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剧《不讨好的勇气》讲述了拥有讨好型人格的吴秀雅（李庚希饰）通过脱口秀重新找回自我的故事。该剧也是导演董润年继执导2023跨年档票房口碑“黑马”《年会不能停！》后，继续将视角投向当代职场，《不讨好的勇气》中，“大厂”上班族吴秀雅是典型的讨好型人格，过度在意他人看法，不会拒绝无理要求。正当吴秀雅因工作和情感不顺而憋屈到极点时，偶然进入了脱口秀行业，从此将脱口秀作为表达自我的途径，在职场和生活中也逐渐有所改变。
日前，导演董润年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谈及《不讨好的勇气》的创作初衷表示，他在剧本前期调研的时候，采访了大量的脱口秀演员，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很多脱口秀演员在日常生活里都或多或少有一些讨好型人格，而脱口秀是他们克服讨好型人格，真正做自己的一个重要途径。董润年后来跟身边的朋友聊天，发现大家普遍觉得自己有讨好型人格。“我们总是会在一些特定的场合，身不由己、违背本意地讨好别人。几乎所有人都期望有一个不用讨好别人，真实做自己的人生，但都面对着重重困难，无法实现。”
虽然剧中女主通过脱口秀重新找回自我，在董润年看来，这个故事并不是简单地说，你说了脱口秀就觉醒了，就可以不讨好别人做自己了，剧中的所有角色其实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每次以为自己已经看透了人生，但转头又会发现还有更大的困难等着自己。“面对自己，挑战生活的勇气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
李庚希饰吴秀雅。
吴秀雅和周遭最大的矛盾在于隐形的女性困境
新京报：《不讨好的勇气》是你在《年会不能停！》之后执导的又一部和“大厂”有关的影视作品，你自己对“大厂”年轻人的工作生活这一领域有什么关注和思考吗？
董润年：我一直觉得工作单位是当代年轻人最重要的生活场景。可以说我们清醒着的时间里，有一大半都是在单位里，跟同事们在一起。这是当代都市年轻人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和情感关系场域，关系到我们很多人的生活是否幸福快乐，当然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个题材领域。至于所谓的大厂，是因为在一定意义上，它们是现代社会最先进的组织形式的代表，也充满着新的人与人的关系。任何一个公司体系，大到一定程度，就都有“生命”了，会产生自己运营的一套逻辑。进入那个体系的人会不由自主地被同化，乃至被异化。比如我们说的职场黑话，只要在大厂工作过的人都能秒懂，但是有时候你细想想那些黑话也是很有道理和逻辑的。所以我就很想多通过作品研究和探讨这些新时代的新型人物关系。
新京报：此前很多职场剧被诟病的一点都是，编剧没有上过班，从导演角度出发，如何可以将职场氛围表现得更加真实？
董润年：我自己虽然没有在大厂上过班，但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在大厂工作的。我们在做《年会不能停！》的剧本时，针对大厂的形态和内容做过很多的采访和调研。我们在表现职场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在外在层面尽量模拟真实的职场样貌，从办公室的构造、员工的形象，到不同部门的工作内容，我们都力求做到细致准确。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内在层面，是了解不同层级的员工的心态。做员工的怎么想，做中层的怎么想，高层领导又怎么想。一内一外两个层面都尽量真实，职场的氛围才可以表现得更加真实。
新京报：在前几集中用了不少的男生旁白来叙事是出于什么考虑？
董润年：我们使用客观旁白并不是为了解释剧情，而是我们经过长时间思考、尝试之后确定的一种方式——“形式即表达”。这样一个客观旁白，把主人公吴秀雅置于了一个客体的被观察者的位置。这正映照着吴秀雅从小就是被评判被凝视的处境。她只有站在脱口秀舞台上，才能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随着剧情的进行，吴秀雅说了更多的脱口秀，有了越来越多自己的声音之后，主体性越发明确之后，这个旁白的声音数量在后面的剧集中会越来越少。有趣的是，这个旁白听起来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但这个声音是用AI生成的。这个声音代表的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甚至不是人。我们认为女主角面对的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这个声音代表的就是社会对女性、对很多处境、问题的习惯性的认知，这个声音代表的就是这个“结构”本构。只不过我们会发现，当我们面对这个结构性问题的时候，它听起来就是像个男的。
新京报：剧中，男友自私大男子主义，同事抢功爱说闲话，领导算计，感觉只有女主吴秀雅一个老实人，周围处处是小人。在你看来，女主的困境和周遭环境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董润年：（笑）我觉得恰恰相反，吴秀雅身边的很多人，从局外人的角度看，或者从传统意义上讲，都不是什么坏人。甚至她的前男友按照传统标准，都是一个很好的结婚对象。然而我们只有进入到主人公的内心，才能明白一个人真正的困境是什么。而对主人公来说，她与周遭环境之间最大的矛盾恰恰在于一个女性的困境在很多时候是隐形的，是被习以为常、无法言说的。我也希望在剧中能够让大家看到每个人的另外一面。所以我们在角色塑造上，都没有一开始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可恨的人也是人，也会有他们的优点，而即便是这个剧中的英雄也会有他们胆怯的时候。
吴秀雅代表了在大厂中工作的部分年轻人。
形成“讨好型人格”的原因是善良
新京报：你如何理解“讨好型人格”？你自己或者身边的人讨好型人格多吗？
董润年：我觉得形成“讨好型人格”的真正原因还是善良。就像戏中的吴秀雅一样，她很多时候无法拒绝别人的无理要求，不是因为软弱，而是因为善良，不希望别人受到伤害，宁可伤害自己。还有就是不自信，具有讨好型人格的人会敏锐地感受到别人的戒备，加倍努力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然后越努力越讨好，越讨好越没有自我，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其实我觉得“不讨好”不只是不讨好别人，更是不讨好自己，因为这种讨好自己不是面对真正的自己，只是妥协让自己获得一时的舒坦和安宁，正视自己的内心才能拥有不讨好和不内耗的勇气。
新京报：你应该很早就开始关注脱口秀和演员们了，和他们接触之后有什么跟大家刻板印象中不一样的地方？
董润年：我很早就喜欢看国外的脱口秀表演，在脱口秀在中国开始出现之后，我也很快就注意到了。我最早也就是在2014年左右开始结识和了解国内的脱口秀创作者们。接触以后发现他们跟我们的想象还是挺不一样的。虽然我们看到脱口秀演员在台上非常犀利，讽刺非常直接，但是私底下好多人都是内向的、讨好型人格。很多都是在以前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感到压抑，处境边缘化，直到找到了脱口秀才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但仔细一想也有道理，只有情感非常细腻的人才能敏锐地观察周遭环境，感受周围其他人的情绪。这种细腻本身就是讨好型人格生长的温床。
讨好型人格也没有什么固定的长相
新京报：李庚希身上有什么气质和剧中人物相符？她的外形气质是比较倔强型的，她有为这个人物带来一些什么特别的色彩吗？
董润年：其实讨好型人格也没有什么固定的长相。片中吴秀雅给人的第一印象就不是一个讨好型人格的形象，她看起来是非常聪明的，所以才会被身边的人戒备和提防。而这一点是跟庚希很相似的。演讨好是容易的，但怎样才能诠释好秀雅日常隐藏起来的性格锋利的一面是真正的难点。当时看庚希在《漫长的季节》里的表现就觉得她能演好，她是那种会把自己和角色融合在一起的演员，拍的时候也发现她能和角色之间产生很奇妙的情感反应。
新京报：为了饰演这个角色，李庚希有提前做一些什么准备吗？比如看一些脱口秀现场或是多接触了一些脱口秀演员？在短时间内进入到脱口秀演员的状态有什么困难吗？
董润年：庚希以前上过《吐槽大会》，本身就有一定的脱口秀表演的基础。在拍摄过程中她也一直在和其他脱口秀演员学习脱口秀的表演技巧，还会跟脱口秀编剧们一起根据自己的特点修改她要说的脱口秀段子。其实不止是李庚希，包括魏大勋在内其他演员在剧中都有脱口秀表演，他们都很努力地学习脱口秀表演，最终都呈现出了非常棒的表演效果。这种从戏剧表演到脱口秀表演的切换确实还挺难的。但是在专业的脱口秀演员的现场指导下，他们都极好地完成了任务，而且还各有各的特点。
魏大勋饰史野。
新京报：《年会不能停！》《不讨好的勇气》中都同样启用了很多脱口秀演员、“喜人”出演，在你看来，脱口秀演员有什么自身的表演优势吗？
董润年：其实国外很多优秀的演员都是脱口秀演员出身，比如辛菲尔德、比利·克里斯托、金·凯瑞、亚当·桑德勒、凯文·哈特等。好的脱口秀演员对喜剧节奏，包括台词节奏，在哪里留气口等等都有很好的把握。他们要做的只是适应影视拍摄中的与镜头之间的配合。一旦适应了，就能展现出他们独特的喜剧节奏。而通过“喜剧大赛”崭露头角的这一批年轻“喜人”，也都是非常有能力有前途的好演员。高强度的创排比赛，锻炼了他们强大的创作意识，现场观众的即时反馈，又让他们形成了强力准确的表现力。
在“保戏”和“保笑”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新京报：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或挑战是什么？
董润年：我们的故事背景是2015年的上海，因为那是中国脱口秀从线下发展到线上的关键时间和地点。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技术原因，我们只能选择在宁波和上海两座城市拍摄2015年的上海。如何营造出一个真实的上海的城市氛围是我们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我们在宁波选择了最接近当时的场景，与上海的外景结合拍摄。但我们确实很难找到一个现成的酒吧，能够既符合我们拍摄脱口秀演出的需要，又能给片中棒喝小组相处时提供温馨的氛围。最终我们选择在摄影棚里一比一搭建了一条上海“梧桐区”的小街道、酒吧连同后巷弄堂，非常好地满足了我们的拍摄需求。那个场景非常真实，甚至连里面的树都能以假乱真。拍摄过程中遇到的另外一个技术挑战是脱口秀部分。因为脱口秀主要就是站在台上说，戏剧调度比较小，镜头调度如何才能不显得单调，怎么既保持这段戏的戏剧性，又能保留住脱口秀的笑点。我们最终还是在“保戏”和“保笑”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脱口秀还是为整体的节奏服务，这样才不会显得突兀。
新京报：《不讨好的勇气》女主从一个屈服规则的讨好者成长为反抗规则的勇敢者，最近一段时间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展现女性精神觉醒的影视作品，在吴秀雅身上有你希望突破和传递的女性困境、力量吗？
董润年：最近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展现女性精神的影视作品，我觉得这是时代发展、经济发展的必然。男女经济上越来越平等，也必然带来男女之间在其他层面更平等的关系。我做这部剧的过程也是更加了解女性的过程。我们的其他几位编剧，还有很多主创和工作人员都是女性，从她们身上我更加了解了在很多问题上男女思维的不同。女性的很多困境是隐形的，是在传统叙事中被认为理所应当的。吴秀雅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局面，过去人们会说她不知足，说她作，但是站在她的主体角度来看，人为什么不应该尊重自己的感受和愿望？
新京报记者 刘玮
编辑 佟娜
校对 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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