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号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是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

1927年，50岁的王国维向同事借了5元钱，买票进入颐和园后跳湖自尽，留下遗书：

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那么，王国维遗书中的“经此事变”，指的是什么事呢？

1877年，王国维出生于浙江杭州府海宁一个书香世家。家族中曾经出过一位抗金名将，使得他的家庭在当地备受尊重。

他的父亲王乃誉是一位书画、篆刻和古文诗词的大家，对王国维的成长和学术兴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年仅7岁的王国维便踏入了私塾的大门，拜潘紫贵为师，开始了他学术生涯的第一步。1892年，他在海宁州岁试中名列第二十一名，成为秀才，与陈守谦、叶宜春、诸嘉猷并称为“海宁四才子”，声名鹊起。

尽管才华横溢，王国维对功名利禄并无太多追求，心中只有对知识的渴望。他的考试之路并不顺畅，连续在杭州的应试中落榜，却非才不足，而是他的学问太过深邃，对应试教育的八股文兴趣缺缺。这使他与金圣叹一样，因博学而反复不中。

王国维的求知之旅从未停止。1898年，他赴上海，加入了《时务报》和东文学社，学习日语、英语和数理。机缘巧合之下，他得到了罗振玉及日本教授的资助，得以前往日本深造。

尽管因病早归，但归国后他通过《教育世界》向国人介绍西方的科学与文化，从哲学到教育学无所不涉。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的学术之路并未因政治风云而有所改变，他继续在日本深造，研究古文学、古代服装和建筑。他的学问，在考古学和甲骨学领域开创了新的篇章，成就斐然。

在随后的岁月里，王国维的学术生涯愈发丰富多彩。他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金石学、甲骨文、考古学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他的著作等身，包括《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观堂集林》、《古史新证》、《曲录》、《殷周制度论》、《流沙坠简》等62种，成为后人研究和学习的宝贵财富。

1921年，蔡元培倡导北大开设国学门，聘请王国维为导师。起初，王国维一再推辞，但在某些原因下最终接任，却不要薪水，同时任职的还有罗振玉。

王国维与北大部分人理念不合，愤而离职。溥仪选拔人才，特许无功名的王国维在南书房行走，这极大的恩赐使他终生感激溥仪。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赶出紫禁城，王国维愤怒异常，欲投水殉清，但被劝住。

此后不久，他接到清华大学的邀请函，任职导师。起初，王国维不愿接受，担心机关中人事倾轧，但在胡适的陪同下，他对清华有所改观。吴宓三拜请王国维出任，使他感动不已。

在清华大学，王国维本以为能安心从事学术研究，未料政治纷争和人事倾轧依旧让他难以心安。

当时，王国维对动荡的时局心灰意冷，他所效力的朝廷已形同虚设，皇家尊严不复存在。他虽学贯中西，却难以释怀江山易主之悲。尽管他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但内心的痛苦无法排解。当1927年的夏天来临，他的内心冲突达到了顶点。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如往常一样去上班，开会，教研，然后向同事借了5元钱去颐和园。

颐和园作为曾经的清朝皇家园林，对他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昆明湖边，他静静地站立良久，眼前的湖水波不惊，仿佛在等待着他的决定。

最终留下了四元四角和一封遗书，一头扎进昆明湖中，身影消失在湖面，留给世人无尽的猜想与哀叹。

他的遗书只有简单几行字，却道出了他的无奈与悲哀：

“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他的死，成了那个时代的一个悲剧符号。人们对他的选择有着不同的解读，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称其因负债累累而死，但从王国维死后的安排来看，并非如此。还有说法称他担心北伐军迫害，提前了结自己，但这也与清华同事的回忆不符，还有人认为他是为清官殉道。但真正的理由，恐怕只有昆明湖的湖水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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