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成千上万名德国妇女应聘到集中营和死亡营担任狱警、看守、医生和护士。

她们中的不少人在接受纳粹洗脑后，积极参与了纳粹政权的“种族灭绝”计划，疯狂地虐待和屠杀囚犯，行径恶劣，罪恶累累，其凶残甚至远胜于男性，以至于很多关押着女性的集中营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男人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没有遭受女魔头的虐待。”

纳粹政府上台后，一开始是提倡让女性回归家庭，充当好母亲和妻子的家庭角色的。然而随着战争局势的恶化，纳粹政府开始转变政策，招募了大量女性接受军事训练，成为军队的辅助人员。

这些女性作为战争的参与者，并不仅仅只是在德国服役，在波兰、法国、南斯拉夫等德国占领区，都有她们的身影。

她们有的担任电话接线员，有的担任打字员，有的则成为集中营的看守或者护士。

一、

二战爆发之初，德国士兵的伤亡数量并不大。但随着德国入侵苏联，死亡和受伤的士兵大大增加，大量男性被征召入伍，希特勒不得不在1943年1月颁布“元首法令”，征召大量女性服役。

战争开始时，德国约有14万妇女受雇于军队(其中5万为文员，9万为雇佣工人)。

但到1944年冬天，这一数字己上升到72万人，其中护士的数量约为40万人。

这些女性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自愿响应纳粹的征召前来服役的。

一位名叫露丝的前纳粹女护士就在回忆录中说道：“我们对德国的胜利充满了兴趣和希望，我们都为国家充满热情而自豪地工作着。我们都同意戈培尔提出的那句话：‘女性不应该是与男人争斗，而是要和男人一道去争斗，这是使命的召唤。’”

在这群女性中，有一批特殊的女性护士，她们的任务是：执行希特勒消灭"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的特殊任务。

2011年，美国历史教授玛丽亚·萨蒂（Marie Sarti）花费了10余年时间，翻阅了大量历史档案、审判记录、个人陈述和幸存者访谈等大量一手资料，发表了《妇女与纳粹：纳粹当政时期种族灭绝和其他犯罪的执行者》一书。

书中通过对伊尔玛·格雷泽、多罗特娅·宾兹、胡安娜·鲍曼、伊尔莎·洛特（Ilse Lothe）等十余位犯有严重罪行的纳粹女护士进行了深入考察，并对这些人进行了深刻剖析，试图找出她们为什么会对那些无辜的可怜女囚和孩子，做出那么狠毒的行为的原因。

温迪·萨蒂在书中指出，虽然在战后受到审判的时候，这些女人都不认为自己有罪，声称她们只是奉命行事，但有大量的事实证明她们是自愿主动对那些无辜的可怜女囚进行虐待和屠杀的。

这些女魔头千方百计把女囚们送进毒气室，争取获得上级的奖励和提拔，是不容否认的铁的事实，她们"奉命行事"的辩解纯属推卸责任，掩盖罪行。

这些女护士有的貌若天仙，有的看上去温柔可爱，但在羞辱、折磨、杀害手无寸铁的囚犯时候，她们却无所不用其极，手段非常狠毒：动辄抽打、放狗撕咬、开枪射杀囚犯，就连生病的人和儿童也不放过。

她们还在囚犯身上进行化学和生物学试验，用犯人的人皮制作灯罩，当着母亲的面杀死她们的孩子，制造了一幕幕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这些女性是怎样变得如此残忍的呢？

很显然，希特勒和纳粹党的毒化宣传是促使这些女人成为虐待狂和杀人犯的重要原因。

纳粹党动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大肆宣扬"政治和种族觉悟"，编造谎言，致力于培养人们“对敌人的仇恨”，鼓励人们实施暴力。

这些宣传和诱导让大批德国妇女信以为真，成为狂热的纳粹党徒。

二、

希特勒上台后，在对犹太人亮起屠刀的同时，还发誓要消灭一切"没有存在价值的生命"。这些没有存在价值的生命，指的是难以治愈的病人以及精神病人、重度残疾人。

在希特勒下达对这些人的屠杀令后，纳粹党在柏林市动物园大街(Strasse Tiengarden)4号的一座别墅中，炮制出了一套系统地消灭这些病人的计划，代号“T-4 计划”。为了保密，具体执行该计划的护士被纳粹冠名为“T-4 护士组”。

1939年12月，由玛丽娅·阿萍捷、葆琳·克奈斯勒等二十余名女护士组成的首批T -4 护士经过秘密培训以及宣誓保守秘密后，开始执行“T-4 计划”。

这些护士秘密潜入到德国各个医院，对医院里的那些“不能继续给国家做贡献的病人”列出一个死亡名单，然后在医院的配合下，制造出一个病人自然死亡的假象以遮人耳目。

由于有医院方面的配合，这些病人的家属很难发现他们的亲人并不是自然死亡，而是被“定点清除”的。

一开始，这些“T-4 护士”还不敢明目张胆地进行“定点清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入这个组织的护士越来越多，她们的行为也渐渐无所顾忌，不再“偷偷行动”，而是在养老院、医院和精神病院秘密设立毒气室。

将目标骗到毒气室后，她们会毫不留情地摁下毒气开关，杀死目标。

据统计，在1939年到1941年的两年时间里，德国至少有十万名重残病人，其中包括数万残障儿童，丧命于这些“T-4 护士”的魔掌之下。

三、

在所有的“T-4 护士”中，伊尔玛·格蕾泽是最出名，也是最凶残的一位。

格蕾泽生于1923年，是一名狂热的纳粹党徒。在加入“T-4 计划”后，她先后被纳粹安排到拉芬斯布吕克、奥斯维辛、贝尔森等三个集中营，表面上是担任看守，但实际上是在集中营秘密执行“T-4 计划”，清除掉集中营内的犹太人和那些“不能继续给国家做贡献的病人”。

格蕾泽最开始工作的地方，是在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的比克瑙分营，在集中营的医生门格尔手下当护士。

门格尔是一位良心未泯的德国医生，对关押在集中营的犹太女囚充满同情，总是尽力从毒气室将她们救出来。但格蕾泽却截然相反，视门格尔的行为为对德国不忠，所以门格尔费尽力气救下的犹太女囚。

后来大多都被格蕾泽以种种理由杀害。

有一次，3000多名从荷兰运来的犹太人被押到了集中营。

一个身材高挑、留着棕红色披肩长发的姑娘看到穿着白大褂的门格尔，跪在门格尔面前哀求道：“救救我吧，仁慈的医生，我才23岁呀！”门格尔将这位姑娘扶起来，庄重地说：“放心吧姑娘，你一定不会死的！”

这一幕被站在不远的格蕾泽看到后，她一个箭步蹿到姑娘面前，挥舞皮鞭不停地向姑娘的脸上抽去，姑娘的脸上很快布满了一条条鞭痕。

姑娘声嘶力竭的哭喊着，可格蕾泽像疯了一样，直到将姑娘打得血肉模糊，自己也感到打累了才罢手。

见门格尔脸上有不豫之色，格蕾泽又对姑娘狠狠地踢了一脚，拨出手枪对着姑娘连开三枪。姑娘连叫也没叫一句，便离开了人世。

事后格蕾泽对另一位女看守说，她之所以要杀死这位姑娘，是因为她长得比自己美，“如果不杀死她，说不定这个犹太娘们会生出个长大后比我还美的小崽子！”

凭着迫害犹太人和那些“不能继续给国家做贡献的病人”上的残忍，格蕾泽不但获得了纳粹颁发的铁十字勋章，还破格晋升为贝尔森集中营的看守长，后又被调到著名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担任高级监督，成了该集中营第二号女首领，掌握着3万多犹太妇女的生杀大权。

得到“重用”后，格蕾泽变得更加残忍。

她不止要杀光犹太人和那些“不能继续给国家做贡献的病人”，甚至只要看到比自己长得漂亮的女囚，格蕾泽都会想办法弄死对方，不是用皮鞭活活打死，便是被她送入毒气室。

四、

格蕾泽受到“重用”，让“T-4 护士组”的其他女人既羡慕又嫉妒。为了得到晋升，这些女护士们暗中开始较劲，都想靠着杀更多的犹太人和“不能继续给国家做贡献的病人”，引起上级的重视，让自己走上升官发财之路。

经过纳粹的洗脑，这些女护士普遍对希特勒和纳粹党无比忠诚，坚信纳粹主义是绝对真理，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纳粹德国神圣不可侵犯，所有反对者都是"罪大恶极"的敌人。

这也让这些原来善良的女性，一个蜕变成了恶魔。

女护士玛利亚·曼德尔在加入“T-4 护士组”之前，是一个六岁男孩的母亲。1941年她加入“T-4 护士组”后，被安排到格蕾泽所在的集中营担任“护士”。

玛利亚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来自波兰的小男孩与自己的儿子长得特别像，因此一开始玛利亚对这个男孩还算挺照顾，甚至还把自己的巧克力分给这个男孩吃。

但是在纳粹的不断洗脑下，在目睹了格蕾泽因为“突出表现”得到嘉奖和晋升之后，玛利亚·曼德尔的心理渐渐有了变化。

为了表明对纳粹党的忠诚，玛利亚亲手把这个波兰小男孩送进了毒气室。在杀害男孩前，玛利亚还假装慈悲，让男孩吃了块巧克力，还亲手为男孩换上了干净的衣服！

纳粹德国战败后，玛利亚·曼德尔成了盟军的俘虏。

在审讯期间，她交待了集中营的女看守和女护士们为什么会那么热衷地杀害犹太人的原因：纳粹政权总是向她们宣传说集中营是关押"劣等种族"成员、"堕落者"和战争俘虏的场所，里面的囚犯都是"叛国贼"和"人渣"，毫无生存价值，应该被加以彻底清除。

所以她们才把这些囚犯当人看待。

赫尔塔·奥伯霍伊泽也是一位“T-4女护士”，她的爱好是在犯人身上进行活体试验。

她从不把犯人当人看，而是把犯人标注为“兔子”或是“几内亚猪”。

在利进行活体医疗试验时，她经常在女囚身上进行移除骨头和肌肉手术，观察排异反应。

为了观察坏疽病的生成和恶化过程，奥伯霍伊泽还故意将病菌注射到囚犯身上，加重伤口的溃烂程度。被试验者即使侥幸生存下来，也会留下了痛苦终生的后遗症。

在德国南部的格拉芬尼克堡“安乐死医院”工作的纳粹女护士保琳·克尼斯勒，则喜欢到各个精神病院去巡查，她每天要亲自挑选出70名“病人”处死。

与此同时，纳粹德国医院中的女助产士们也大量参与了“种族净化”，她们只要发现任何新生儿有身体缺陷，都会将他们立即处以“安乐死”。

五、

薇拉是一位特殊的“T-4女护士”，由于丈夫是犹太人，一开始她也在丈夫被关进集中营后，被关进了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

来到集中营后，看守长多萝塞亚·宾兹以保证生命安全以及提高待遇为条件，让薇拉做了混在女囚中的“卧底”，负责将女囚的一言一行密报给看守长。

由于表现出色，薇拉很快得到了宾兹的赏识，将她调到集中营的卫生所当了一名护士。卫生所的所长告诉薇拉：这里的病人基本上都是犹太人，你要做的就是将她们中间身体不好的清除掉。

只要你好好干，我们就可以忘记你的丈夫是犹太人。

从那以后，薇拉便从一名受害者，变成了一名施暴者。在短短一个月中，有230名犹太妇女在吃了她给的“药”之后，被送进了焚尸场。

有一天，一对犹太母女前来就诊。薇拉感觉那位女儿还能劳动，尚有利用价值，于是给了女儿一些药，并告诉她：你的母亲病情严重，要住院治疗。不料女儿听到过集中营医院秘密杀人的传闻，死也不肯丢下母亲自己回去。

薇拉见阴谋败露，十分生气，喊来两名男看守，将这位女儿毒打一顿。见对方一直在咒骂，气急败坏的薇拉将女子按在地板上，迫使她张开嘴，把一瓶毒药灌进了女子的口中。不一会，这名女子便咽了气。

做完这些，薇拉又将那位母亲推进注射室，拿起注射器，将毒药注射进了这位母亲的身体。其他几个新来的护士见薇拉一边注射，一边嘴角发出狞笑，都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T-4女护士”中，也有极少数人并没有泯灭人性，但她们却很容易受到其他女护士的排挤。女护士克拉拉·孔尼希由于不愿杀人，遭到其他“T-4女护士”的陷害，被党卫队逮捕，最后被判处“叛国罪”，牺牲了生命。

纳粹德国战败之后，伊尔玛·格蕾泽和薇拉都被盟军逮捕，送上了军事法庭。

伊尔玛·格蕾泽终于体会到了恐惧，她哀求法官，希望法官能饶自己一命。在法庭上，她替自己辩解说，自己所有的行为都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同时她还一再重申："我才22岁呀"，企图引起法官以及陪审团的怜悯之心。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任凭再怎么辩解，格蕾泽都无法洗去双手上沾满的鲜血。

虽然判处一个22岁的姑娘死刑有些残忍，但主审法官还是判处了格蕾泽绞刑。

据说在听到宣判时，格蕾泽一下子瘫倒在地，哭得十分凄惨，主审法官也有些于心不忍，只好对格蕾泽说："姑娘，你的罪孽实在太大了，我实在无法帮助你！"

1945年12月13日，22岁的伊尔玛·格蕾泽在哈默恩监狱被执行死刑。她也成为战后被绞死的最年轻的纳粹战犯。这位面如桃花，心如蛇蝎的女魔头，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相比格蕾泽，薇拉要顽固得多。她不但不承认自己有罪，甚至把自己描述为一名受害者，说自己是犹太人的妻子，怎么可能对犹太人下手？

但薇拉的谎言很快被识破，因为所有的证人都指证薇拉是个魔鬼。1946年秋，薇拉被执行绞刑，终年35岁。

六、

令人遗憾的是，像伊尔玛·格蕾泽和薇拉这样被绞死的“T-4女护士”只是少数，由于种种原因，很多“T-4女护士”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中国记者萧乾，曾在1946年旁听过一起有关“T-4女护士”罪行的审判。那次站在被告席上的共有六人，其中三名男性都是德国“海德马精神病院”的大夫，三名女性则是这个医院的女护士。

他们的罪名是以精神病之名，用毒药残杀了四千四百名波兰人。

主持这次审判的，是来自美国的法官。审判地点设在德国的威斯特法沦威市政厅。上午九点半，主审官宣布开审。

检察官读完起诉书后，对方律师站起来反驳说："本厅审判根本不合手续。因为第一，被告并未谋害美国人，照国际惯例，一国不能审他国人民。只有涉及美国籍人民始能由美国开庭审判。”

这个意见被法庭驳回后，律师又称几名德国医生和护士无罪。律师承认纳粹曾送四千多名波兰人来到该医院，这些人最后大多也死在医院里，但律师提出检方不能证明送来的波兰人没有患上精神病，并称死的那些人都是在治疗过程中自然死亡的，而不是医院下的毒手。

控辩双方辩论了一个上午，也没有辩出个结果。法官只得宣布休庭，择日再审。

数日后，萧乾接到国内通知，要他去土耳其报道另一起新闻事件。几个月后，萧乾听德国的朋友说，六名医生和护士中，最后只有两人被判了有期徒刑，其余四人，包括三名女护士都因为“证据不足”而被释放了。

悲愤的萧乾把这桩判决写进了自己的《南德的暮秋》一书中，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谁也无法准确地统计出，二战中这些纳粹德国毫无人性的医生和护士到底杀了多少无辜的生命。是什么让这些原本救死扶伤的女护士们变成了魔鬼？这才是我们应该深思的问题。

参考资料：

大众网：《纳粹女护士杀人不眨眼》

萧乾：《南德的暮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