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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1年7月,邓颖超刚刚出院不久,却又因肺炎引发高烧而再次住院。主治医师表示,老人这次住院后,大家要做好最坏打算。
1992年7月10日,在意识逐渐模糊之前,邓颖超用尽力气喊出了“李鹏……”两个字,这成为她临终前最后的遗言。
李鹏是谁?邓颖超为何在临终前呼唤他的名字?
01邓颖超的孩子们
1925年8月,周总理与邓颖超在广州结婚后不久便怀有了身孕。那时周总理正忙着指挥东征,而邓颖超则忙于广东妇女的革命运动。
可如此严峻的革命形势又叫她怎么能安心养胎,生下孩子呢?邓颖超不希望丈夫会因为这件事分神,所以没有将这件事告诉给周总理。
为了不耽误革命的大局,邓颖超便悄悄拿掉了这个孩子。
还不等身子骨完全康复,邓颖超便又强撑着身体投身进了革命,带领着广州妇女走上街头进行游行示威,为女子寻求平等的权利。
等周总理回到广州后,邓颖超才将自己怀孕的事情告诉了丈夫。
得知妻子怀孕,周总理是十分高兴,可还没等他高兴一会儿,妻子便将自己打胎的事说给了他。
那是邓颖超第一次见到周总理发火,他噌的一下站起了身,叱责妻子没有与自己商量便做了这么危险的事情,伤了自己的身体。
“绝不允许你随随便便糟蹋自己的身体!”
周总理明白妻子这样做也全是为了革命,生在这样的时代,有些事都是身不由己。
1927年,邓颖超再次有了身孕,这一次她没有“擅作主张”,在与周总理商量过后,便决定要将这个孩子生下来。
可就在邓颖超临盆之际,却又出现了意外。
因为腹中的胎儿体型太大,超出了正常胎儿临盆时的大小,所以孩子迟迟生不下来。
邓颖超在鬼门关前走了整整3天3夜,也都没把孩子生出来,医生表示如果孩子生不下来,母亲本人都要有生命危险。
可这孩子毕竟在邓颖超的肚子里待了整整10个月,如果要叫她果断地舍弃掉孩子,她定然是做不到的。
但邓颖超知道革命事业还需要她,她不能因此没了命,她只能忍痛同意了医生用产钳进行助产的方法,将孩子从身体里拿了出来。
由于使用产钳时,医生用力过大伤了孩子的头颅,没过多久这个孩子便因病去世了。
之后医生便判定邓颖超再也不能生育了,这对任何一个母亲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
好在丈夫的宽慰,让邓颖超逐渐从丧子之痛中走了出来。尽管一生没有生育,但邓颖超心中却装着成千上万的孩子。
拥有一颗博爱仁厚之心的她,与丈夫共同养育了一群烈士遗孤,成了这群孩子口中的“周伯伯”与“邓妈妈”。
所以在老年时,家中亲戚为周总理邓颖超夫妇无子嗣一事而忧叹时,周总理就反驳表示:
他们有孩子,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是为革命牺牲的,孩子无人照看,那他们夫妻二人便担起父母的责任,照顾这群可怜的孩子。
到了半截身子都已经入土的年纪,邓颖超仍旧牵挂着祖国建设的事业、挂念着曾经照顾过的孩子。
而她之所以在临终前说出“李鹏”这两个字,正是因为李鹏是她曾经照顾过的烈士遗孤之一。
那时邓颖超已经病得连身边的人都认不清了,还是在身旁工作人员的提醒下,才依稀记起了过往的人和事。
当邓颖超得知李鹏带着妻子来医院探望自己时,心里十分高兴,所以便用尽力气叫了李鹏的名字,希望他能走近些,自己也好看清楚他的样子。
可不成想,这两个字却成了邓颖超临终前最后说的话……
02“我的邓妈妈”
当李鹏带着妻子朱琳来到病房时,望着病床上虚弱的邓妈妈,李鹏感到十分痛心。
为了不打扰邓妈妈,李鹏特意嘱咐不用提前给老人打招呼,他们站在床边守守老人就好了。
可在他们来时,邓颖超正好刚从昏睡中的状态醒来,身旁的工作人员便将来人的信息告诉给了老人。
“李鹏……”
在李鹏3岁时,李硕勋便为革命牺牲了,之后他便一直跟着母亲赵君陶生活。
1939年,邓颖超等人因公事来到成都,正好得知李鹏正寄宿在三姨赵世兰家,便主动上门拜访了他们。
见邓颖超来,三姨便立即托人将正在温江县读书的李鹏叫了回来,当邓颖超见到李鹏时,便亲切地握住了他的手说:
“这就是兰兰吧?长那么高啦!”
仔细一瞧,李鹏的头上还包着一圈白纱布,邓颖超随即便问道:“兰兰头上的伤怎么弄的?”
李鹏摆了摆手表示头上的伤不是什么要紧事,只不过是不小心从上铺摔了下去磕伤了脑袋。
自从日军开始对成都展开第一轮轰炸之后,住宿在学校内的李鹏便日日做噩梦,所以才不小心从床上摔了下去。
见成都时局紧张,出于保护烈士后代的缘故,邓颖超便主动提出要将李鹏带到重庆照顾,正好他的生母也在重庆可以照顾他。
就这样,李鹏便随着邓颖超从成都来到了重庆。
赵君陶忙于保育院的工作,无法亲自照顾孩子,邓颖超体恤她工作忙,便将李鹏放在身边,待他如亲生孩子关心他的学习、思想和生活。
李鹏住进了曾家岩周公馆,后来周总理去了延安,邓颖超便将其安置在了自己的房间……
等到李鹏母亲完成了组织分配给的任务后,邓颖超才不舍地将李鹏送回了母亲身边。好在她们那时都定居在重庆,所以李鹏周末一有空便会来到周公馆探望邓妈妈。
1940年秋,正在周公馆做客的李鹏终于见到了心心念念的“周伯伯”,李鹏始终不忘周总理那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用功读书努力学习。
见到已经出落成小大人模样的李鹏,周总理十分高兴,用手比划着那时还是个小婴儿模样的李鹏,感叹时间过得太快。
周总理像父亲一样询问了李鹏的功课,见李鹏驼背还多次叮咛他一定要把这个不好的习惯改正过来。
会谈完毕后,赵君陶便打算带着儿子一起回到北培,但周总理却有意想要将这个孩子多留在身边几日,想着孩子放假可以多和他相处相处。
在儿子也有意想留在周公馆多住几天,赵君陶便不在好多说些什么,只是表示希望儿子不会打扰他们休息。
跟着周总理,李鹏见到了许多当初只是听别人说起过的大人物,增长了不少的见识。
1943年,已经在延安学习了两年的李鹏再一次见到了周总理。
一进入窑内,周总理便亲切地询问他驼背是否纠正了过来,还叫他拿来了学校里的课本,有意考察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习情况。
听完李鹏的回答后,周总理十分欣慰,他知道这孩子将来一定会是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李鹏也的确如周总理判断的那样,自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便一直在革命前线奋斗,替父完成未竟的革命事业。
在延安工作的那一段时间,是李鹏塑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重要时期,他先后参加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接受了像周总理一样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诲。
抗战结束后,李鹏又先后来到了张家口、哈尔滨等地任职,积累了多段工作经验,之后到苏联进修回到祖国后便一直坚持要在基层工作。
他一步一个脚印,不忘初心,心中始终想着人民。
1987年11月,李鹏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为国家发展的整体大方向出谋划策。
工作变得繁忙之后,李鹏与周总理邓颖超夫妇二人的见面机会就变少了。
但邓颖超心里始终挂念着“兰兰”,还常托人帮她打探李鹏的近况,得知他过得好便也放下了心。
直到李鹏来到北京后,与邓妈妈见面的次数才多了起来,他常常带着妻子朱琳去探望邓颖超。
尽管人已步入中年,但79岁的邓颖超还是将其视作孩子一般,冒着酷暑的天气专门来到李鹏的办公室,关心嘱咐他道:
“不要骄傲,不要脱离群众!”
在李鹏的回忆录中他描述道:
“周总理、邓妈妈关心的烈士子女,不止我一个,他们同样关心爱护其他战友的子女,我们都称他们周伯伯,邓妈妈。”
虽然与他们相处的时间并不多,但周总理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影响了李鹏的一生。
而邓妈妈的关心爱护,则温暖了那时年少缺爱的李鹏。
03“邓颖超同志是关心下一代的楷模”
如果要问谁是关心下一代的楷模,那么邓颖超同志当之无愧夺得头魁,她对人民群众倾注的爱是有目共睹的。
纵观邓颖超一生,关心妇女解放、关心少年儿童成长是她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她关心爱护了数不清的烈士子女,除了李鹏之外,还有一位最为人们熟知,那就是孙维世。
在了解到孙维世一直跟着母亲过着颠沛流离生活后,邓颖超与其母亲商量,决定要将孙维世接到自己的身边,精心养育照顾。
任锐也觉得孩子不应该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便同意了邓颖超的打算,将女儿送到了周总理邓颖超夫妇身边。
邓颖超将孙维世视作自己的亲生女儿,将她送去延安进修。
当她发现这个孩子具有极高的文艺天赋,便在陪同丈夫去苏联治病时,也将孙维世带去了苏联送进莫斯科的大学进修戏剧表演。
孙维世也十分争气,在出色地完成学业后便回到了祖国,为祖国的文艺事业作出贡献。
蔡博、钱江、钱一平、罗西北……他们都是周总理夫妇的孩子。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后,数不清的家庭因为战争而被迫分离,为了安顿好这群孩子地下党专门成立了一批收容所。
不愿当亡国奴的孩子们,便想出了要以话剧的形式向公众宣扬“抗战精神”。
可国民党当局却不愿孩子们这样做,计划着要将他们分散到各个地方的收容所去,不再让他们待在一起。
邓颖超便在这关键的时刻出现了,她十分支持孩子剧团的工作,并且向社会募集了一批资金,维持了剧团的正常运转。
邓颖超向孩子们保证,只要有她在,剧团就不会散。
她温柔而有力的言语,让在场的孩子们都感动得哭了出来,他们高唱道团歌:
“我们都是流浪儿,流落街头没饭吃,爸爸妈妈全被杀……”
孩子们哽咽着,没有再继续唱下去,台下的同志们也都湿了眼眶。
为了保证更多儿童不会再受到战争的伤害,在邓颖超等人的带头下,全国各地纷纷建立起了战时儿童保育会。
因为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存在,才让更多失去父母的孩子们得到了生的希望,让他们获得了重新接受教育的机会。
都说“父母之爱子,则为计之深远”。
邓颖超始终将国家的下一代,视作自己的“亲生骨肉”,关心爱护他们为他们寻找出路。
“博爱”看起来似乎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可要做起来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周总理和邓颖超却做到了。
有多少青年是在他们的教育引导下,寻找到真正的人生理想,成长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才呢?
周总理、邓颖超这种超越血缘亲情的爱是无私的,更是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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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福建党史月刊《她有很多孩子——邓颖超的母爱情怀》
2. 党史文汇《两封遗嘱展现出邓颖超的革命本色》
3. 人民网《邓颖超临终前艰难地吐出两个字:“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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