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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元年(184年)，对于灵帝来说，是一个大劫之年。黄巾起义的暴风骤雨，铺天盖地席卷而来——这是一场酝酿了十几年的暴风雨。

在顺帝时期，世上出现了一部非同寻常的书，它叫《太平清领书》。灵帝时期，这部不同寻常的书得以流传开来，对黄巾大起义的酝酿起了极大的催化作用。

1、《太平清领书》出现的背景

顺帝时期，琅邪人宫崇向顺帝献上了一部“神书”。这部所谓的神书即《太平清领书》，有170卷，后来被称为《太平经》，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道教经典。

这部被人视为天书或神书的《太平经》，继承了道家哲学、阴阳五行学说、传统的宗教思想、巫术以及儒家的伦理观念，吸收了当时的天文学、医药学、养生学等自然科学成就，建立起一套宗教神学的庞杂理论体系。

它论述了天、地、人和万物的起源及其相互协力的生存法则，描绘了公平、大乐、无灾的太平世道蓝图，发展了天人感应的善恶报应学说，提出了“乐生”、“好善”的传教依据，强调了敬奉天地、忠、孝、顺、慈仁、诚信等行为准则的教义。

《太平经》反映了改良派思想家以改良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的愿望。

类似《太平经》的社会改良理论，在西汉后期已经出现。

西汉成帝时，王朝统治已出现危机，齐人甘忠可便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12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地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

甘忠可企图借神仙之力，替天行道，强化政权的力量，克服汉家危机。但他公开提出的“更受命”的主张，则为当朝权贵所不容，被治以“假鬼神罔上惑众”之罪，病死狱中。

哀帝时，统治危机已日益深化，甘忠可的弟子夏贺良趁机向哀帝陈说“更受命”主张，哀帝曾无奈地接受了“更受命”的建议，演出了改称“陈圣刘太平皇帝”的闹剧。

西汉末年，甘忠可等人在王朝统治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将天人感应思想与神仙思想结合起来，据阴阳灾异，论统治吉凶，假借天帝、真人为朝廷效力。

东汉后期出现的《太平经》，将他们这种企求通过改良挽救统治危机的愿望，托天帝使神仙下凡以道教人的手法，进行了广泛的应用与发挥。

东汉自安顺以来，政局日趋腐败，天灾不断，民不聊生，社会动荡，统治危机已经出现。

2、《太平清领书》的冷遇

这种背景下，宫崇将《太平经》作为“安王之术”献给顺帝。《太平经》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太平将至，君臣、民当并力同心，以实现公平、大乐、无灾的太平世道；主张通过将剥削和压迫控制在一定限度内来缓和社会矛盾，从而求得王朝统治的安稳。

虽然《太平经》从根本上维护的是统治者的利益，但它毕竟不是官方正统神学，对黑暗现实又多有指责，所以，当时的执政者对它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

宫崇献给顺帝的《太平经》，被当朝权贵斥为“妖妄不经”而打入冷宫。桓帝之世，襄楷复献此书，并声称“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同时还特别强调，顺帝就是因为不用《太平经》，才“国胤不兴”。可是，《太平经》受冷遇的命运并没得到改变。

任何一种思想或学说，若为当权者所不容，势必难以流传开来。

所以在顺、桓之世，《太平经》只能在民间极为有限的范围内暗中流传。到灵帝之世，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太平经》逐渐得以传播开来。

灵帝时期，作为统治思想的神学经学进一步衰落，其维护统治的功能也随之丧失殆尽，而安、顺以前出现的统治危机发展到灵帝时，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亟需在儒学之外寻求新的思想支柱，以改良政治，变易风俗，慰籍人心，重新恢复社会秩序的稳定。

灵帝对《太平经》的喜好，以及很多地方官吏视流传的《太平经》为辅助朝廷教化百姓的“善道”，无疑反映出时代对“异端神学”的需要。

时代的这种需要及当权者对异端神学的宽容，为张角等人以宗教组织发动大起义提供了重要契机。

3、东汉的宗教性起义

自安帝以来，不堪东汉王朝黑暗统治的百姓，已掀起了此伏彼起的暴动、起义。在起义日益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一种令人瞩目的现象，即有宗教色彩的起义逐渐多了起来。较为重要的有宗教色彩的起义，安帝时有一次，顺帝时有二次，冲帝时有一次，桓帝时有八次。

从秦王朝开始，为适应统治阶级利用神权维护统治的需要，统治思想便日趋宗教化。到东汉时，董仲舒的宗天神学与继起的谶讳神学互相搀和，形成了神学泛滥的大气候。

东汉后期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则进一步推动了神学气氛的弥漫。在人力无法挽救的统治危机中，统治阶级和广大百姓，都企图借助神灵的力量来维护各自的切身利益。

于是，旨在维护统治的道教思想、谶讳迷信进一步蔓延开来。与此同时，广大民众自发的宗教情感也不断增涨，各地民间宗教活动频繁出现，贫民企盼神灵战胜邪恶，将他们从现实苦海中拯救出来。随着社会危机日益深化与宗教社会化运动深入发展，宗教在起义就具有了独特的号召力、组织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汉后期，具有宗教色彩的起义才愈来愈多起来。

灵帝之前出现的无数次具有宗教色彩的起义，都比较分散，一般几个月之内即被朝廷镇压下去了。虽然如此，那无数次宗教性质的起义，对灵帝时期的全国性大规模起义，却有着深刻而直接的影响。

安帝永初三年(109年)，在山东爆发了张伯路领导的“海贼”起义。张伯路自称将军，率领3000余人，转战于山东沿海九郡之地，杀二千石、令长，声威大振。

翌年，勃海、平原诸郡义军刘文河、周文光等部与张伯路部会合攻厌次，直入高唐，杀长吏，烧官府，声势更为浩大。

东汉王朝调兵数万，到永初五年(111年)，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这次起义是东汉王朝建立之后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起义，而起义规模的形成，则显示出宗教对起义部众的号召与组织作用。

张伯路率众起义之初，其部皆“冠赤帻，服绛衣，自称‘将军’”，起义者皆头戴红巾、身着红衣、首领称“将军”的信息表明，这3000余众是通过某种宗教力量积聚起来的。

在起义的发展过程中，更有3000多人号称具有某种神性的“使者”，去组织动员群众，一时间，起义“党众浸盛”。

张伯路领导的起义给其后继者最宝贵的启迪在于：宗教对起义具有极其重要的号召力、组织力。

纵观东汉后期的宗教性起义，几乎都打出了某位尊神的名号，并以其为领导者的自称，史书所见有“黄帝”、“黄帝子”、“黑帝”、“无上将军"、“真人”、“太初皇帝”等。

这些名号，绝不是随心所欲打出来的，每种名号都代表了某种宗教信仰。据五行学说，黄为土色，黑为水色。

东汉王朝尚火，以赤色为象征。在当时流行的五德终始说和谶讳神学的影响下，造反者自称“皇帝”、“黄帝子”、“黑帝”则分别从土继火的五行相生说和水克火的五行相胜说的角度，表明自己将代汉而立。

其他“真人”、“太初皇帝”等称号，也应当是和起义地区流行的某种宗教信仰结合起来的，以能代表某种宗教信仰的某位尊神的称号为起义的“名号”，这无疑从宗教的角度给造反者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为起义形成了不同程度的思想理论基础。

以某种宗教理论或宗教信仰作为起义的共同思想基础，就能极大地增强起义的凝聚力，这正是无数宗教起义给灵帝时期大规模起义的又一宝贵经验。

4、张角“太平道”的兴起

安、顺以来，无数次宗教性起义在短期内即陷于失败。它们的失败，从主观上看，暴露出其组织和理论准备都不充分，容易被官府各个击破的严重缺陷。这一严重缺陷的暴露，就成了灵帝时期的后继者的“前车之鉴”。

建宁(168一171年)、熹平(172一177年)之际，疠疫之神翱翔在东汉帝国的上空。建宁四年(171年)、熹平二年(173年)，神州大地都流行着大瘟疫。已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哪里还受得住来势汹汹的疠疫的袭击！

于是，既缺吃少穿又缺医少药的百姓纷纷毙命于疠疫之中，绝家灭户的惨景时有发生。

在贫困与疠疫中挣扎的百姓，向着苍天和茫茫大地，发出了阵阵饱含无奈与绝望的哀号。

在一片哀号声笼罩的冀州，一个自称“大贤良师”的人出现了。

他的出现，使无数身陷绝境的百姓透过黑暗见到了一线曙光。

“大贤良师”叫张角，是冀州钜鹿人。他曾经获得过《太平经》，并在悉心研读《太平经》的基础上，对其加以改造和利用，着手太平道（也泛称黄老道）的理论建设。太平道的理论准备就绪之后，张角就趁瘟疫肆行之机，以治病救人的方式，传布太平道。

在布道过程中，张角等太平道师以符咒为主要道术，用符水咒说为人治病。道师们教病人叩头思过，并持法器九节杖画符、念咒，口中喷出“符水”，给病人吞饮。病情不很严重的人，经过道师治疗，确实痊愈了，而对病入膏肓者，道师也无力回天。

可是对病人的死与生，道师们都有一个无损自己声誉的说法。他们声称，信道虔诚者便病愈，心不诚者则无法获救。

这种说法一传十、十传百，自然使渴望拯救的贫民都坚信太平道这一大救星的“灵验”。

在死亡线上挣扎而又孤立无助的百姓，本来就十分渴望能有神灵拯救，幻想神明能带给他们太平与光明。

以张角为首的太平道的传教师们，以神灵的代表自居，向广大贫苦百姓传播能带来“太平”与“光明”的太平道，这当然能拨动千百万贫民的心弦，引起普遍的社会共鸣。不仅如此，太平道“灵验”治病助贫的实际功能又解了贫民的燃眉之急，使他们在疾病与危难中得到安慰和保护。

所以，一时间，太平道及其治病救人的消息引起了强烈的社会轰动。深切地感受到这种轰动的张角，便积极寻求拓展布道的时机。

光和年间(178一183年)，王朝统治更加黑暗，无以为生的民众不满情绪普遍高涨，同时大瘟疫又接连不断地在东汉帝国境内流行开来，这就为张角扩大送医布道提供了又一次良机。

5、“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背后的“黄代赤”

张角便不失时机地派出八位“使者”，到各地送医布道。在“八使”布道过程中，形式上他们仍然是传道治病，暗中却抓紧了动员百姓起义的工作。在“八使”的动员与组织下，青、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民纷纷响应，不少人甚至弃卖家财，投奔张角。一时间，连道路都为投奔者所阻塞。

在组织与动员百姓的过程中，太平道首领推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16字口号。

这一口号，对强烈不满黑暗现实的贫民具有极大的鼓舞与诱惑力。在灵帝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空前尖锐，东汉王朝灭亡的征兆已经呈现出来，社会上各阶层的代表人物，都纷纷萌动着“取而代之”的念头。为此，他们各自创造谶言，为“取代”汉王朝做舆论准备。

“汉行气尽，黄家当立”之说，是当时最流行的谶言。所谓“汉行”，就是指汉王朝在五行中所主的德运气行，这是依“五德终始”说而来的。秦王朝尚水，汉初沿而未改，至武帝时推崇五行相胜说，土克水，遂定汉为土德。

由于东汉光武帝接受《赤伏符》而登上皇帝宝座，因此以火德自居，尚赤，以后终东汉一代，再未改变。所以，在东汉，“汉行”即指“火德”。

“黄代赤”的谶言就是依据土继火的五行相生说而来的。太平道的口号既吸收了深入人心的“黄代赤”的谶言精神，同时又改造和利用了《太平经》的有关思想。

《太平经》本义中：

“苍”指东方木德，属阳为天，为君王所生之位；“赤”指南方火德，象征君王；“黄”指中央土德、属阴为地，为臣民之位。书中宣扬，木王（旺盛）则火大明而土死，即木德与土德势不两立。书中还主张通过绝金气，勿使其克木，从而让木气兴旺；木气兴旺，一方面木生火，可使火大明，另一方面木克土，从而使土气不得兴而代火，这样就可以防止臣民造反，永保东汉王朝的火德。

《太平经》成书大致在安、顺之际，当时东汉王朝的统治虽然已经开始出现危机，但尚未呈现灭亡之兆，所以书作者还大力推崇汉德，提出各种拯救东汉王朝的改良方案；在东汉王朝灭亡之兆日益明显的灵帝时期，张角则敢于突破《太平经》的上述本义，毅然宣布“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否认天地阴阳君民地位的凝固化，指出东汉政权气数已尽，小民可以上升为社会的主人，由他们自己来实现太平与大吉。

《太平经》有关“木德”、“火德”、“土德”的思想经张角这样一改造、利用，就与深入人心的“黄代赤”的观念吻合起来。

由此，太平道的口号就以神秘的方式，向穷苦百姓指明了通过改朝换代迎来“太平”、“大吉”生活的道路。对痴心向往“太平”与“大吉”的百姓来说，这一口号无疑具有莫大的诱惑与号召力。

于是，在16字口号的召唤下，几年之内，数十万百姓便聚集在张角创立的太平道内。

6、朝廷何以纵容？

太平道之所以能迅猛发展，除了以上涉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权者对异端神学的宽容态度。张角传播的太平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统治者视为辅助朝廷教化人民的善道。

东汉一代，视异端神学为“善道”的现象，在灵帝之前是不曾有过的。太平道能有这样的命运，首先与灵帝时期官方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已放松有关。这一时期，不仅灵帝本人一反常态地对《太平经》表现出莫大兴趣，同时整个社会已出现有利异端神学传播的宽松气氛。

在灵帝之世，形成了三辅的“缅匿法”、东方的“太平道”、汉中的“五斗米道”这样三股较大的民间宗教势力，这绝不是偶然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应当与官方对意识形态放松控制有密切关系。顺、桓时期，那些以宗教组织聚集百姓的，一经发现，就会被当权者以“妖言相署”为名治罪。

安、顺、桓时期的宗教性起义之所以既仓促，又不曾形成统一的规模，从客观上看，正是造反者缺乏利用公开流行的异端神学组织起义的社会气候。

灵帝时期如果依然缺乏异端神学公开流行的社会气候，太平道、五斗米道等异端神学也就不可能在公开传播过程中形成颇具规模的公开性宗教组织。

其次，太平道治病助贫的实际功能，对张角组织、号召起义具有较好的掩护作用。一方面，太平道“教民叩头思过”的形式，易使各级统治者产生那是“教化小民”的错觉。

同时，在各级统治者无力使饱受瘟疫吞噬的贫民摆脱死神威胁的情况下，太平道的治病助贫，使千百万贫民因获得安慰、保护而免于一时的“躁动”和“铤而走险”。

太平道这种稳定社会秩序的实际功能，正是无能为力的统治者所企盼的。在统治者宽容异端神学的前提下，太平道得以公开流传，而太平道在流传过程中显示出的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则会促使统治者更进一步坚持那种宽容。

到光和(178一183年)、中平(184一189年)之际，太平道已拥有30多万信徒，并按军事编制分为36方。

太平道动员、组织民众造反虽然是在暗中进行的，但是准备的时间毕竟已长达十余年，而且发展声势又如此浩大，这就引起了统治集团内部分有识之士的警惕，他们已从太平道的迅猛发展中意识到潜在的危险。

卫尉刘宽、司空张济在光和二年(179年)以后，先后向朝廷上书，指出张角有谋反迹象，但是没能引起灵帝重视。

7、灵帝的迟钝反应

光和(178一183年)中，司徒杨赐曾忧心忡忡地召掾属刘陶商议张角传道之事。

他们认为：

张角等人聚众蓄谋造反，本属十恶不赦之大罪，近年来朝廷年年大赦天下，但张角等人不思悔改，其势力反而日益滋长蔓延。如果现在诏令州郡捕捉讨伐，恐怕会邀化矛盾，促成张角等逆贼反叛，所以应该首先诏令州县，强行护送流民各归本郡，以削弱逆贼的力量，然后再诛杀叛逆、谋反的首恶。

杨赐将商议的结果上书灵帝。

上书不久，杨赐即因病免官，所论之事，留在宫禁中，并未实施。光和六年(183年)，侍御史刘陶、奉车都尉乐松、议郎袁贡联名上书，称张角支党已不可胜计，说张角等人曾窃入京师，暗中察看朝政，然后便四处散布说朝纲如何暗乱，并向朝廷建议：

“宜下明诏，重募角等人，赏以国土；有敢回避，与之同罪。”

刘陶等人上书之际，正值黄巾大起义前夕，太平道聚众对朝廷的威胁应当更加严重和明显了，可是灵帝仍然毫不醒悟。

对太平道聚众一事，灵帝的反应为什么显得如此迟钝？

从客观上看，州郡的态度对灵帝有重要影响。面临八州之民纷纷投奔张角，许多地方官员还以为是张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有的地方官即使意识到张角等人有“逆反”之意，但是惟恐朝廷追究责任，就干脆向朝廷隐瞒实情。

这样一来，灵帝从地方州郡获得的关于太平道的消息，几乎是一片赞许声。

从主观上，灵帝本人不仅很欣赏《太平经》之类的异端神学，希望有一种能辅助朝廷教化百姓的“善道”出现，并且也渴望天下太平无事，因此州郡传来的张角以“善道教化”的消息，便暗合了灵帝的心意，而灵帝对太平道蓄意谋反一事，也就难免逐渐滋生出“宁信其无，不信其有”的心理。

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灵帝会认为那些朝臣上书言张角谋反纯属捕风捉影，所以一直不加理会。同时，对《太平经》等异端神学的态度，灵帝与部分饱受儒学熏陶的朝臣也有严重的分歧，而由于这种分歧的存在，灵帝可能还会认为上书奏言“张角反乱”的朝臣，是出于对异端神学的成见。

张角创立的太平道，在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羽翼已完全丰满，郁结多年的阴云终于酿成了一场暴风骤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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