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被特朗普设定为关税谈判的截止期限。然而时至今日，多数国家仍未与美方就关税事宜达成一致协议。

面对这一局面，特朗普采取了双重应对策略。一方面，他再度宣布推迟关税实施时间，将暂缓期延长至8月1日；另一方面，他向尚未达成协议的国家发出“警告”信函。

据美国方面透露，目前已有14个国家收到了美方关于税率的“威胁”。其中，日本、韩国、突尼斯、马来西亚以及哈萨克斯坦等国被设定的关税税率高达25%，南非则为30%，其他国家税率更高，部分甚至达到40%，美方试图以此迫使这些国家作出让步。

在中方这边，第二轮谈判已在前段时间顺利完成，与上述国家相比，情况似乎较为“积极”。

美财长贝森特近日也亲自透露了谈判进展，表示未来几周内将与中方对口官员再次会面，届时可能会探讨除关税之外的其他议题。

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第一、二轮会谈中，中美双方均以高度尊重的态度完成了会面。如果中方愿意，中美之间存在诸多可以合作的事项。因此，在会面期间，中美将讨论能否超越贸易领域，在其他领域展开合作。

尽管中美之间存在不少分歧，甚至在某些问题上立场截然相反，但说两国完全没有交集、没有合作可能，也是不准确的。

实际上，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在多个领域紧密相连，利益重叠之处颇多，合作空间广阔。

首先，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合作领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家，在气候治理方面的合作至关重要。

尽管特朗普上台后气候政策有所倒退，但上个月中美仍进行了二轨对话，显示双方仍在持续沟通，气候变化仍是中美合作的重要领域。

其次，科技领域也是中美合作的重要方向。虽然目前中美在该领域更多呈现竞争态势，但在推动基础研究和跨学科合作方面仍有空间。

去年年底，中美举办了第二十届中美前沿科学研讨会，聚焦人工智能、量子材料等前沿领域，促进两国青年科学家交流。若能达成继续合作共识，对中美双方都将有益。

最后，金融领域也是中美合作的重要方面。今年5月，摩根大通董事长曾来华，强调要深化在华业务布局，特别是在资本市场和绿色金融领域。

此外，博鳌亚洲论坛也提及了中美在绿色金融方面的合作成果，如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的成果，显示金融合作也是中美合作的重要领域。

前段时间有消息传出，特朗普正在筹备访华行程，并有意在九月份邀请中方领导人访问美国。因此，此次中美官员会面不排除会对双边领导人会面事宜进行商定或安排。

由此可见，中美可以讨论的议题确实不少。

从美方角度来看，其希望在更多领域与中国合作，这既是现实利益驱动，也与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目标紧密相关。

特朗普上台后，将“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划等号，试图通过贸易施压、制造业回流等手段重塑美国竞争力。

例如，其标志性的“大而美”法案主张永久降低企业税至21%，并扩大研发抵扣政策，以吸引全球资本回流。

同时，主张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减少贸易逆差，但这也迫使美国在能源、农业等领域寻求与中国合作以平衡国内产业利益。

此外，美国将中国视为科技领域的“战略对手”，试图通过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手段限制中国获取关键技术。

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在基础研究、医疗创新等领域与中国合作以维持其全球科技领导地位。这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策略反映了美国在科技领域的矛盾心态。

在贸易领域，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友岸外包”政策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至盟友国家，但这需要中国市场的配合以避免全球经济震荡。

例如美国推动的“印太经济框架”，但中国作为亚太地区最大贸易伙伴，其参与或抵制将直接影响该框架的成效。

甚至在美国参与的北约、东盟等多边机制中，也需要中国在地区安全、气候变化等议题上的合作以增强其联盟凝聚力。

由此可见，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目标中，竞争与合作并非对立关系，而是服务于“美国优先”的不同手段。这种选择性合作的策略本质上是通过议题捆绑迫使中国在核心利益上让步。

对中国而言，我们需要在维护自身发展权益的前提下利用美国的合作需求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领域建立稳定合作基础，同时通过“一带一路”、金砖机制等多边平台削弱美国单边施压的影响。

正如基辛格所言，中美合作不仅是可能的更是必需的，但这种合作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与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