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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于先天元年（712)即位后，至开元二十九年(741)的整30年间，在其奋发惕厉，多所作为之下，塑造出中国史上著名的“开元之治”，为史家所称道。

辉煌必须上位者以身作则，持续督促下属，方得以维系。

然至天宝年后(742-755)，玄宗在位日久，一改往日作风，贪图享受，远贤近谗，放任宠臣乱政，朝政大坏，致内外弊端丛生，国力急转直下，与开元年间之繁盛有若天壤。

1、判若两人的唐玄宗

玄宗于天宝年间笃信灵符，此显示其心态已有挥弃人事上努力的征兆，例如天宝元年(742)甲寅，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上言：

“见玄元皇帝（老子的封号）于丹凤门之空中，告以“我藏灵符，在尹喜故宅。”

玄宗依田同秀所言，遣使于故函谷关尹喜台旁找到灵符。

同年壬辰，群臣上表，以“函谷灵符，潜应年号；先天不违，请于尊号加‘天宝’字。”

玄宗从之。

时人皆疑宝符为田同秀所偏造，隔年清河人崔以清亦上言：“见玄元皇帝于天津桥北，云藏符在武城紫微山。"

玄宗亦敕使前往找到灵符。东都留守王倕戳破崔以清谎言，上奏，玄宗亦不深罪，如此欺君之罪，也仅流放而已。

所谓众人皆疑玄元皇帝藏符之事，唯独玄宗深信，且亦不深究偏造者欺君之罪，此与开元二十五年(737)监察御史周子谅弹牛仙客非才，引谶书为证，遭玄宗仗于朝堂，流死蓝田一事，按符谶同流，仅隔数年，处置之法竟有天壤之别。

又如天宝四载(745)正月庚午，玄宗谓宰相曰：

朕比以甲子日，于宫中为坛，为百姓祈福，朕自草黄素置案上，俄飞升天，闻空中语云：‘圣寿延长’又朕于嵩山炼药成，亦置坛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闻空中语云：‘药未须收，此自守护。’达曙乃收之。”

太子、诸王、宰相闻知后均上表祝贺。

对此，胡三省注曰：“史言唐之君诞妄而臣佞谀。”

上述现象，似罕见于开元年间。

且相较于开元二年(714)玄宗从姚崇建言，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令偏妄还俗，以及于同年七月下令百官家不得与僧尼道士往还，禁民间铸佛写经等，是为不可同日而语。

于此多多少少显现玄宗内心托付宗教的慰藉，而渐弃人事上的努力。

玄宗于天宝年间奢靡耽乐，不复开元年间的奋发省俭。

《资治通鉴》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就有如下之记载：

“是时，上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

至天宝年，玄宗更变本加厉，例如天宝二年(743)，江淮南租庸等使韦坚引浐水抵苑东室春楼下为潭，以聚江淮运船，役夫匠通漕渠，发人丘垄，自江、淮至京城，民间以萧然愁怨，完工后，玄宗莅望春楼观看新潭，韦坚以新船数百艘，每艘均署上郡名，陈列各郡珍货于船背，连樯数里，玄宗置宴整日，围观者如山。

不恤民力，放纵臣子讨好，奢靡享受的例子，似非少数。

又史称玄宗以为国用丰衍，故砚金帛为粪土，赏赐贵宠，无有极限，例如天宝十载(751)，玄宗命有司为安禄山治第，竟敕令但穷壮丽，不限财力。

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唐玄宗带头奢靡无度，贵宠竞相效尤，例如杨贵妃三位姐姐及杨銛、錡五家，“竞开第舍，极其壮丽，一堂之费，动踰千万；既成，见他人有胜己者，辄毁而改为。”

其豪奢程度，足以影响社会风气，玄宗疏远耿直贤臣，不听静言，执意任用李林甫为相，致为谗佞小人所包围。

甚至于其身边日夜伺候的高力士，曾对玄宗之厌巡幸，及欲将政事委交李林甫一事表达意见云：

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

高力士之言，殆为君王社稷着想，且符合常理之静言，竟引起玄宗的不悦，吓得高力士往后不再敢深言国事。

玄宗身边亲近者如高力士，都无法再进忠言，更遑论其他臣僚。

是以《资治通鉴》评曰：

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惠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

玄宗不理政事，专委李林甫，自此李唐政事大坏。所谓用人失当，诸事皆休，天宝年间的李唐正是如此。

2、同时期唐朝的边境

有吞四夷之志的玄宗，对外用兵常不计得失，少有整体战略考量，至天宝年后，将政事委由李林甫、杨国忠等人，另将边事付之诸边帅，致有边帅为邀边功，竟自寻衅外夷，激其兴兵，再予敉平以邀宠。

例如《资治通鉴》于天宝四载(745)九月癸未记载：

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数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杀公主以叛，禄山讨破之。

类似上引文所载安禄山之行径，为邀宠而自导自演，视外夷如刍狗，足见边帅为所欲为，唐廷均不知情或未予过问。

玄宗时而突发雄心欲有所为，下令将领攻取某目标，而不计任何代价。

具开边雄心的玄宗，于开元年间与四方诸裔皆有战事，诸如突厥、突骑施、西突厥、吐蕃等，由于府兵与彍骑皆无法支应战事，遂将军制改为边区常备军，于边疆设立军区模式，分成九个节度使，加上李林甫的私心，欲杜边帅入相之途，上奏称：

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陛下诚以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

玄宗悦其言，至天宝六载(747)诸道节度尽用胡人。

当天宝年初，李唐备御的对象，仍以北方突厥及西方吐蕃为主，《资治通鉴》记载天宝八载(749)李唐边防及军备情形云：“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矣。”

然而，由开元年间，吐蕃向李唐进发的态势看来，李唐部署安西、北庭面对西域；河西、陇右面对青海沿边；剑南面对川边、云南等，共部署了22万兵员与3.9万匹马。

较之于当时边兵总数49万人，马匹8万余，未及半数，可见《资治通鉴》所言未见准确。

吾人遍观太宗以来的李唐边患，似乎奚、契丹、室韦、靺鞨等，从未造成严重威胁，竟然其兵员部署达12.8万人。

由此可见兵力部署未见合理，猛将精兵并未全聚于西北。就个别边镇的兵力部署而言，备御奚、契丹的范阳节度使竟然居首，复于天宝十载(751)安禄山再兼河东节度使，由是平卢、范阳、河东连成一线，兵达18.4万，马匹有26000，足以抗衡西北军镇，由此显现唐廷处事之盲目、草率。

另一方面，当时李唐中央仅有骑驻守，全国兵力总数约57万人，边兵即占49万，骑仅有8万人，边兵与中央防戍部队人数悬殊，对唐廷造成“内轻外重”之不利情势。

3、唐蕃石堡城之争夺

石堡城位于今青海西宁西南湟源县日月乡石城山大小方台，地处唐蕃古道日月山口至药水河谷之咽喉地带，海拔约3600米。

石堡城，位处青海湖畔至湟水流域的交通要道上，其东西南三面绝壁，只有北侧山坡可从山沟处登上山顶，形势险要，易守难攻。

石堡城的功能，在于可据高观察、传递信息、凭险据守，可观看到日月山口向东北、向东的两条道路，是为唐蕃必争的一制高点。

这里说的石堡城，也就是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张小敬口中石堡城之战的发生地。

石堡城原掌握于李唐手中，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十二月为吐蕃所攻陷，玄宗为之气愤不已。

至天宝四载(745)，李唐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试图收复石堡城失败，并折损副将褚誗。

玄宗对此耿耿于怀，于天宝六载(747)再命陇右节度使王忠嗣攻取石堡城，王忠嗣上言：

石堡险固，吐蕃举国守之，今顿兵其下，非杀数万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厉兵秣马，俟其有衅，然后取之。

王忠嗣之言，系以边帅身份实地观察，综合研判所得的万全之策，然而玄宗并不接受。

将军董延光自请攻取，王忠嗣不能配合董延光，因而未能付诸实施，王忠嗣遭以阻挠军计论处，为唐廷召回收押。

此事已足以显示玄宗的决心，不计任何代价，执意收复石堡城。

天宝八载(749)玄宗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率六万三千兵攻之。

吐蕃仅以数百人防守，唐兵前后屡攻，数日不下，最后以死士卒数万之代价，攻克石堡城，俘获吐蕃铁刃悉诺罗等四百人。

李唐于公元741年失去石堡城，于749年收复。其间先后有三任陇右节度使，受命攻取石堡城，最终竟以牺牲数万士卒生命，换取一要地，此正如王忠嗣所言“所得不如所亡”，代价不可谓不高。

4、高仙芝兵败怛逻斯城

高仙芝系高丽人，史称其“善骑射，勇决骁果”。

由于天宝六载(747)，因吐蕃以赞普王姐妻小勃律王，造成其旁二十余国，皆附吐蕃，断绝入贡，李唐前后任节度使讨伐，皆无成效，唐廷改命高仙芝讨伐之，其受命后，日夜行军，克服地形地貌的障碍，出其不意，攻下小勃律，俘虏小勃律王及吐蕃赞普王姐，恢复旧观。

此役直至20世纪仍为人所称道，英国斯坦因，于1906年曾亲自走过当年高仙芝带领唐兵近万人，翻越帕米尔与兴都库什山脉，途经达科特山口及巴洛吉尔山口的路线后，于其所著《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一书中，针对此役发表感想云：

帕米尔同兴都库什在军事行动上是一个可怕的天然障碍，数目比较不算少而有组织的军队越过此地，在纪录上要以此为第一次。高山峙立，缺乏一切给养，这种军队在此能够维持得住，即是这一个问题，便足以把现代任何参谋本部难倒了。

斯坦因氏复于其书言道：

就所遭遇的困难而言，横越达科特及帕米尔较之欧洲史上从汉尼拔(247-183B.C.)以至于拿破仑(1769-l821)同苏沃洛夫(1729-1800)诸名将，之越阿尔卑斯山还要困难呢！

得到一位西方人的赞扬，足见高仙芝的胆识与用兵之神速，是为一将才。

惜乎，小勃律之役使得高仙芝扬名天下，但是以后高仙芝在处理后续西域诸国问题时，残暴、狡黠、贪财之本性毕露，导致李唐于西域的威势荡然。

高仙芝于天宝九载(750)偏与石国约和，再偷袭得手，虏其王及部众，悉杀其老弱，并私吞所掠财宝。

天宝十载(751)将所擒之突骑施可汗、吐蕃酋长、石国王、揭师王等献上，因而获任安西节度使。

朝廷并未过问高仙芝如何与西域诸国互动，任由边帅为所欲为。

结果漏网之石国王子，向中亚诸国投诉以高仙芝欺诱贪暴罪状，引起中亚诸国激愤，遂暗中联合大食共攻四镇。

高仙芝闻之，率蕃汉兵三万往击，于怛逻斯城遇大食军队。

双方激战，高仙芝所部葛逻禄叛，与大食夹攻唐军，唐军死亡略尽，仅余数千人。

怛逻斯城之役败绩，使得李唐于中亚百年来的基业面临崩溃，此后中亚诸国多受大食所支配，李唐已无力再于中亚角逐，李唐之军力也无法再于李唐境外牵制吐蕃军力，其影响甚大。

高仙芝的作为，唐廷既无心也无力加以监控督导，由此可见，唐廷用一长于野战的将才，却昧于知其并非一称职的边帅，在任用非人之下，李唐于西域的基业尽付流水。

5、云南地面成为唐兵坟场

云南所在的位置，适于今日西藏的南方。由吐蕃核心区东北上玉树，再由之往东南下西藏，一路无阻可达云南。反之，由云南北上经西藏，也容易抵达玉树，再由玉树西南下至吐蕃核心区。

吐蕃若走此路，向四川进发，亦相对于其他道路便捷。因此，云南地区成为唐蕃争相经略的对象。

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唐廷册封南诏蒙归义（即皮逻阁)为云南王，南诏居姚州之西，其西北接吐蕃，在李唐扶助下合并六诏，建立南诏王国。

南诏世代受李唐羁縻，例如唐高宗及武后时期均来朝，南诏主逻盛之妻怀孕，逻盛抵姚州时，闻知妻生子，日：“吾且有子，死于唐地足矣。”子名曰盛逻皮。

盛逻皮生皮逻阁，唐廷授其为特进，封台登郡王。

天宝初，皮逻阁遣阁逻凤子凤迦异入宿卫，拜鸿胪卿，恩赐甚厚，于此足见南诏与李唐关系之亲善。

然而，杨国忠于天宝九载(750)，荐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以后，唐诏关系恶化。

《资治通鉴》称鲜于仲通“颇读书，有材智”，但《旧唐书》却载鲜于仲通福急寡谋，张虔陀矫诈。

由于唐廷用此二人失当，造成边疆动荡。

依照往例，南诏王常与妻子往见都督，需经云南城，云南太守张虔陀败德皆私人妻，又多所征求，南诏王阁逻凤（皮逻阁之子）未予理会，张虔陀不但遣人羞辱之，还密奏其罪。

阁逻凤在愤怒且有怨无法申诉之余，于天宝九载(750)被逼而反，攻陷云南城杀虔陀，取三十二州包括姚州及小夷州等。

于此吾人即知，张虔陀之不堪行为及勒索等情事，南诏王皆无法向剑南节度使举发，此皆因鲜于仲通到任后，待南诏王不以礼所造成的恶果，南诏既叛，鲜于仲通不问根由，随即于天宝十载（751)四月，发兵八万分二道出戎州及嶲州（治越嶲，今四川西昌），至曲州、靖州讨伐南诏。

南诏王阁逻凤谢罪，愿归还所俘掠，修复云南城并退兵，并曰：

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

鲜于仲通不接受上言，囚禁来使，续进军至西洱河，与阁逻凤激战败绩，损失六万士卒，仲通仅以身免。

杨国忠竟然掩饰全军覆没的事实，还叙其战功。

南诏王阁逻凤收殓战士尸体，筑为京观，遂北臣吐蕃。吐蕃封之为“赞普钟”(赞普弟)，号东帝，给以金印。

杨国忠为雪云南兵败之耻，大募两京及河南、河北等地兵员，民间风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十八九，均逃避应募杨国忠以强迫手段，分道捕人，连枷加送往军所，天下大扰。

杨国忠复于天宝十一载(752)六月，奏称吐蕃兵六十万救南诏，剑南兵击破蕃军于云南，收复隰州等三城。

依当时云南情况研判，剑南兵众与南诏战不利，伤亡修重，此时吐蕃若再大军增援南诏，云南早已失陷。因此所谓“蕃兵六十万救南诏”，似为杨国忠为征调更多兵员前往云南，所做的假情资，谎报战情，欺瞒玄宗，以遂增兵往援云南战场的目的。

至天宝十三载(754)剑南留后李宓，率兵七万往击南诏，遭诱深入，至大和城（位于今洱海西南端），南诏闭城不战，李宓军粮尽，士卒罹瘴疫及饥死者十八九，不得已退兵。

南诏追击，唐军全军覆没，李宓遭擒。杨国忠再度隐瞒实情，反说大胜，更发中国兵讨伐，前后死者几二十万人，朝中竟无人举发事实。

上述仅云南一地，李唐于天宝十载(751)开始兴兵，至天宝十三载(754)，短短4年间，折损兵员“几二十万人”。

《旧唐书·杨国忠传》则描述云：

自（鲜于）仲通、李宓再举讨蛮之军，其征发皆中国利兵，然于土风不便，沮洳之所陷，瘴疫之所伤，馈饷之所乏，物故者十八九。凡举二十万众，弃之死地，只轮不还，人衔冤毒，无敢言者。

李唐于云南的惨败，所云“弃之死地，只轮不还”，读之令人触目心惊。

且民间对于杨国忠、鲜于仲通之作为，“人衔冤毒，无敢言者”，如是，造成李唐民间的怨恨与纷扰，厌战、惧战心理弥漫。

对此，白居易所作《新丰折臂翁》一诗中，有很生动的描述：

新丰老翁八十八，…左臂源肩右臂折。……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徙河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孃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

诗文具体描绘出天宝年间，对云南作战，抽调兵员对民心的打击，与对社会的冲击，以及兵力的大量折损等等，均对李唐整体国力造成重大损伤。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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