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再加三个字，那就是：不差钱

文｜马克

上篇文章我们讲了DeepSeek发布了全世界第二个推理大模型，仅比OpenAI慢四个月，双方大模型的性能相当，但性价比却差出二三十倍，这是因为DeepSeek做了杰出的工程创新。但工程创新属于渐进式创新，不是从0到1的颠覆式创新，有读者对此表示失望，说至少也是从0.5到1吧？

其实不用失望，因为从0到1和从1到100同等重要，完全没必要厚此薄彼。举个例子，托马斯・萨弗里（Thomas Savery）在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出生前38年就发明了蒸汽机，但是不好用，一直未能推广。瓦特对蒸汽机做了重大改进，使蒸汽机得以普及，由此引发了工业革命。你说是萨弗里发明蒸汽机重要呢，还是瓦特改进蒸汽机重要呢？

这篇文章我们接着讨论创新规律。一句话总结：好奇心+自由探索，这七个字就是DeepSeek的创新精髓。如果再加三个字，那就是：不差钱。

我先讲讲DeepSeek的创新力从何而来，再给大家介绍六种代表性的创新思想。

DeepSeek的创新力从何而来

DeepSeek非常低调，对外界而言它是个谜一般的存在，我们能看到的关于它的信息，基本上都来自行业媒体《暗涌》对梁文峰的两次专访。

梁文峰1985年出生，2010年从浙江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硕士毕业。2016年，他成立了一家用人工智能炒股票的基金公司——幻方量化，赚了大钱。2022年11月，OpenAI发布ChatGPT,引发全球性的大模型浪潮。2023年4月，梁文峰宣布专门成立一家叫DeepSeek的公司做大模型，5月，他首次接受《暗涌》专访。2024年5月，DeepSeek发布V2，震动业界，7月，他第二次接受《暗涌》专访。

在这两次专访中，梁文峰讲述了创新的原动力何来，创新型人才有什么特质，以及该怎么管理创新型组织。他说：

创新首先是一个信念问题。为什么硅谷那么有创新精神？首先是敢。过去30多年IT浪潮里，我们基本没有参与到真正的技术创新里。大部分中国公司习惯follow（追随），而不是创新。中国AI和美国真正的gap（差距）是原创和模仿。如果这个不改变，中国永远只能是追随者。

DeepSeek的使命就是“做研究、做探索”， 推动技术前沿的发展，从根本上促进整个生态的成长。

创新不仅是商业驱动，它还需要好奇心和创造的野心。我们做创新，主要是好奇心驱动，对 AI 能力边界的好奇。

梁文峰近日告诉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DeepSeek只有160个人。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梁文峰说：

DeepSeek的招聘标准一直基于热情和好奇心。我们的团队成员背景各异，充满个性和趣味性，他们对研究的渴望远超对金钱的关注。

DeepSeek没有什么“难以捉摸的天才”，只是来自顶尖高校的应届生、博士生（甚至是四五年级的实习生），以及一些有几年经验的年轻人。

这160号充满好奇心和创造欲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之后，又是怎么工作的呢？梁文峰说：

创新需要尽可能少的干预和管理，让每个人有自由发挥的空间和试错机会。创新往往都是自己产生的，不是刻意安排的，更不是教出来的。

DeepSeek完全是自下而上的。我们不预先设定角色，而是自然形成分工。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经验和想法，不需要被推动。当他们遇到挑战时，会自发地拉上别人讨论。不过，一旦某个想法被证明有潜力，我们就会从上层投入资源，推动它的发展。

DeepSeek的计算资源，团队成员使用时没有限制。如果有人有想法，他们可以随时调用我们的训练集群，无需审批。此外，由于我们没有严格的层级架构或部门壁垒，只要彼此感兴趣，团队成员可以自由协作。

可以看到，DeepSeek是一家高度扁平化的、自组织的、靠员工内驱力往前走的公司。但如此自由宽松和开放式的管理，不会导致公司散架吗？梁文峰说：

我们在招人时确保价值观一致，然后通过企业文化来确保步调一致。我们并没有一个成文的企业文化，因为所有成文东西，又会阻碍创新。更多时候，是管理者的以身示范，遇到一件事，你如何做决策，会成为一种准则。

在第二次专访的最后，《暗涌》的记者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好奇心驱动的疯狂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吗？”

梁文锋回答说：“不是所有人都能疯狂一辈子，但大部分人，在他年轻的那些年，可以完全没有功利目的，投入地去做一件事。”

我觉得这个回答体现了梁文峰的现实主义。极少有人能一辈子理想主义，但很多人年轻时都是理想主义者，一家公司只要能聚集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在他们最理想主义的那些年，给他们充分发挥的舞台，那就一定能创造奇迹。

当然，DeepSeek不差钱也是关键因素，但这是创新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正因为如此，绝大多数颠覆式创新都是初创公司而非行业巨头做出来的。

六种创新思想

创新是一门学问，自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以来，100多年间有过若干很好的创新理论，或者创新思想。我不知道梁文峰有没有读过这些东西，但他在DeepSeek的实践，很多都与这些东西吻合。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六个相关的创新思想或创新理论。

1. 【乔布斯：小团队能创造奇迹/Steve Jobs: small teams could do amazing things】

Small teams could do amazing things, hiring the best people to surround you, to challenge you, they have skills that you don't have and being confident with that。

小团队能带来惊喜。雇佣最好的人，他们有你没有的技能，让他们环绕在你周围，让他们挑战你，而你要对他们充满信心。

谷歌的人工智能团队有6000人，OpenAI只有600人，DeepSeek才160人，但OpenAI超越了谷歌，DeepSeek有超越OpenAI的迹象。

2. 【Google's 5 Principles of Innovation/谷歌的创新五原则】

1)Focus on Users not competition/聚焦用户而非竞争

2)Fail quickly & learn quickly/快速失败，快速学习

3)Share everything/分享一切

4)Data, not opinions/要数据，不要观点

5)Let People pursue their dreams/让员工追寻他们的梦想

谷歌还有个著名的“20%自由时间”制度：员工可以用五分之一的工作时间来探索任何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无用之用，恰成大用，Gmail、Google News、Google AdSense等产品都是这20%自由时间探索出来的成果。

但谷歌的前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去年夏天批评说：谷歌太自由太舒服了，导致公司在AI竞赛中被OpenAI超越。施密特虽然后来为此道歉，但这个批评在私下引发广泛共鸣。

3. 钱颖一的创造力公式：创造力=知识✖️（好奇心+想象力）

钱颖一2006年-2018年担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之后担任西湖大学校董会主席。他的这个创造力公式是我看到的对创造力规律的最好总结。

如前所述，好奇心是创造之源，想象力则是硬币的另一方面。苹果砸中牛顿的脑袋，激发了他对引力的好奇心，但没有想象力，他就不会用引力来解释天体运行。iPod大获成功后乔布斯好奇为何不能拿它打电话，但没有想象力，乔布斯就不会坚持去掉物理键盘，从而为多点触控技术统治屏幕扫清障碍，这是iPhone诞生的关键一步。

对于创造力，知识也不可或缺。《西游记》是中国最具想象力的小说，它的营养至今滋养着游戏娱乐产业。但吴承恩虽能想象出上天入地的孙悟空，但造不出能把人带上蓝天的飞行器，因为他没有相关知识——空气动力学、飞行力学、材料科学……

钱颖一认为中国教育体系侧重增长知识，但不鼓励好奇心和想象力。因此人才适合在既有知识体系内的追赶型任务，不适合无人区的从0到1的创造力任务。我自己的观察，很多孩子10岁以后就失去了好奇心，变成循规蹈矩的小大人，当然也丢掉了创造力。

可喜的是，从培养梁文峰的浙江大学身上，我们看到了打破教育惯性的希望，在激发创新、容忍失败、鼓励创业方面，浙江大学已经开始有斯坦福大学的模样。

4. 硅谷模式

《硅谷百年史（1900-2015）》的两位作者在结语中总结：

硅谷模式可以用三句话概括：质疑权威、不同凡响、改变世界。特立独行的人是硅谷故事的主角，硅谷不可能出现在对特立独行人士不甚友善的地方。

在硅谷，绝大多数飞跃性的技术进步都是由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创造的，他们有个共同点：离经叛道、敢想敢干，失败了也没关系，不敢尝试才是耻辱。

在硅谷，工作趣味和个人理想压倒了金钱和地位，于是就有了机会和创造性。

在硅谷，工程师的地位仅次于企业家，他们还经常是公司创办人或董事会成员，但他们仍然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在欧洲，比起市场营销和销售工作，技术工作要低人一等，欧洲把成千上万工程师变成了庸庸碌碌的官员和西装革履的销售员。

这本书有两位作者，阿伦·拉奥（Arun Rao）和皮埃罗·斯加鲁菲（Piero Scaruffi），上述第四段话我相信是斯加鲁菲写的，他是意大利人，大学毕业后移民美国，曾为一家欧洲大公司工作十年。

实际上，《硅谷百年史》的结语令人悲伤。作者写道：

硅谷原有的精神已所剩无几，业余爱好者钻研下一个大事件的机会渺茫，20世纪的特立独行者已被训练有素但缺乏想象力的书呆子所取代，公司和员工都变成了机会主义者，理想主义者越来越少。硅谷的垄断日甚一日，巨无霸公司不仅想把自己的产品推给市场，还试图把自己的世界观强加于人。来硅谷的人越来越为了寻求稳定工作和良好福利，而不是挑战现状和改变世界。

这些话写于2016年。

5.无法破解的创新者两难

《创新者的窘境》（The Innovator’s Dilemma——Why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书名翻译成《创新者的两难》更合适。

这本书出版于1997年，作者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已于2020年1月去世。他身高2米，曾来北京参加《财经》杂志的活动，我有幸在现场听过他的演讲。

克里斯坦森在书中问道：为什么那么多管理良好、认真倾听客户意见、积极投资技术研发的大企业却失败了？并且这些失败案例不仅存在于变化迅速的信息技术行业，也存在于变化不那么迅速的传统行业——零售、钢铁、机械等。

他的答案是：大公司容易被新兴企业颠覆,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而是因为他们做得太对了——他们过于关注当前客户和利润，忽视了新兴市场的潜力。他们擅长渐进式创新，但面对颠覆式创新却很笨拙。

他给出的对策是：设立独立团队或子公司探索新兴市场，而非试图让主流业务部门主导颠覆式创新。

《创新者的两难》对业界产生了深刻影响，颠覆式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渐进式创新（Sustaining Innovation）这两个概念已在业界脍炙人口。很多公司也都按书中的建议，成立了独立的创新单元。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哪家公司能够突破书中描述的创新两难。比如今天我们讨论的人工智能行业，主流公司都在大模型的方向上一路狂奔，他们不可能成为大模型的颠覆者，只可能被局外人所颠覆。

6.《科学：无尽的前沿》

美国是当今世界第一科学技术强国，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的科技顾问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

1944年11月，二战胜利在望，罗斯福致信布什，提出四个问题：

1）如何让为战争开发的科学知识激发新事业，大幅改善国民福祉？

2）如何更好地让科学战胜疾病？

3）公共研究和私人研究的角色和关系，政府如何促进这两种研究？

4）能否提出一个发现和发展美国青年科学人才的有效规划？

罗斯福在信中说：“我们面前是各类思想的新前沿，如果我们以应对这场战争所用的同样眼光、勇气和干劲去开拓，我们就能创造更为充分更加丰富的就业机会和生活。”

1945年7月，罗斯福已去世三个月，布什向继任总统杜鲁门提交了上述问题的答案，这份报告后来被命名为《科学：无尽的前沿》。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份国家层面的科学政策，它塑造了美国科学技术今天的面貌。布什在报告中提出了三个重要原则，历届美国总统均遵循这些原则，直到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

原则一：必须重视并支持基础研究。布什写道：

一个依靠别人来获得基础科学知识的国家，无论其机械技能如何，其工业进步都将步履缓慢，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力也会非常弱。我们不能再指望已被二战蹂躏的欧洲作为基础知识的来源，过去我们致力于应用国外发现的基础知识，未来我们必须更加专注于自己发现基础知识，因为未来的科学应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基础知识。

原则二：必须保障研究自由。布什写道：

研究自由必须得到保障，广泛的科学进步源于学者的思想自由及研究自由，他们理应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探索未知，自主选择研究方向。

原则三：必须同时重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布什写道：

以牺牲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其他对国民福祉至关重要的研究为代价来发展自然科学和医学研究，这是愚蠢的想法。我们不能将整个国家最杰出的人才以极端的比例吸收到科学和技术中，因为这样的规划会损害整个国家，实际上也会损害科学，科学不能依靠自身单独存在。

诺贝尔科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和医学奖）自1901年起颁发。1901年-1945年，欧洲获得80%以上的诺贝尔科学奖，仅德英法三国，获奖比例就超过50%，这期间美国获奖比例不到15%。在《科学：无尽的前沿》之后，1946年-2024年，美国拿走了近半数的诺贝尔科学奖。

作者为《财经》执行主编

责编 | 张生婷

题图｜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