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老走了。想起相见、相识、相知的日子，泪水纵横，哽咽声声……

1952年，经父亲推荐，马识途被调到成都城市建设委员会工作。不久又受命负责组建四川省建设工程局，担任四川省建设厅首任厅长。1956年，父亲首任国家城市建设部部长，此时，上下级关系，自然在工作中交集就多起来。我记得1960年，他到北京开会，在电话中问我父亲要了我家的地址，乘坐公交车来看望父亲，聊聊工作。父亲是山东曲阜师范毕业，后又教过书，对文人马识途显然很感亲切。两人对大西南的发展聊得十分投机，更重要的是两人对城市建设、规划有着共同的愿景。

马老每发表一篇作品总是第一时间寄给我父亲，要么请他指正，要么请他批评。在父亲床头上常常放着马老发表在杂志上的一些小说作品。1962年，我到河南黄泛区农场劳动锻炼。我的被子里有几本用牛皮纸包裹的杂志，分别是《四川文学》1960年5期，《人民文学》1960年7月号、1961年3期，这是父亲的秘书和二弟仲翔放进去的。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我读到了马老的作品《老三姐》《找红军》《清江壮歌》。这些作品成了艰苦劳动后煤油灯下的精神寄托。

2011年11月，我有幸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翻开代表名册，马识途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名单之中。开幕式结束，我见马老被众多作家、记者围着，便急步冲过层层包围，握住了老人家的手，并附耳说，我是万伯翱。他慈眉善目地笑着说：“认识，认识，我们是老朋友了。”便邀我到他住的套间做客。我们的交谈从19时到22时，从我父亲与他在重庆的交集聊到他多次到部机关和我家看望，再到文学、书法。当我谈到在下乡岁月把他的作品当精神食粮时，他谦虚地说：“写着玩的，写着玩的，不能登大雅之堂。”临别时，他将一张写好家庭地址、电话的纸条交给我，让我有时间一定到他家做客。

次年9月，我来到成都，马老不顾97岁的高龄亲自到家门口迎接。楼房相对陈旧，没有电梯。客厅挂有他与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的合影及书法作品，这便是人们常称的文坛“蜀中五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阳台上置办了一台“汗马”牌健身自行车，用他自己的话就是，每当骑着这健身车时，自己就像一匹老马，在疾风中飞驰，任凭背后的白色鬃毛随风飘散，直到这些鬃毛把自己的眼睛遮住……

马识途为本文作者（左）题字

当听说我正在筹备北京爱心万里公益基金会时，他伸出大拇指说好。他拿起笔来：“我就写一首毛主席的诗词《卜算子·咏梅》吧！”只见他端坐在桌前，手指微曲，如锥般的笔尖在纸上写下一行“风雨送春归”后，身体微向前倾，接着又飞快地写着“飞雪迎春到”，每一个字都显得矫健雄奇，气势磅礴。当写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的“已是”时，凝神静气，仿佛整个世界都静止了，只有笔尖在纸上舞动的声音。写罢，马老侧身而立，一手提笔，另一只手按在膝盖上，自然下垂，袒露出一种气吞山河而又从容不迫的气质。

马老曾笑着对我说，我只是作家里会写字的，从不敢以书法家自命。然我视马老的墨宝为生命之绝唱，不朽之画卷。

斯人已逝，风范永存，特撰此文，以寄托哀思。（万伯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