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面观察伦敦的血色星期日事件，不难看出北爱尔兰与英国的矛盾

       1972年1月30日，在伦敦德里，抗议
       “不经审判就拘留”
       的游行以13名示威者死亡而告终，这导致了爱尔兰长达数十年的竞选活动，至今仍在继续。


       血腥星期天事件始末
       1972年1月30日的血腥星期天事件是德里市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在这一天，民权抗议者开始了未经批准的游行，抗议“未经审判实行拘禁”，到下午4时30分，已有13名游行者死亡。


       血腥星期天引发了一系列事件，直到今天，这些事件一直牢牢地留在北爱尔兰的公众意识中，这在德里非常明显，
       当天的事件，加上随后的威杰里调查和报告，给人们留下了持久的伤疤。
       长达数十年的为死伤者伸张正义的运动仍在进行中，甚至已经从集体纪念演变为集体行动主义，这导致有人创建了血腥星期天正义运动会和血腥星期天信托基金，
       并最终创建了自由德里博物馆。


       特别是德里民族主义社区通过参与血腥星期天正义运动，导致了一种高度情绪化和政治色彩的集体叙事的发展，这种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在社区中得到了一致同意。
       这个情感化的真相结合了目击者的证词，媒体报道和2010年萨维尔报告中确定了这一历史事实，
       但这也受到政治派别、社区身份和情绪悲伤的影响。
       受血腥星期天影响的幸存者和家庭应该如何利用公共历史来探讨真相？也就是说，与其说是暗示暴力对抗，不如说这种精心构建和策划的真相是为了激进主义和追求正义而有目的地进行部署的。
       将血腥星期天、随后的公众调查以及血腥星期天正义运动的创建和发展置于背景之后，人民将考虑该运动为什么会演变为血腥星期天信托基金，而且时至今日，血腥星期天信托基金会仍在运作，可以通过解决过去四十九年来创建和策划的各种形式的公共历史来解释。


       人们不断探讨着自由德里博物馆内血腥星期天事件的介绍，强调其在城市中位置的重要性，评估这些方面促使人们最终反思血腥星期日信托基金在寻求正义的过程中将真相“武器化”的程度，
       以及这对德里和北爱尔兰人民可能意味着什么。
       自1968年以来，游行在北爱尔兰变得更加频繁，当时受美国民权运动成果和政治鼓动的启发，政治意识的提高导致北爱尔兰民权协会（NICRA）在泰隆郡首次大规模游行。
       到1960年代，北爱尔兰的社会经济条件长期以来，一直有利于统一主义者控制北爱尔兰州的工会人口，政治制度在地方议会选举中也偏袒工会主义者，通常情况下，民族主义人口占多数的议会是由工会主义者领导，德里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自1896年以来，
       德里发生了四起不公正的选区划分事件，其民族主义人口占多数，旨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创建一个联合政府。1967年的地方议会选举结果为统一党提供了60%的席位和议会控制权，而实际上他们只获得了32%的选票。


       这种前后不一致是由于管理选举进程的很多高度选择性规则造成的，例如，只有那些拥有大学学位的人、纳税人、合伙人以及企业主才有权在议会选举中投票。
       此外，私人房东和企业主等业主由于拥有多个房产，可以拥有多张选票。党派公共住房分配做法、选区划分不公以及民族主义人口中相对较低的大学教育程度造成了大规模的投票不平等现象。
       在整个1960年代，紧张局势和政治骚动加剧，北爱尔兰国内政治和社会经济不平等以及国际影响相结合，产生了一种新形式的天主教（民族主义）政治自我主张，人们关注的不是分裂的传统，而是北爱尔兰内部的权力滥用情况


       随后，北爱尔兰民权协会（NICRA）和人民民主（PD）等多个民权抗议组织在1960年代后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变得不断正式化，组织了对政治平等的呼吁。
       随着民权团体的成立，人们有组织地、坚定地努力将他们的要求带到街头。尽管他们的许多抗议存在问题，如投票和住房公平，虽然这具有跨社区的吸引力，但有组织的运动很容易被归类为固有的宗派主义。
       对公民权利和平等的呼吁被观察家视为对社会现状的挑战，因此这种游行是对北爱尔兰统一主义权力的挑战。
       高级工会政治家通过公开反对各种民权组织，为这种游行带来的恐惧提供了合法性。当时的商务部长布莱恩·福克纳（BrianFaulkner）特别指出：“这种做法背后的真正目的是尽可能地破坏阿尔斯特的宪法立场。”


       在整个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民权抗议游行的增加最终加剧了宗派紧张局势，结果就是斯托蒙特政府禁止游行等大型公共集会。
       正是在教派紧张、政治鼓动和政府干预的背景下，1972年1月30日，政府在德里部署了大量警察，甚至决定部署英国陆军的第1营和降落伞团来监督游行，并阻止他们沿着计划路线前往镇中心的工会权力所在地---市政厅。
       北爱尔兰民权协会（NICRA）领导的行军沿着其计划的路线前进，直到接近军队路障，尽管组织者带领示威者远离军队，但仍有一部分游行者留下来，向士兵投掷砖头，石头和其他碎屑。
       伞兵团预料到会有这样的骚乱，于是开始了他们预先计划的逮捕行动，以“铲除”游行者中的“流氓分子”。
       但在随后的三十分钟内响起的致命枪声造成了
       13名抗议者死亡，另有18人受伤，其中一名伤者在游行后的几个月后死亡。
       但英国军队宣布，他们只有在遭到射击后才会开火。而德里的民族主义民众不断发出呼吁，他们要求知道为什么军队要呈现出一个与他们已知事实不同的版本，即降落伞团不公正地开始向抗议者发射实弹，而这些抗议者只是“发射”了石头。
       无论公众更能接受哪种说法，悲伤和震惊都弥漫在北爱尔兰人的话语中，政治家和公民领袖都针对此事发出了谴责。
       随后，在北爱尔兰和威斯敏斯特的政治角力，导致2月1日正式委托首席大法官勋爵领导进行调查。法庭在1972年2月21日至3月14日期间收集证据，其任务是通过收集目击者的证词来探索枪击事件。
       然而，威杰里的调查从下议院宣布的那一天起就陷入了困境，这主要是因为在前一天“政府在众议院给出了自己对游行中发生的事情的说法”，这个版本是政府对真相的呈现，对事件的权威和官方描述。
       因此，在开始之前，威杰里调查的任务是要么证实真相，要么直接反驳英国政府的断言，调查还面临北爱尔兰民族主义人口的态度障碍，特别是德里的民族主义人口与著名的北爱尔兰政治家约翰休谟（JohnHume），他说：“我们不能接受英国对自己的罪行做出判决。”
       此外，公众和政治压力让取得成果变得至关重要，这也带来了挑战，因为“威杰里报告的首要任务是公众对其调查结果产生信心”。但仓促实施的调查不会为人民提供这种信心。


       最终，该报告的内容仅长达三十六页，经过三周的选择性调查，于1972年4月提交。其调查结果基本上免除了士兵的不法行为，虽然它包含少量的批评，但大部分责任完全归咎于游行的组织者以及那些脱离主要群体并参与骚乱行为的游行者，还有人指控在游行周围地区有准军事活动发生。
       报告还指出，一些被打死的人向士兵开枪或投


       掷炸弹，但调查结果没有反映民族主义社区对事件的了解，这与目击者的说法相矛盾。
       这一调查结果被当天受伤的人、受害者家属和民族主义社区称为“对正义的完全嘲弄”，这也给死者家属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其中一名受害者的侄女朱利安·坎贝尔（JulieannCampbell）在“威杰里报告”发表几十年后反思了该报告，称“威杰里所奉行的谎言”具有给受害者家庭打上烙印的效果，并在公众眼中确定了他们是恐怖主义家庭。
       一种不公正的情绪弥漫在德里，学者内文·艾肯（NevanAiken）认为，“血腥星期天的事件和随后威杰里的调查被证明围对北爱尔兰的社区关系非常有害”。
       也就是说，这两起事件的结合造成了不可挽回的舆论分裂，威杰里报告使政府对事件的最初描述合法化，同时代表了对民族主义社区的不公正，对于后者来说，这种根深蒂固的不公正感渗透到他们随后的几十年生活中。
       对于德里的民族主义社区来说，忘记血腥星期天的事件是不可接受的，整个1972年，该市民族主义公民所感受到的悲痛、震惊和愤怒转化为公众的纪念模式，包括抗议和持续的媒体参与。
       从1973年起，这些活动每年都有纪念游行，这些游行所涉及的仪式延续了那一天的集体记忆，对于德里人民，特别是民族主义者来说，忘记血腥星期天几乎是不可能的。


       1974年，血腥星期天的纪念活动一成不变，人们为纪念受害者修建了一座纪念碑，它竖立在罗斯维尔街，这是游行者丧生的地方，是抗议和纪念的焦点。
       从1989年开始，一场协调一致的正义运动采取了血腥星期天倡议的形式，后来被1992年的血腥星期天正义运动所取代，纪念与激进主义相结合，正式确定了这场运动的目标，即对当天的事件进行新的调查，推翻威杰里报告的调查结果，从而清除受害者的名字，并确保起诉那些应对死亡负责的人。


       在1997年，血腥星期天二十五周年之际，北爱尔兰人成立了血腥星期天信托基金，以补充和推动正义运动，并向受害者家属提供资助。该信托基金会采用了米兰·昆德拉（MilanKundera）的一句话作为其座右铭：
       “人类与权力的斗争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也许在不知不觉中，这句话的采用突显了信托基金会致力于成为公共历史的创造者，通过这种方式公开挑战政府官方对血腥星期天的描述。也是在这个时候，博物馆的建立向国际观众展示了这个故事，进行了一些讨论。
       自由德里博物馆的概念是由信托基金培育和发展的，博物馆最终于2007年向公众开放，其目的是将民权运动中的血腥星期天事件和“自由德里”的概念联系起来。
       认识到“地方是记忆的强大刺激”，血腥星期天信托基金在开发博物馆时仔细挑选了它的位置，人们在格伦法达公园（GlenfadaPark）找到了废弃的建筑物，因为血腥星期天的两名受害者在那里被枪杀。
       通过改造和翻新这些建筑，信托基金会在今天和1972年的重大事件之间建立了切实的联系，博物馆的参观者会被提醒，当他们踏入建筑时，他们正在走在游行者的脚印中。
       博物馆坐落在俯瞰血腥星期天事件的住宅区内，在其选择的位置上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味，鼓励游客将博物馆视为“记忆之地”。
       这也清楚地提醒人们，血腥星期天的事件发生在博格赛德住宅区的民族主义社区，博物馆距离标志性的自由德里角不到200码，这一事实提供了这个地方的意义，该角长期以来一直是该市民族主义社区的重要聚会场所和抗议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