自己都吓着了。一年多来，沈莹宝的文艺才华在知青中表现出来，农场或县里组织文艺活动，他都是活跃分子。他会谱曲，还会编剧本，进了农场的文艺宣传队，成了骨干。新的人生轨迹，并没有给沈莹宝带来平安顺利，正当沈莹宝在知青中崭露头角的时候，然而，接下来等待沈莹宝的，却是一场猝不及防的飞来横祸……

3

1967年1月6日，和煦的阳光给冬日的新园农场送来些许的暖意，天际悬挂着的几朵白云让天空不再单调，偶尔掠过天空的几只麻雀，叽喳地叫了几声落在光秃秃的红柳枝条上。沈莹宝走出宿舍，按照队里的安排，他和林业队几名知青约好要去县城城郊去割编筐用的柳条。大家如约而至，也许是今天的天气不错，影响了大家的心情，一群年轻人有说有笑地出发了。

走出农场不远，身后驶来一辆马车，赶车的尼亚孜要去县城拉物资，尼亚孜看到这群快乐的知青，停下车，问他们到哪里去？顺道可以捎带他们一程。

知青们告诉尼亚孜，他们是去城郊割柳条，正好顺路。尼亚孜立刻招呼大家上车。

能少走一段路，知青们别提多开心了，坐在马车上不由唱起了歌。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尼亚孜被这群年轻人感染了，马鞭被他甩得啪啪响，马车在土路上疾驰，车后扬起一道尘烟。马车很快驶过克里雅河大桥，再往前走，是一处大下坡，由于地势低洼，常年被洪水冲刷，形成一道深沟。这条深沟宽近二十米，深数米，把公路拦腰斩成两段。公路是农场和附近垦区通向县城的惟一通道，人们在深沟两侧铲出斜坡，铺成一条S型的车道作权宜之计。每次车辆经过此沟，都小心翼翼，缓缓而行，车上人忧心忡忡，沟，成了交通要道上的拦路虎。

尼亚孜谨慎地驾驭着马车沿斜坡缓缓而下，但是，事故还是发生了。在惯性的作用下，辕马越跑越快，在沟底一个急弯冲向上坡时，把一车的乘客抛在沟底，顿时人群发出一片嚎叫之声。知青们被摔得鼻青脸肿，他们一个个从地上爬起，最后只剩下沈莹宝一个人无声地躺在沟底，动弹不得。

大家纷纷涌向失去知觉的沈莹宝，一边呼喊着他的名字，一边轻轻地把他抬起，迅速抬上停在路边的马车，所有人的眼神中只有一个想法——送县医院。

马车疾驰，车上的知青团团围在受伤的沈莹宝四周，用手轻轻地托起他的身体，尽量减少他的痛苦。

此时的沈莹宝脸色逐渐变得越来越惨白，神志一阵清醒一阵昏沉，他只觉得胸口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闷得透不过气来。

沈海观抱着沈莹宝的头，嘴里不停地说着：“莹宝，你要坚持住，马上就到医院了，你醒醒，千万不要睡着了，你一定要坚持住，会没事的，一定会没事的……”

经过十余公里路途的颠簸，马车终于停靠在于田县人民医院的大门前。大家七手八脚抬起沈莹宝，边喊叫医生，边急忙往急诊室送。

经医生初步检查，血压、脉搏已难测出，病人危在旦夕。病情就是命令，全院的医护人员迅速动员起来，组成抢救队伍，透视、抽血、化验、输液……抢救工作紧张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知青出事的消息，也迅速传到了于田县委。

碰巧当天县委召开全县四级干部会议，会议一结束，县委书记吴济民，新园农场党委书记曹玉琪，县委副书记樊建福、高克等领导就立即赶到了医院。

此时，沈莹宝正躺在手术台上，全身颤抖，医生立即注射镇静药物加以控制。室外正研究着治疗方案。经会诊，初步断定沈莹宝是因大量内出血导致断续性休克，病情十分危急，出血部位极有可能是肝脏。一种意见认为肝脏是危险的部位，县医院不具备肝手术的技术和条件，必须立即转院（在六十年代，医学界视肝脏为外科手术禁区，国内仅有上海长海医院等极少数著名医院在作肝手术的探索）；另一种意见认为沈莹宝处于大量失血状态，一旦向和田转院，病人经受不住180多公里路程的颠簸，继续出血，必定死于途中。因此必须立即剖腹探查、手术治疗。两种方案都有理由，也都有危险，怎么办？大家的眼光集中到县委书记吴济民那张表情严竣的脸上。

吴济民，这位曾参加过解放战争，历经枪林弹雨、艰难困苦，善于在复杂情况下快刀斩乱麻的县委书记，这时也陷入了沉思。时间就是生命，望着一双双焦虑的眼睛，他轻声与身边的副书记们交换了意见，斩钉截铁地说：“立即手术！要尽最大的努力抢救支边青年的生命。”随后他接过手术通知书，在上面代表病人家属签下了“吴济民”三个大字。

可以说，此次对沈莹宝的抢救，有两个起关键作用的人，如果不是他们，沈莹宝恐怕活不过当夜。

其一便是吴济民，若不是吴济民当机立断地签字，一旦手术时间拖延，耽误了抢救时机，沈莹宝的命运再无后续。签字之前，吴济民或许也想过，一旦手术失败，他的政治生命有可能因此终结，这三个字，字字千钧。

另一个关键人物则是主刀医生麦麦提肉孜·阿孜。

于田县人民医院里，手术的各项准备工作迅速铺开，一道道命令从临时组建的抢救小组发出。

在手术过程中，病人需要大量输血，而医院又无血库，这就需要动员更多的人到医院来献血。县广播站立即播出为支边青年献血的动员令，动员令通过电波传遍全城，很快，听到广播的干部职工、群众奔走相告，涌向县人民医院。

于田县城的供电是靠电厂那台柴油发电机，由于功率不足，往日用户常常感到电压不足。这天许多单位接到通知后，为了保证医院抢救工作中有足够的电力，自觉切断了自己的电源。

为了保证医院抢救工作的顺利进行，平时只供电几个小时的发电厂，立即组织工人加班，连续供电，医院大楼内彻夜灯火通明。

医院采血室挤满了人。室内，一组组医护人员正紧张地忙碌着，给前来献血的人取血样、化验、抽血、填单，一切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偶尔听到一声医疗器械的碰撞和急促的脚步声。走廊里已经排起了长队，听到广播后陆续赶来的献血者已经超过二百人。人们焦急地等待着，轻声打探着病人的消息。人群中有与沈莹宝朝夕相处的农场职工，有县上各单位的领导干部职工，有满怀爱心的维吾尔族老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认识这位支边青年，但是人们知道受伤的是自己的同胞、战友，是共同生活和工作在于田土地上的亲人，大家甘愿为挽救沈莹宝的生命而献出自己的宝贵的鲜血。

晚上八时，手术室内，参与手术的医生和护士已经准备就绪，各就各位。沈莹宝躺在手术台上，面对无影灯，吸入乙醚，进入全身麻醉状态。

担任主刀的是麦麦提肉孜·阿孜，他是一位有丰富经验的中年外科大夫，虽然学历不高，但有数千例手术的经历，平时好钻研，好读书，心理素质好，处理疑难手术十分果断。他医术高明，在整个县内属第一流，即使是医科大学毕业的几位医生也很钦佩他的手术水平。在之前会诊后的那场讨论中，麦麦提肉孜根据病人的呼吸、脉搏、血压和其它症状，结合考虑受伤的时间等等，判断为肝破裂，坚定必须立即手术，否则生命最多只能延续几个小时。虽然肝脏还是外科手术的禁区，但是麦麦提肉孜早已开始对肝手术进行研究，也曾在学术刊物上读到过一些肝手术成功的例证，他认为只要配合默契，有足够的鲜血供给，加上病人有旺盛的生命力，和他自己的经验和细致的工作作风，手术还是有成功可能的，何况病人的病情已不允许再作转院的考虑了。当然，他也清醒地意识到手术要冒极大的风险，一旦失败，病人将立即死亡，随即而来的是种种非议、指责，甚至批判，一顶顶大帽子可能会扣到他的头上，由此结束他从医的生涯。但是他已经来不及考虑那么多的个人得失，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从死神手中夺回一条年轻的生命。最后，经过县委领导和医院领导慎重考虑，采纳了麦麦提肉孜的建议，并请他作为主刀医生，来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其他医院的骨干力量由他调配为他当助手，集中全院最优秀的医疗资源为这次的手术增加成功的砝码。

手术室内气氛十分紧张。麦麦提肉孜·阿孜手握手术刀，神情严肃。麦麦提肉孜用手术刀在沈莹宝的右上腹轻轻划开了一个口子，拨开肌肉，露出腹膜。他的手稍稍停顿了一下：诊断正确与否，马上可见分晓。手术刀刚刚刺破腹膜，“嗖”，突然一股鲜血笔直向上冲出半米多高，麦麦提肉孜略略点了一下头，迅速扩大切口，手术室内响起一阵手术器械的声音。

现在腹腔已经打开，露出破碎的肝脏和满腔的鲜血，一切正如判断的那样。随着手术的进行，取净了鲜血，清洗了腹腔，仔细检查了肝脏的裂痕，麦麦提肉孜的两条浓眉又打成了结：只见肝叶的前部横贯着一条深深的裂缝，直达肝叶的深处，裂缝两边还布满细小的裂纹，就像一张河流的鸟瞰图，叶尖还有两小块肝的碎片跌落在腹腔中，肝叶后部同样已裂成许多碎块，有三分之二的肝脏掉进了腹腔，剩下的也像一串葡萄一样挂在那里。情况要比估计的更为严重。充当助手的医生们默默无声，严肃的目光对视了一下，手术室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手术室门外与室内一样紧张。吴济民和几位副书记谁都没有离开，虽然从早晨到现在大家已连续工作了十多个小时。为了组织抢救，连晚饭也没顾上吃，大家都已困了，乏了，饿了。但是抢救工作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谁也不愿离开。大家没有人说话，静静的走廊另一头聚集着一群农场的支青和热心肠的群众，大家都在焦虑地等待着……

手术还在进行，麦麦提肉孜的额头布满汗珠，护士不时给他轻轻地擦拭。麦麦提肉孜那双粗壮的手此时变得比姑娘的纤手更为灵巧，破碎的肝叶在他的手下慢慢地被缝缀起来。肝叶十分脆嫩，手术针在肝叶上穿行，那精细、轻巧的功夫要比刺绣更为高深许多倍，每缝一针都要用十分的力气和万分的小心。为了把仅剩下的肝脏固定好，麦麦肉孜大胆地把腹腔内的大网膜割下来一半，用来包裹住缝合后剩下的肝脏，这种撤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在当时实属无奈之举，但是，也正是这个大胆的办法，创下了一次医疗奇迹。

时间在一秒一分地过去，手术室外的吴济民书记不时抬起头来望望挂在走廊上的时钟，心里作着种种猜测。十一点、十二点、一点、二点……突然手术室的门被打开，医生、护士们推着担架车出来了，看到医护人员的脸上露出笑容，吴济民和在场副书记们不由松了一口气。

手术取得初步的成功。

手术从晚上八时开始到凌晨二时结束，整整进行了六个小时。这是多么漫长而揪心的六个小时啊！在这六个小时里，多少人为了手术的顺利进行而竭尽全力。县人民医院动员了全院的一切力量，从院长、医师、麻醉师、护士、药剂师、化验员到后勤工作人员，几乎所有人都投入了抢救，度过了一不眠之夜；二百多名献血者的献血一直持续到手术结束；发电厂的工人们为了保证供电整夜守在发电机旁；县领导全程指挥着整个抢救；全城还有无数个相识或不相识的好心人在为沈莹宝的手术牵挂着、祈祷着……

沈莹宝从昏迷中醒了过来，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守护在他床边的是农场的两名支青刘婉英和张昌华，从开始到沈莹宝醒来，他们两个没敢合眼，随时注视着沈莹宝的细微变化，现在，两人见他醒了过来，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以后的几天里，沈莹宝的身体恢复的很快，心情也格外地好。病房里每天都有一批批的人来慰问，相识的，不相识的，农村的，机关的，都表达着同一种关切……沈莹宝也从大家的口中得知了自己在被摔下马车后所发生的一连串的故事，每一件都深深地触动着他内心深处最敏感的神经，他的不幸，让他又品味到人生中的大幸。父母给了他第一次生命，而于田县人民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4

沈莹宝出事的消息传到新园农场时，立刻在知青当中引起不小的震动，大家为他是否能挺过这一关而忧心忡忡。毕竟开肠破肚是大手术，县医院真的能完成吗？不久前，二中队有一位叫孟六宝就因为胃穿孔死在了农场，沈莹宝的情况听起来比他要更严重。

农场的知青坐卧不安地为沈莹宝祈福，希望他转危为安。

当手术成功的消息传回农场，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只盼着沈莹宝回到农场，一定要好好给他个拥抱。

手术后的第7天，也就是1967年1月13日，手术切口的缝线部分被拆去。14日，对剩余部分进行了拆去。这时的沈莹宝心情格外好，病房里不断有前来看望他的各族朋友，他也了解了举全县之力抢救他的全过程。但是，手术切口的缝线拆去没几天，他开始出现高烧，用药后有所缓解，但药量稍减，很快复发。反复几次，医院决定把他转上级医院。2月1日，沈莹宝被转到和田地区人民医院。

但终究因手术后引起的种种后遗症难以治愈，在此后长达一年半的治疗中，沈莹宝先后转院到新疆医学院、上海长海医院、东方红医院（今瑞金医院）接受治疗。这期间，他又经过了8次大小手术，才得以痊愈。所有参与治疗的医生都一致认为，是于田县人民医院那次有效的抢救挽救了他的生命，为以后得治疗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创下了一次奇迹。

1968年10月，经过辗转一年半的治疗，沈莹宝在还未完全康复的情况下提前返回了新园农场。沈莹宝专程去了趟自己发生意外车祸的地方。他伫立在那条深沟前，百感交集，忍不住潸然泪下。而那条沟，为了纪念这件事情，知青们给那条沟起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名字——“莹宝沟”。

然而，这时的新园农场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以“闹革命”为主的各种斗争闹得沸沸扬扬，农场正常的生产活动无法开展，很多人都寻求自保。沈莹宝虽然经历多次手术，想要彻底恢复并不容易。1972年底，沈莹宝向组织提出回故乡盛泽治疗手术后遗症，农场同意了他的请求。由于他的伤病是工伤事故引起的，在他回家乡治疗和养病期间，农场照发工资。1976年，这段特殊时期终于过去，到了1977年10月，由于政策变动，新园农场要与另外两家单位合并，新园农场的领导向沈莹宝提出三条建议；一是完全脱离农场，在盛泽另行就业；二是返回农场，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会为他另行分配工作；三是继续修养，后果未知。

1989年初已经在盛泽镇有了自己的家的沈莹宝，在家休养了5年，现在他要做出重返农场或留在家乡的选择。由于农场合并，新的单位对他的情况不熟悉，能否继续照发工资很难说；回农场，他不愿意；若继续这样在家里休养，新的单位也未必同意。于是，沈莹宝决定了断与农场的工作关系，选择了在盛泽自谋出路。

去新疆支边前，沈莹宝与伙伴开办的小工厂，如今已经和镇上的另一家企业合并成一家镇办企业，之前的小工厂不复存在。这么多年沈莹宝与工厂脱离了关系，他没有选择去这家镇办企业，而是自主选择了镇上的另一家当时最不让人看好的包装印刷厂，当了一名供销员。他认为，盛泽乡镇企业发展很快，但是，包装行业相对较慢，因此发展潜力很大，他敏锐地看到这里面蕴含的商机。

沈莹宝的选择不是没有依据的。1966年至1976年的这段特殊时期已经结束，各行各业蠢蠢欲动，再加上他当年办厂的经验和后来在家休养时积累的人脉，他相信自己能做出一番事业来的。

沈莹宝进厂的第二天就开始出差，到外面推销产品、采购原料、承接订单。在全厂职工的努力下，这家包装印刷小厂很快成为镇办企业的佼佼者，沈莹宝也从推销员做到了工厂的科长、副厂长和厂长，并于1985年调入盛泽镇工业公司，后来改名为盛泽镇乡镇企业管理服务站、盛泽镇经济服务中心，从事全乡镇镇办企业的管理工作，而盛泽镇辖区所属企业就有三千多家。直到2006年退休。

5

在回到故乡的知青中，沈莹宝是比较幸运的一个。因为受伤，沈莹宝因祸得福提前回到了盛泽，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机遇，后来通过学习取得大专学历，一直从事企业的管理工作。退休后，沈莹宝当选了盛泽镇文联副主席，他每天坚持创作，先后发表了近千篇散文，出版了11部作品集。

老伴童菊文不知道什么时候进到客厅。轻声对沈莹宝说：“又想你那些老朋友了吧？”

“是呀！人年纪大了，喜欢怀旧。虽然吴济民和麦麦提肉孜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我们不会忘记他们，更不会忘记那段激情岁月。”沈莹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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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红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