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在深圳赴港的火车上，一群媒体围着10名特殊的获释人员进行采访，他们并没有三缄其口，而是口若悬河、神采飞扬地聊了起来。

他们都曾是国民党有名的将领，被俘20多年后回归自由，其中还包括国军第7兵团25军军长陈士章。

在许多影视作品中，陈士章并不算大人物，仿佛是打酱油的角色，此人看起来低调不显山露水，但十分善于伪装，他的人生经历也堪称传奇。

在最后一批293名特赦战犯中，仅有10人想要回到台湾与亲人团聚，但他们在抵达香港后，却遇到了难题，最后结果如何？

第7兵团铁桥大溃退

1948年11月，淮海平原正是天寒地冻，辽阔的大地上硝烟四起，碾庄战役打响。

淮海战役开始前，国民党黄百韬率第7兵团下管辖4个军，其中包括25军，陈士章任25军军长，他们装备精良，空中还有飞机掩护。

黄百韬忽然接到上级指令，接收连云港转来的44军，他十分欣喜，在新安镇等了两天，没想到这间接导致了第7军团的大溃败。

11月6日的晚上，华东野战军向第7兵团发起进攻，黄百韬不得不向西撤退，率5个军的10多万人从运河大铁桥过河，为了快速通过，国民党大军不惜用机枪开路，众多无辜的百姓死伤惨重。

由于铁桥十分狭窄，还需要运送物资，直到9号晚上第7兵团大部分军队才得以过桥，期间损失殿后部队一万多人。

但没有等到所有人全通过，黄百韬又匆忙下令炸桥，车马带人纷纷掉入河中。

邳州当地几十名青壮年得知情况后，拆掉自己家里的门板，在冰冷的河面上搭起人桥，助解放军过河，在30多个小时中，300多名群众轮流接替搭桥，敌机在空中不断轰炸，不老河面上被鲜血染红。

11月10日，黄百韬兵团辙到碾庄一带时，华东野战军发动全线进攻，彻夜激战，把第7兵团死死围住。

这时老蒋心急如焚，命令杜聿明率邱清泉和李弥两个两个兵团营救，但被我军强硬阻止。

经过几天的浴血奋战，华东野战军歼灭了大部分第7兵团主力部队，仅剩第64和25军的残部。

11月22日下午，黄百韬、陈士章等人逃到了64军指挥所驻地吴庄，黄百韬一听这个名字，就感叹道：“此吴庄乃吾葬身之地也！”

黄百韬有些迷信，听到吴庄和“吾葬”是谐音，便悲春伤秋起来。

这时解放军队对吴庄又发起了猛烈进攻，从下午4点钟一直激战到黄昏，生擒了64军副军长韦德和参谋长黄觉，而黄百韬、64军军长刘镇湘、25军军长陈士章等人不知所踪。

过了几天后，杜聿明见到了从吴庄逃回徐州的25军副军长杨庭宴，连忙追问几人的下落。

杨庭宴绘声绘色地说：“那天晚上天已经黑了，黄司令和两位军长见情况危急，就各带一路人马突围，刘镇湘军长战死了，陈士章军长下落不明。”

杨庭宴还表示，黄百韬司令已经自裁，打了一枪后还留着口气，自己便补上一枪，哭着把他就地埋葬了。

杜聿明听了这番生动描述后后肃然起敬，他们都为“党国”尽忠到最后。

过了7年后，杜聿明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见到了刘镇湘和陈士章，这才发现两人都没死。

刘镇湘当天就被我军俘虏，而陈士章逃之夭夭，在我军严密布控下，他是怎么逃出来的呢？

一路逃亡被“自己人”抓去邀功

陈士章趁着夜色突围后，乔装成普通老百姓，穿上破旧的麻布补丁衣服，手里拿着根老烟杆，时不时熟练地嘬上一口，一幅老农民的气质。

陈士章和其他国军将领不一样，他从小在农村长大，插秧等农活样样精通，人长得又瘦又黑，打扮和普通农民别无二致。

但他刚要离开时，就遇到了我军一名班长徐云海，徐云海见眼前年近五旬的汉子一副农民打扮，便关切地上前盘问道：“老乡，你是哪里人？”

陈士章心里一惊，但随即淡定地回复道：“我是河北人，在军队当伙夫，现在正要回家乡呢。”

徐云海认真观察了一番，陈士章手上全都是老茧，看起来确实是农村人，而且说的话也是河北口音，所以并没有怀疑。

就算是两军交战时期，我军对国军俘虏也十分宽容，更何况是一位敌军的伙夫。

徐云海见陈士章身上没有值钱的东西，只是随身带了一小袋干粮，生起了恻隐之心，从兜里掏出两块银元塞到陈士章的手里。

徐云海还认真地嘱咐道：“现在外面很乱，你一定要小心啊！”

陈士章心里百感交集，连忙拿着银元匆匆离开了，他没有去徐州投奔杜聿明，而是一路南下。

第7军团的覆灭让他心有余悸，兵败如山倒，国军内部也互相猜忌，有的已投共，有的自身难保。

在黄百韬去世前，曾后悔等了44军2天，而且也没有及时在运河上架设浮桥，另外他也怀疑别的兵团没有尽全力援救他，曾提出疑问：“李弥兵团向东来救援我，为何不直接在曹八集附近掩护我西撤？”

生死存亡之际，国共双方主力陷入激战，国军兵团之间没有想着全力互助，而是偷偷地保存各自的实力。

黄百韬还遗憾地说：“国民党是斗不过共产党的，人家对上级指示奉行到底，我们则阴奉阳违……”

所以25军副军长杨庭宴回徐州时，向杜聿明报告的情况也和实际大相径庭。

在逃亡的路上，陈士章一直混在难民队伍里，几乎畅通无阻，但途中遇到国军“自己人”盘查时，却遇到了问题。

为了防止解放军南下，国军对老百姓排查地十分严格，本着“宁可抓错，也不错过”的原则，对老百姓们进行严厉盘问。

看到陈士章后，国军士兵厉声喝道：“哪里来的？”

陈士章看到国军的盘查队伍时，便连忙上前搭话：“我是你们25军的军长啊！”

士兵们听到“军长”两个字就乐坏了，不由分说把陈士章扣押，还用绳索把他捆得结结实实。

平时很多解放军的将领都是朴素打扮，再加上口音没听清，所以国军误认为陈士章是解放军，急急忙忙地想把他抓起来去邀功。

经过反复核实后，士兵们才发现抓错了，眼前这个“农民”确实是自家25军的军长，便连忙陪着笑脸帮陈士章松绑。

不过陈士章也不生气，他还要急着回去复命，去看看家里的妻儿。

两次“牺牲”闹乌龙

回到家里时，陈士章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家里设起灵堂，桌上放着一个黑白照片，前面摆着瓜果祭品。

家里人看到陈士章回来后都十分惊讶，抱着他哭哭啼啼。

原来第7兵团打了败仗后，报纸上刊登了国军将士的阵亡名单，其中有个人叫“陈章”，虽然名字不一样，妻儿以为报纸上少登了一个字，料定陈士章已经“牺牲”了。

毕竟第7兵团的人几乎全死了，而且连尸体都找不到，家里人只能帮他立一个衣冠冢。

陈士章得知情况后哭笑不得，在战乱纷飞的时代里，本身就是命如草芥，倒也不算太离奇。

回到国军国防部后，老蒋并没有怪罪陈士章打败仗的责任，让他去福建重新组建25军，继续为国军效力。

1949年8月，福州战役打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对福州地区国民党进行进攻。

为了打赢这场战争，我军做了充足的准备，在嘉兴乘火车后，从江山和上饶下车，每个将士要徒步进入山区，人均负重31公斤，攀越海拔千米以上的仙霞岭和武夷山。

解放军在这场战役中势如破竹，接连战胜了敌军几个军，国民党士兵纷纷四处逃窜，这时陈士章带领的25军多数是新招募的新兵，没多少作战经验，只能被迫投降。

8月23日，25军军长陈士章再次化妆潜逃，企图从福州逃到厦门，再从厦门乘船到台湾，为了安全起见，陈士章已提前把家人安顿到了台湾，但这次没有这么幸运了，在途中被我军生擒。

国军国防部以为陈士章已阵亡，便在圆山忠烈寺里给他立了牌位。

虽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但按照国民党的惯例，在战争中失踪或被俘虏的将领，多半被冠以“自裁”或“牺牲”的名义，以示国军“不成功便成仁”的士气。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描述，陈士章的上司黄百韬在一处大院中被我军击毙，但国民党则宣传为“自裁牺牲”。

多年后他的部下陈庆斌曾回忆，黄百韬在后期十分颓废绝望，生怕他想不开影响士气，便让他把随身手枪交给部下保管，更是证实了被击毙的消息。

国军将领中陈士章、杜聿明等人，国民党还没有确切得到他们阵亡的消息，就急吼吼地立下了墓碑，这是多么讽刺的事。

被俘虏后的陈士章自知罪孽深重，惟恐性命不保，没想到多年以后还能跟家人团聚。

二十多年后开启新的人生

到了功德林看守所后，陈士章见到了许多“声名赫赫”的同僚，杜聿明、黄维、王耀武、宋希濂、沈醉、刘镇湘等大批国军将领都成了阶下囚。

刚进看守所时，陈士章诚惶诚恐，做事也十分小心，以为要受到严厉清算，但结果出人意外。

从清末开始，功德林由一处庙宇改造成监狱，后来关押了数百名战犯。这里占地百亩，四周都有高墙，里面还有运动场、花园和菜地。

管理处宣布：“只要你们认真改造，将会进行宽大处理政策！”

战犯的改造过程和普通犯人不一样，他们学习半天，另外半天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比如种菜、锄草、打草垫子、养兔子、踩缝纫机等等，其中最累的是打草垫子，最有趣的养兔子，还能和其他人一起聊天看书，生活倒也挺舒适。

在60年代的困难时期，国家对战犯们也没有苛待，每顿有三菜一汤，一星期还能配给五斤白面，伙食相当不错，当时管理人员每月也才吃一次面粉。

在所有战犯中，黄维、刘镇湘等人是顽固分子，时常成为大家的批判对象。

而杜聿明等人则比较积极，他在国军时会修理机器，还曾组织过缝纫生产，所以在功德林里领头组建了10 多人的缝纫小组，轮流踩着5台缝纫机，战犯们穿的棉衣都是他们生产的。

陈士章在人群中并不起眼，他十分低调，既不顽固也不积极，不过干农活倒是很熟练。

一晃过了20多年，战犯们逐批被释放，陈士章终于也迎来了回归自由的日子。

1975年2月，毛主席作出批示：“一个都不杀，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最后一批特赦的战犯有293人，有280余名战犯向政府提出留在大陆生活，仅有10人要求回到台湾和亲人团聚，陈士章也是其中之一。

这时陈士章已经74岁了，是这批特赦人员中年龄最大的，妻子和多名子女都在台湾。

1975年4月14日，10名获释人员从广州乘火车前往深圳，中午抵达香港，住在香港的酒店里。

沿途的火车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秉钺开心地说道：“我们食住都得到了优待，虽是战犯，但居住条件和共产党干部一样。”

回家路上，他们都获得了2000港币作为路费，还有一张为期半年的进入大陆通行证。

当他们兴冲冲地来到香港，想给亲人一个意外惊喜时，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由于在香港的滞留时间有限，但台湾方面却没有表现出欢迎他们的意思，还表示：“想回台湾，就要以难民的方式，向大陆难民救济总会申请。”

让他们10人没有想到的是，都是曾为“党国”卖过命的人，而台湾方面却拒绝他们入境。

这时蒋介石已在4月5日去世，台湾进入蒋经国时代，眼见回家之路被“自己人”斩断，他们10人都不愿意以难民的身份申请入境，因为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但留在香港又要面对签证延期的问题。

等待了20多年的时间，被浇了一盆冷水，让老人们心寒不已，这时张铁石迫于压力突然自杀，更是让回家之路蒙上阴影。

剩下的9位老人在香港滞留了几个月，有3人选择回到大陆，2人选择长期留在香港，其他人则去了美国。

1975年8月，陈士章接到亲人电话，得知他的子女们已移民去美国，也踏上了赴美之路。

得知陈士章抵达美国后，在台湾的妻子也赶去美国团聚，两人携手度过了一段相濡以沫的生活，后来陈士章活到了90岁。

陈士章曾在武汉会战中阻击了日军三昼夜，立下了赫赫战功，也曾在皖事变中以新四军为敌，欠下了血债。

在美国养老的日子里，陈士章写了很多书籍，回忆淮海战役中的峥嵘岁月，分析上司黄伯韬的起家和败亡，看似平淡低调的心境下，是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

参考资料：

《庆阳政法》：新中国大特赦中十名获准赴台人员的迥异归宿 2018-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