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难回了趟老家，这才发现提前修墓在村里的老人之间，竟成了一种“流行”：三百多户人的村庄，在过去一年里修起了百来座空墓。

大多数已经修好墓的老人，其实和送难的母亲一样：才刚迈进老年的门槛，身体也还硬朗。比起上一代人，他们的预期寿命被认为更长了，但置办身后事的年纪，却足足提前了十年。

如今扎堆地修墓，过去则扎堆地进城为儿女买房，这让送难意识到，母亲这辈人对于修墓这件事，紧张的其实不仅是死亡，或许更是土地——一种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人们对于土地的紧张感。

绕着土地忙活了一辈子，本质不过是为了求一个人生圆满。

买一套好地段的房子、让人从此安定，和修一座好风水的墓、安住魂灵，说起来是一样的。

一个关于死亡的博物馆

母亲在今年年初和我说想给自己修一座墓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她已经老到需要修墓了吗。她的手机当时就在我手上，我下意识地输入1964，这是她解锁密码的前四位，也是她的出生年。

我说，你这点年纪，修这玩意不嫌晦气吗？她问我有什么晦气的？

母亲刚满六十周岁。她没查出不好的病症，除了腱鞘炎，身体也没大的异常。她就是想修一支墓。

风水、选址、用材、造型，她说修墓的每一环都要讲究，所谓身后大事。我说如今建筑行业不景气，这么大的工程容易烂尾，母亲见我言语戏谑，于是强调她这不是无风起浪，村里六十岁的约摸一百多户，都修得差不多了，刚好一百多座墓。

我都没想到村里还有这么多人。毕竟每到晚上，那些房子，也可能是几乎所有的房子，总是黑漆漆的。三层高，通体黑，倒也像块墓碑。

在我们村，凡事都有个攀比。买房得买得早，体面。抱孙子抱得早，有福。有养老金，甚至还不少的话——“你儿子肯定希望你长命百岁。”

至于修墓修得早，那也是好的。风水佳，地段好，闹不好未来升值了还能挂牌转让——反正都没立碑。

难怪母亲急。

我隐隐觉得村里这些人才六十岁，就这么抢着修墓，说不准跟我爷爷有关。我爷爷是个拆迁户，只不过拆的不是房子，是他的坟墓。工程队把我爷爷的坟刨开的那天，父亲有些沉默。我问他没刨错吧？他说这个问题倒不大，主要是才赔了咱家四万块钱——迁进公墓得五万。

“折腾人不说，还得倒贴一万。”

从那天起，村里就有了个说法，说以后大伙儿都得进公墓。这其实也没啥，死亡向来不是人的自由。不过老人们在意的不是这个。说到底，是他们不爱住在公墓里。虽然谁也不知道住在公墓究竟是个什么滋味，可能和住商品房差不多。毕竟村里大多家庭都在城里买了房，但老一辈人仍喜欢住回村里。

我爷爷如今住的公墓，就小小一个黑色方盒子，用的大理石板。盖得也不严实，我估摸会漏雨。老头和几百个小小的黑色方盒子挤在一起，每年正月初一上坟，我和父亲都得找半天。

公墓小，还贵。

母亲给我算了账，她说在山里修个墓，也就花个三四万，其中施工花费三万左右。三千用来买地。

“山都是私人的山，在人家山里修墓，给三千块钱就行”，母亲掰着指头继续算账，请风水先生选地，两千就行——“隔壁村有个更便宜，只收一千块钱，去年他光这就赚了好几万。”

“即便是违章建筑，但死者为大。”母亲说好端端的，墓是不会被拆的。

我说这不还没死吗，母亲说那也是给死者用的，总之死者为大。仿佛一个人修了墓，他就同时有了生死两界的身份证，成了一种游离态。

“只要往里头一躺，人就不敢动你了。”母亲说。

我说那爷爷的墓咋被拆了，母亲说那是两码事，爷爷那是给自来水厂让位——老头子大义。

但其实已经有好几座墓被拆了(毕竟还没法躺进去)——有几个只顾自己墓的风水不顾别人家房子风水的，把墓修到人房子正对面的山上去了。从那人家的阳台望出去，连着好几座墓，墓上刻着青山秀水、福啊，禄啊，都是吉祥话。

最后房主人还是报了警。

还有一座被拆的，则是母亲朋友的墓。

从我们村去另一个村，有一条十几公里长的环山骑行塑胶道，通向一片樱花园。沿路，在每一个分叉口——肉眼可见的是人为开辟出来的小径，走进去十有八九就是一座或连着几支新修的墓。而母亲这位朋友，把墓干脆修到了樱花园边上，那风水自然是好极了。只是前阵子樱花季，被游客看到给举报了。为此，这位朋友还上区便民服务中心申诉了。

她的申诉理由是：“凭什么只拆我的？”

我觉得她应该换个理由。比如她可以说，樱花本身就有离别的寓意，花季也短，是长得挺伤感的一种花。简单来说，樱花和坟墓，其实挺搭调的。

退一万步说，如果墓地也是一种旅游资源的话——关于死亡的风景。那么我们村，也算得上是一个以死亡为主题的博物馆了。村里一百多座墓，如今大多都顺利封顶了。不用除醛，就等着乔迁。

母亲仍是想修墓，她说墓还是要修得早，晚了，以后闹不好就不让修了。我说那你把四万块修墓钱存银行，按两个点不到的年化利息算，二十来年后也够进公墓了。母亲说你不懂，公墓交一次钱，只管二十年——“要是不续费，就给你迁走。”

所以怎么算，都是修墓划算。

老去的村庄

我像在玩一个游戏——随手对着山拍一张照，然后从照片中找墓——看我能找出几座来。每一张中都至少有一座墓，大多是三到四座。如果我的手机能拍X光片，那么我应该能找到几十座墓。

母亲带我走到一座坟墓前。我问这谁家的墓，她说上一任村委书记的。

墓没立碑，代表人还没走。旁边摆了个环卫用的垃圾桶，装满了废石料。村委书记的墓，并不比别人气派，只是多修了一道石阶。

母亲说这是因为还没完工：“地面要铺大理石，石狮子可能得立几只。”

我问这隔壁又是谁，母亲说是村委书记的姐姐——一家人整整齐齐，“方便家族里人以后来看望”。

村委书记一家的墓曾被接连不断地举报，最后书记的姐姐，找人在山上飞起来一架无人机，拍下了几张满山坟墓的照片。

“要拆，就把这山上的墓全拆了。”村委书记姐姐凭着照片，向执法人员提出了“法不责众”的主张，事情至此不了了之。

母亲讲到这，我脑海中出现了一个画面：一架无人机飞在山野上空，鸟瞰的镜头，照见山上密密麻麻的崭新的墓穴——有些还在施工中，开着口子，就像张着嘴，等着人们躺进去。密密麻麻的墓穴像眼睛一样，齐齐地盯着山脚下被围在中间的几百间房子。

如果不是这次看墓，我不会这么走近村子。十几年了，在上高中之后，我几乎没在村子里头走动过。如今偶然深入故土，我才看到一切早已不是我所熟悉的样子。

家乡拆光了我曾熟悉的一切，走进村子，就像一下过去了十几年似的。而新造起来的一切，我也没有再次熟悉它们的机会了。就像这些新修起来的墓，它们其实去年就在那了。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对村子来说，我其实是个陌生人，我一个人在村子走动，四处找墓的时候，每一个村民都会站在他家院门口，反反复复地打量我，带着不加遮掩的警惕。我甚至不敢拿出手机，我怕被误会我是来搜集他们违规修墓的证据的。

路上，遇到几个阿姨，我还记得她们年轻时候的样子，她们的面孔让我感到熟悉，但十几年里爬起来的皱纹，瘫颓下来的皮肤，又让我陌生，好像目睹了一场关于岁月的延时摄影作品，一张张的脸在我眼前迅速老去。

她们也到了修墓的年纪。我想问一句，你们几岁，修墓没——又不敢。而她们只是聚在一起，一只眼睛盯着我，另一只眼睛互相眨着，像说话一样。仿佛一只眼睛是摄像头，一只眼睛是无线电台。

“这谁家儿子？”

“不是村里的吧？”

“戴着口罩、帽子，只有他能认我们，我们哪还认得出他！”

我跑开了。

村子终于是陌生了。我像个游客——参观墓地的游客。

母亲带着我看了一圈村里的墓。走进村里的角角落落，我才意识到家乡其实四面环山，山上全是墓——都是崭新的——村子已经叫墓给包围了，一圈一圈。圈子里头是房子，房子住人，房子背后是成片的墓，墓等着人住。前脚刚走，后脚一抬，倒是方便。不过置身其中，又让人感到紧张。那些新修的墓就压在房子的头上，像一抹阴影，一片乌云。

而如果不是因为这次专程找墓，我看到了它们刚修完的样子，我想十几年后，它也会和这村子一样，以一种全然陌生的、陈旧的样子，突然出现在我眼前，好像它从被修起来的一刻起就是老的。

等，人生圆满落款

虽然村里的每一座墓都请风水先生看过，但我逛下来发现，所谓的好风水，大概就是离居住区近。越近，风水越好。每一座墓，都在环村落的山腰上。深山里是没有墓的。

地段是最重要的，就跟房子一样。风水只是地段的说辞。修墓，说到底是村民们的一场竞赛，一次计较，一种紧张感。就跟两间房子争抢夹在中间的过道一样。怕好地都被人抢光了，也怕以后不让修了，或是得高价买。

总之，怕自己吃了没墓地的亏。

“只有一些家里还没圆满的人，还没修。”母亲这是在说自己——她是同辈人里，为数不多的还没修墓的。

母亲总是用“没圆满”来描述她的处境。

她常说这辈子，她差不多已经活完了。但既然说是差不多，说明总还是差点。

我想如果有那种能从早跳到晚的广场舞，或是那种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让母亲来带），母亲也不会急着修墓。自从老到不用工作以来，母亲就开始有些无所事事了，不是说生活让她疲惫了——更可能无聊——她好像一时间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村里其他六十岁的老年人，或许也是如此。

一年出门旅游一次——回来可以唠三个月。她们旅游似乎不是为了出去玩，主要是为了回来唠。可这些闲嗑终归只是上海的楼有多高，地铁有多快，九寨沟、八达岭。然后是黄鳝的价格，野生还是家养，谁家女儿结婚了，谁家儿子又结婚了。闲嗑和短视频一样，杀完了时间，却让人变得更无聊。如果聊到养老金、医保，更是容易起嫌隙。

子女生一个孩子——可以让她们忙三年。生两个，就忙六年。但生三个不太现实，养不起了。母亲总是催我生，虽然我还没结婚。我怀疑她催生就是为了有个孩子给她带，打发掉时间。

再加上晚饭后的一点广场舞，睡前的一点霸道总裁小说，一点短视频，一点和子女聊胜于无的电话。这就是她们时间的全部。

因为变老了，她们睡得越来越少，无聊越来越多。这时候她们盘算着，自己的人生距离圆满还差什么？

终于，她们决定给自己修一座墓——哪怕才刚满六十岁。

有人起了个头，于是全村头发但凡沾了一点白的，都跟上了这阵风。走在村里的时候，我忍不住打量每一个遇到的人，猜他们的年龄，以及修没修墓。回到家，我把为数不多的我还说得上名字或是住址的几个老人报给母亲。

“都修了，都修了。”母亲干脆地说——就像她以前和我说——“都结婚了，都结婚了”——“都生了，都生了”。

总之就剩我了，也就剩她了。

母亲的人生，在她自己眼中，离圆满大概只剩下三件事——我的婚姻、我的孩子（这其实是一件事）。然后是她的坟墓。

她们这一辈人，是特别有计划的一辈人。二十来岁的时候，母亲被毁婚，她就在当时上班的上海一家纺织厂里找了一个结婚，也就是父亲。后来母亲经常问自己，怎么就会找上他的。我长大后，她就问我。我说父亲年轻时候，其实长得还行，她说这倒是。

为了要一个男孩，父亲把计划生育的罚款早早地交了，母亲被迫生了二胎。所幸我是个男的，松了一口气，母亲说，如果你再是个女孩，你奶奶的嘴脸我想都不敢想。

之后就是赚钱、赚钱、赚钱，母亲二十来岁到六十岁之间，就是这么三件事。我和姐姐上小学、中学、大学、工作、买房、结婚、生子......母亲的计划，原本是要这样顺利地走下去的。如今，姐姐的孩子已经被母亲带到了三岁，即将上幼儿园，她又顺利地完成了一项计划。

母亲过去的人生，她以为算得上“圆”，只是未满。

如果拿修墓来做类比，我就是她封墓的最后一块石头，她眼巴巴地等着我来满上她的人生。

一座墓，就像一颗印章，上面仿佛刻着“圆满”两个字，敲在母亲的晚年上。

墓，总是要修的

我在家的这几天，小外公(外公的弟弟)刚好走了。我问母亲我要不要去参加丧礼，她说不用。

我对小外公这个小老头，其实没多少印象，懂事以来，也没见过他几次。从感情上来说，我就是加缪笔下那个丧礼中的局外人。我只是很关心，小外公的墓是什么时候修好的。

去年年底，外婆刚走——外婆的妹夫，跟在外婆后的一个月也走了。大家庭，有种瓜熟蒂落的感觉，不是丰收了连续的死亡，而是丰收了一场萧瑟。

我又问母亲，外婆的墓是什么时候修的——还有外公的呢?

母亲说当然是一起修的，在俩人七十岁的时候。

早早地置办身后事，大概是老家一带的风俗。母亲这一辈，只是又提早了十年而已。

印象中，外婆给自己用的棺材，在我初中时候，似乎就已摆在了房子的二楼。一摆就是快二十年。在最后的几年里，外婆一针一线，缝好了自己的寿衣。一张一张，把自己走后用来在墓前烧的纸，全颂了一遍经文——我们这里不兴烧纸钱，而是黄纸。颂过经的黄纸。

此后的时间，外婆就坐在楼下，看几十年来没变过花样的“绍兴莲花落”。偶尔睡过去，醒来继续看——外公在外头搓麻将，赚了钱买电动麻将机，继续搓。

置办完身后事，剩下的似乎就只是空虚了。此后的人生，就是等着。就像我在山脚看到的老奶奶，守着自己山上的墓，等着朝阳，然后是夕阳。等着清晨的风，然后是傍晚的风。

在村里，我看到一些老人走过，有些骑着三轮车，载着锄头。有些推着手扶车，装着秸秆还是什么。

他们还在去劳作的路上，而或许他们已经在自家的田间地头，置办好了他们的墓。

继续往深处走，还有一片露营地，一个游乐园。里头铺了一个球场，散着三两个足球，搭着好几顶帐篷。在帐篷的对面，又是一座新修的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