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科举有多难？ 当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说法，叫“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意思是，30岁的读书人考取明经科，年龄就算是比较大了；而50岁的人考取进士，从年龄上说，还算是比较年轻的。 唐代想考中进士，难度可见一斑！

那么，唐代每年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有多少呢？ 最起码是以千为单位。 《唐代科举与文学》中有过一个分析和统计： 学校与各地所送的生员，每年明经是1390人，进士是663人，两者总和已经超过2000了。 每年2000的举子有多少能成为幸运儿呢？ 据《文献通考》所载《唐登科记总目》进行统计，整个唐代进士考试共260次，其中登第的人数，在35人以上的仅26次，30人以上的共53次。 录取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咸亨四年，录取了79人，录取最少的是永徽五年(654)、调露二年和永隆二年(681)，各录取了1人。 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登第人数最多和最少的都在初唐，这恐怕是科举处于草创阶段的情况。

到了中唐，登第人数大抵被规定在20人左右。 比如，唐德宗在贞元十八年就下诏书说： “自今以后，每年考试所收之人，明经不得过一百人，进士不过二十人。如无其人，不必要满此数。” 据这个诏令，每年考试所收的人，明经不超过100，进士不超过20，那么举子被录取的机会就只有百分之一二了。 这种情况可以说是真真正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了，比起我们现在的高考，恐怕还要严格许多。

由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者多，录者少，便注定了绝大部分人在过桥的时候，都是落水者。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进士考试的竞争程度就大大加剧了。 这是一种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从举子们最初参加的县级的考试就已经开始了，此后还要经过州、府等等一系列考试，要经过京城礼部试和吏部的关试。 每一场考试，都对举子们的智力和心理承受力是一种考量。 随着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摘得桂冠者充满了得意的笑，而落第失意者则充满了痛苦的悲。

大多数人名落孙山后，都是以诗当哭，写尽心事。 比如唐末河朔人高蟾。 《唐才子传》上说此人“气势雄伟，性倜傥，然尚气节，虽人与千金，非义勿取”，可以看出高才子硬骨头是有几两的。 即使是这样一条硬汉，屡试不第后还是哭起了“惨”。 “曾和秋雨驱愁入，却向春风领恨回”，秋试的中举之路走得磕磕绊绊，好容易取得春闱的入场券，谁知又落第而归，受尽乡人白眼。 “阳春发处无根蒂，凭仗东风分外吹”，之所以那些纤花弱草能争芳斗艳，我这栋梁之材却憔悴不堪，是因为人家有“根儿”啊！

在历经十载，备尝艰辛之后，高蟾的落第诗终于惨到化境： 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 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 ——《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 这首诗从字面上看，全在说花事： 碧桃高在天上，用露水浇种，红杏傲居在日边，依云彩而栽。相比之下，同样是名花，芙蓉生长在秋天的江边，迟迟不见花开。 但结合诗人的遭遇和写作背景来品味，自然能悟出“醉翁之意不在酒”：写花之意全在人，倾诉的是内心的落寞和希望得到恩宠的夙愿。

全诗运用象征的手法，“碧桃”、“红杏”指高侍郎一类得势的人，“天上”、“日边”象征得势者平步青云。“和露种”、“倚云栽”指他们春风得意，前程似锦。前两句暗喻他人仕途得意，并由衷地表达羡慕。 “芙蓉”，则象征诗人，僻居在江边上，无依无靠，暗喻自己生不逢时、无法展露才华的悲哀。 两类花，天上人间，地位无法相比；两类人，得意失意，贵贱极为悬殊。鲜明的对比形成强烈的反差。 一名姓高的侍郎读了这首诗，委实觉得其很有水平，便向一干王公大臣举荐高蟾，第二年，高蟾终于平步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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