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拜楼在《包法利夫人》中,塑造了主妇爱玛这样一个漂亮又虚荣的女性,最后因为不断追求精神上的激情而堕落毁灭。
爱玛的悲剧性在于,出身阶层的现实与不切实际的理想的冲突,将所有源自平庸生活的不甘诉诸于“更美好的爱情”,一次次委身于不堪的对象,对物质享受、完美恋爱的想象,最终被生活卑琐的实质所击溃,最后的死亡既是绝望,也是对现实生活又一次不甘的逃避。
翻译家李健吾评价爱玛“是一个属于虚伪的诗与虚伪的情感的女人。”在读到贾平凹笔下唐宛儿这个角色时,感觉她的人生和爱玛如出一辙,一个被出生限制的漂亮女人,终其一生都在追求虚无缥缈的“理想”爱情,以“虚伪的诗与情感”,飞蛾扑火般燃烧自己无可遏制的激情。
唐宛儿几乎违反了所有传统社会中对女性的道德要求,像《金瓶梅》中的潘金莲、《水浒传》中的阎婆惜,同样的,唐宛儿的结局亦非常悲惨,满足了大家在普世价值上对“不贞”女性的道德审判。
《废都》很大一部分的争议性,就是对于女性角色“自我轻贱”式的塑造,唐宛儿抛弃家庭,私奔后又移情庄之蝶,完全失去女性自我意识,为取悦这个崇拜的作家而无底限的“牺牲”,贾平凹塑造这样的女性角色,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从人性的角度,分析唐宛儿的荒诞选择
奥茨有一句至理名言:
“在婚姻上,最具毁灭性的问题在于缺乏沟通,尤其是爱情、性和金钱方面。”
唐宛儿工人出生,闲爱文学,颇有姿色,有夫有子。在舞场认识了周敏后,为周敏的“浪子”气质所吸引,觉得那才是自己向往的自由生活,于是向“平庸无趣”的丈夫提出离婚,结果遭到丈夫的痛打,唐宛儿便抛夫弃子和周敏从县城私奔到了西京。
小说中对唐宛儿轻率的爱情态度,并未有所解释与过渡。从出场的描写只能看出人物性格的随便与轻佻,那种为了“自由”不管不顾的态度令人费解。其实这也是人物的一个留白,给读者空间从故事本身去思考。
如果周敏比他小县城的丈夫有钱有权还好理解,可周敏是个一无所有的无业游民,唐宛儿跟着他图什么呢?一个身处幸福中的女人是绝然不会如此轻率,必然是在婚姻中有所缺失。小说对唐宛儿的丈夫着墨不多,但通过唐宛儿对丈夫的描述,可窥豹一斑:
“在以往的经验里,妇人第一个男人是个工人,那是他强行着把她压倒在床上,压倒了,她也从此嫁了他。婚后的日子,她是他的地,他是她的犁,他愿意什么时候来耕地她就得让他耕,黑灯瞎火地爬上来,她是连感觉都还没来得及感觉,他却事情毕了。”
丈夫以前和她吵架,她开了音箱放小夜曲,为的是有这种轻音乐,双方的情绪就会渐渐平和,丈夫却一脚把音箱踢翻了。所以为什么说婚姻要找到同频、三观一致的人,因为这些细微的不和谐会一点点蚕食掉婚姻的温情。
通过唐宛儿自述来看,她的第一次亲密经历很可能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并在这种不情愿的无奈中妥协,将自身贞洁等同于婚姻关系。唐宛儿的选择,其实是传统的思想对“守贞”的强调,是男权思想对女性无形压迫下的违心之举。
看过一个情感节目的女主持人,甚至说出“女人最好的嫁妆是她的贞洁”这样的话,还有类似“女德班”此类的存在,一再提醒着女性在两性关系上的卑微。一旦接受了这种思想的侵蚀,女人的自我价值感会降低,当自己“失贞”后,便自我贬低。唐宛儿在这样的心境下嫁给丈夫,注定婚姻中爱的缺失。
在生理上,“性”变成了唐宛儿要尽的义务,她并未从中感受到愉快,这也为唐宛儿后期对“性”的无底线开放埋下了伏笔,这其实是长期压抑后的爆发。
从心理来说,双方的精神世界不在一个层面,缺乏共同语言。唐宛儿爱读书、听音乐,浪漫多情。丈夫却是个实际又粗糙的人,当唐宛儿遇到周敏,就像爱玛遇到了年轻文艺的莱昂,枯燥无趣的生活撕开一个新鲜的裂口,便天真地当这是爱情。当唐宛儿提出离婚,丈夫的反应是一顿被羞辱的毒打,这种粗暴的态度更是一个助推,让她迫不及待逃离去向往的新生活。
毕淑敏在《好的婚姻过命,坏的婚姻要命》一书中写道:“结婚约等于一次必将穿越风暴的航行”,
夫妻作为同渡的水手,应该有共击风浪的觉悟携手向前,这种掌舵的心态,才能有决心在面临婚姻困境时去主动解决问题。一段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就像是事不关己的乘客,在风浪面前束手无策,因为互相以客体的身份,自然没有应有的责任感与沟通欲望,这样的航行注定难达彼岸。
唐宛儿为爱情的慌不择路,就是对婚姻长期不满与忍耐下的逃脱。周敏,不过是她想象中“更好的远方。”从这点上来看,唐宛儿背叛家庭的私奔,不过是人性正常的显露,只不过很多人,一生都在压抑这种逃离婚姻的渴望罢了。
从心理层面,解释唐宛儿的性格转变
受传统思想影响和认知局限,唐宛儿做出了对自己人生不负责任的错误选择,也导致了她婚姻的不幸。尽管如此,婚后的唐宛儿原本是一副“逆来顺受”的传统女性形象,和后来移情、私奔、开放的唐宛儿判若两人,是什么契机改变了她?
长期积压在婚姻中的不满,让唐宛儿在精神世界滋生对理想化爱情的向往,周敏的出现,恰到好处地迎合了她的这份向往。对于婚后生理需求和精神需求皆得不到满足的唐宛儿来说,有人发现自己的美,并主动来追求她,让她真正体验到身为女性的快乐,如获新生,令她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是有价值和尊严的。
往往人的巨变,可能就在冲破自身精神上那层约束的瞬间,从前所遵从的价值观念再不能框限自己。
对比看不到希望和未来的婚姻,唐宛儿决定了为自己而活。
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管窥效应”,是说人们会将所有目光,集中到眼前狭窄范围内最紧急的事情,从而看不到更远一点的东西。对陷入新恋情中的唐宛儿来说,逃离婚姻是最重要的事,哪怕她托付的这个对象,有着明显的不靠谱。
周敏的贫穷无以满足唐宛儿对完美爱情的朝圣,看似决然的“私奔”,只不过是她盲目追求过程中的一方跳板,再次的背叛亦是可以预见的。
抛开先入为主的成见,唐宛儿有着普通人都会有的人性缺点,眼高手低,不切实际,能力无以支撑梦想,当现实不顺遂时,会将一切希望寄托于幻想,而忘记审视自身,思想与现实的错位,仅凭一番狂热的心性,最终追求的不过都是虚无。
唐宛儿像绷紧的橡皮筋卸力后的反弹,近乎于发泄式的自我放纵,她以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反抗平庸的过去,看似掌控了人生拥有自由,实际又一次沦为欲望的奴隶,到底是不自量力者的悲哀。
唐宛儿一直有一种清醒的自我审视,认为现实配不上自己的精神境界,所以她逃离小县城,来到西京。福拜楼形容爱玛
“爱海只爱海的惊涛骇浪,爱青草仅爱青草遍生于废墟之中。”
这种自认为自己属于不平凡的“骚动”,像极了唐宛儿。当美貌赋予一个本就平庸的女人,就会衍生无限飘渺的虚荣。
作家庄之蝶,就是唐宛儿这份虚荣的归处。因为她能够在身体和思想上与庄之蝶并驾齐驱,甚至在“性”上比偶像更有见地,就意味着她自身的独特与不平凡。唐宛儿对庄之蝶所有的付出与纵容,都是她自证的出口。而她加诸给庄之蝶的一切光环,亦是为自我价值的加注。
心理学家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们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与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当人们的底层的需求得到满足,会进入对更高一个层次需求的追求,当然这样的次序也不是完全固定的,会有例外。
唐宛儿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对金字塔的进阶。
但理想与现实之间不可消弭的差距,一直是悬挂在唐宛儿头上的摩克里斯之剑。
她最后的结局很具有讽刺意义,被丈夫抓回去的唐宛儿,就像“紫霞仙子”期待“至尊宝”那样幻想过庄之蝶来营救她,然而她推翻自己的人生选择的“理想彼岸”,不过是个有家室的酸腐文人,懦弱无能,苟活于世。
唐宛儿的死亡亦有一层令人叹息的悲剧色彩,就像必须要死的爱玛,即使在虚构的小说里,也不能全身而退,理想无法照进现实,唐宛儿在社会价值和精神境界上渴望阶层的跃迁,本身是没有错的,人天性向往更好的东西,但现实是一声断喝,告诉你不切实际的后果就是毁灭,平庸卑污与完美幻想难以交融,小说的不迎合,亦是一种残酷的锋利,并非“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而是舞台多大,才能决定心有多大。
综评
大仲马说:“人这东西,老天给了他们有限的能力,却又偏偏给了他们无限的欲望。”多数人在困顿的生活里,都有自己的不甘心。相对于唐宛儿与爱玛对欲望不计后果的追求,我们并不比她们来得高明。区别在于,多数人停留在“想”的层面,而杜绝了“做”带给自己概率上的难堪而已。
19世纪的法国评论家儒尔·戈尔蒂埃提出了“包法利主义”:
人趋向于表现非真实的自己,人永远需要“设想自己是另一个人”,不断向自己撒谎。
这种谎言背后,是幻想自己能过上另一种理想生活,而现实却与之相悖的。唐宛儿对小县城工人与主妇身份的不认同,促使她从传统女性蜕变为一个近乎放浪的存在,努力成为自己所设想期望的人,这种急促让她的表现脱离了常规的认识,变成一个更没有思想的欲望符号,难以激发读者的怜悯。
细想开来,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唐宛儿。对自身处境的不认同,所以会在网络上扮演另一个想象中自我的人设。像最近兴起的“凡尔赛文学”,本质上都是这种心理在作祟。我们不愿去怜悯唐宛儿,其实是不愿怜悯自己。
说回小说本身,贾平凹的庄之蝶多少亦有他自身的精神投射,有时代的压抑,文人的弱质,物质的迷失,书中与庄之蝶私情的女性,都是他的崇拜者,在生理与心理对他无限臣服,这一层假想令人失笑,又是一个现实无法实现、文字满足想象的归处。
《废都》之下,一切放纵的狂欢,都是无以排遣的欲望下精神的极度空虚与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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