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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乾隆盛世”通常被认为是清朝国力非常强盛的时期。

但这一盛世背后隐藏的衰颓迹象，却通过马戛尔尼使团的访问被西方世界所窥见。

1792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以祝寿为名访华，实际上是希望通过外交打开中国市场。

然而，乾隆皇帝却以“天朝上国”自居，拒绝了英国使团提出的贸易请求。

乾隆皇帝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回信，被珍藏在大英博物馆中，至今都为人诟病。

马戛尔尼访华的经过

得益于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的双重动力，18世纪的英国成为了工业化的先锋。

英国凭借其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强大的海上力量，确立了在全球范围内的霸权地位。

而以英国为核心的世界贸易格局，也在逐步形成。

空前的市场需求使得英国的对外贸易蓬勃发展，驱使英国将其殖民地扩展到世界各地。

乔治·马戛尔尼，出生于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贵族外交官。

他精通多种语言，包括法语、拉丁语和意大利语等。

马戛尔尼在20岁时开始了他的欧洲之旅，不仅拓宽了他的视野，也为他提供了宝贵的国际经验和文化洞察力。

27岁时，他因其出色的外交才能被封为勋爵，并被英国政府派遣至俄国。

在俄国，他成功签订了一项为期20年的商务条约。

该条约对英国极为有利，也因此帮助马戛尔尼巩固了他作为著名外交家的地位与声望。

39岁时，马戛尔因其在政治和外交上的杰出贡献被封为男爵，55岁时晋升为伯爵。

在18世纪的欧洲，“中国热”广泛流行。

一股对中国的迷恋和了解中国、学习中国的浪潮，深深影响了当时的文化和社会。

马戛尔尼作为这一时期政坛、外交界的杰出人物，也深受影响，对中国充满向往和期待。

在马戛尔尼正式访问中国之前，此行就已经受到了英国公众的广泛关注和媒体的热烈炒作。

乾隆皇帝在当时被认为是“域外眼光”的代表，被塑造成了理想君主的化身。

这种对中国的尊敬和推崇，不仅限于马戛尔尼等上流社会人士，而是成为了一种风靡全欧洲的潮流。

1792年9月，乔治·马戛尔尼带领的英国使团启程。

他们携带着乔治三世国王的国书和精选的国礼，从英国的朴茨茅斯港出发，开始了一次历史性航行。

经过漫长的海上旅行，使团于次年7月抵达了天津的大沽口。

当马戛尔尼一行人首次抵达京城时，乾隆皇帝正在避暑山庄。

乾隆下令，将英国使团带来的礼物放在圆明园内的正大光明殿展示，同时挑选了其中最重要最珍贵的一部分送往了避暑山庄。

在避暑山庄，乾隆皇帝首次接见了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

1793年9月30日，乾隆皇帝从避暑山庄返回圆明园。

此时，住在宏雅堂的马戛尔尼使团得以再次觐见乾隆皇帝，以及随行的大臣和珅、福康安和福长安等。

在这次会面中，乾隆帝指示马戛尔尼使团应在10月7日离开京城，返回英国。

英国使团请求举行谈判并暂缓归国，但遭到了拒绝。

因此，未能实现谈判目标的马戛尔尼一行人，只得启程回国。

谕英王敕书的成因

乾隆回应马戛尔尼使团要求的“谕英王敕书”，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文献。

在这份敕书中，乾隆拒绝了英国使团提出的要求。

乾隆的态度很明确，天朝上国本就物产丰富，何况德威远被，万国来朝，贵重之物，无所不有。

因此他不觉得英国使团带来的礼物有什么稀奇珍贵的，也不认为中国需要与英国人做生意。

而这份敕书，也一直被解读为清王朝，或者说乾隆皇帝，无知狭隘的象征。

虽然不可否认的确有这部分因素的影响，但这种说法也过于片面。

因为实际上，清廷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一直是抱有浓厚兴趣的。

在康熙的支持下，耶稣会传教士如利玛窦等人得以在宫廷中传播西方科学知识。

康熙皇帝本人也学习了西方的数学和天文学，还曾研读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等数学著作。

到乾隆时期，宫中还有很多西方钟表、自动装置和天文仪器等收藏。

这些物品不仅作为艺术品被欣赏，也反映了乾隆当时对西方科学技术是有所关注的。

因此，用“无知”来形容是不够客观的，但这些满清皇帝的确有他们的狭隘之处：

他们越是认识到西方知识技术的发达，就越是希望这些技术只掌握在满人手中。

只是如果并非无知，那么敕书言辞中的傲慢，以及仍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态度又该如何解释呢？

在这一问题上，马戛尔尼一行访问中国的目的是不可忽略的。

18世纪末，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英国的经济和工业实力迅速增强，对外贸易的需求也随之急剧上升。

中国，这个拥有着庞大人口以及广阔市场的地方，自然就成为了英国资本家们觊觎的对象。

在这一背景下，英国急切希望改变清廷对中英贸易的严格限制，来促进和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往来。

然而，清朝政府坚持闭关锁国政策，严格限制中外贸易。

因此，1792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向清政府提出的要求主要包括：

允许英国派遣官员驻京管理商务；

允许英国商人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地通商；

仿效俄罗斯在北京设立商馆，用于货物的收贮和销售；

租借舟山附近的无人小岛，供英国商人居住和存储货物；

在广东附近租借土地，并允许澳门的英国人自由出入；

在澳门至广州间的内河运输货物时免征或减轻通行税；

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地传教。

通过这些要求，不难看出英国的野心。

因此，乾隆敕书的说法，更多的是乾隆凭借政治经验感受到“威胁”后的策略性回应。

这一点，从乾隆对英国使团态度的转变过程中可见一斑。

乾隆态度的转变

通过《清高宗实录》的记载可以看出，乾隆对英国使团来访一事是比较重视的，也对他们带来的礼物十分期待。

在与官员的公文中，乾隆曾索要礼单，并催促他们弄清楚一些礼品安装和展示的方式。

他还准许将英国使团带来的天文仪器和吊灯，在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展出，足见重视程度。

而乾隆态度的转变，主要是从英国使团提出的要求被翻译成中文后开始的。

马戛尔尼率领的使团，是打着为乾隆祝寿的幌子来到中国的。

然而国书中非但没有祝寿的字眼，反而通篇都是对清政府的要求。

包括在要北京设立常驻大使、在沿海港口和北京进行贸易、享受税收减免，以及在宁波港附近的舟山群岛中租借一个岛屿和在广州附近建立基地等。

作为一个执政近六十年的皇帝，乾隆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些要求对于清朝的政治、财政乃至军事意味着什么。

于是，乾隆放弃了原先已经准备好的、充斥着外交辞令的公式化敕书，重新起草了一封新的敕书。

在这封敕书中，他对英国使团提出的要求进行了逐条的拒绝，明确表达了清朝政府的立场和底线。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马戛尔尼使团离开后，乾隆皇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沿海的军事防御和税务管理。

他几次下旨，要求沿海军队必须严守海岸线，确保军事防御的准备工作得到充分执行。

特别是对于舟山和澳门这样的战略要地，乾隆要求提前部署兵力，以防英国军队的侵占。

同时，乾隆还特别要求税务官员严格按照规定征税。

他对广东税务官员的敕令尤为严格，明确指示不得对英国商船加税，以避免给英国提供发动战争的借口。

由这些也可以看出，乾隆明显是感受到了英国的扩张主义倾向以及可能对中国沿海地区构成的威胁。

而在敕书中，乾隆对英国使团带来的生产设备、武器和科学仪器等礼物，表现出轻描淡写甚至不屑一顾的态度。

这通常被认为是乾隆甚至整个清政府，对西方科学和工业革命成就缺乏认知与重视的表现。

清朝官员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相对忽视。

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科学技术被视为次要的“奇技淫巧”，不是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

由于缺乏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基本素养，清朝君臣难以充分理解和评价马戛尔尼使团所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成果。

他们无法认识到这些天文地理仪器、机械模型等技术和发明的深远意义，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技术在军事、经济和工业上的潜在应用。

然而这样的观点实际上也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当时英国的工业革命处于起步阶段，还并未与清朝拉开很大的差距。

以军事武器为例，使团当时使用的主要战船“狮子号”，仍然是一艘风帆战舰。

尽管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但蒸汽动力在海军战船上的应用还未普及。

至于火炮技术，欧洲16世纪初研制的“红夷大炮”在明末已经传入中国。

满洲从皇太极开始也对火炮技术给予了高度重视，通过改进和研制，使得炮兵水平迅速提升。

因此，马戛尔尼使团带来的轻便野战炮甚至不一定超越了清军的火炮。

而在清宫的收藏中，也已经有大量的欧洲科技产品，包括天球仪、七政仪、音乐仪器、钟表等，甚至还有一架反射式望远镜。

这些物品表明清朝对西方科技并非完全陌生，而且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接触和了解。

马戛尔尼在《乾隆英使觐见记》中也提到，他所带来的礼物与清宫中已有的宝物相比并不出色。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乾隆一开始对他带来的国礼十分重视期待，而在看过礼单后，就认为马戛尔尼对这些礼品过分夸大其词了。

英国视角下的客观与偏颇

由以上种种不难看出，落后与狭隘影响了乾隆，乃至整个清政府对英国使团的态度。

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英国使团提出的一系列要求，令乾隆感受到了多方面的威胁。

然而在当时，英国的一些政客却把乾隆拒绝他们的原因归结于礼仪问题。

也就是因为马戛尔尼一行人不愿给乾隆行双膝跪拜之礼，这才惹来了他的不满。

这一观点在当时的英国广泛流传，不仅对英国人的看法产生了影响，也改变了后来许多国人的认知。

尤其在辛亥革命之后，许多学者将清廷的档案视为解释清王朝灭亡合理性的资料来源。

而在对历史进行研究整理时，他们更愿意相信和接受西方的视角。

这批学者在编纂关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档案资料时，特别选择了那些表现清廷“天朝上国”思维以及礼仪差异方面的文献。

但那些有关清廷面对英国威胁所作反应的文献，却被忽视了。

这种选择性的摘选和编纂，也影响了后来的历史叙述和学术研究。

当然，英国人的视角并非毫无价值。

通过马戛尔尼及其使团成员对清朝官场以及民众生活状况的观察，也令人们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有了更全民的了解。

马戛尔尼最初对清朝政府的组织和运作方式表示赞叹，他认为清政府犹如一台精密的机器，其效率与能力在当时的世界是无与伦比的。

但他也观察到，清朝的官员为了个人的政绩和官位晋升，可能会采取不正当的手段。

上级控制着下级，普通百姓则生活在对官员的恐惧之中。

层层推进管理，高效运作的同时，也带来了层层剥削。

此外，马戛尔尼还注意到了清朝法律体系中的不公和刑罚的不当。

比如他亲眼目睹天气炎热导致食物变质，却有官员因此受到严厉的惩罚。

在广州十三行等地，马戛尔尼发现了官员在外贸中的索贿行为，以及各级官员的横征暴敛。

这些行为让他确信，这种腐败现象是在清政府普遍存在的。

而尽管清朝政府宣扬国泰民安，但实际上民众的生活水平并不高。

在天津，马戛尔尼看到大多数人的衣物粗糙简陋，生活条件艰苦，卫生习惯很差。

南下途中，他们注意到百姓劳动繁重，却也仅够维持基本的温饱。

富人住在高大漂亮的房子里，而许多普通百姓只有简陋的草舍。

上层人士可以享受丰盛的食物，但民众普遍瘦弱，面色不佳。

可见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普通百姓的生活质量低下。

与此同时，马戛尔尼使团对清朝军事力量也有考察。

他们注意到，清朝的军事装备和国防体系存在严重的问题，不仅是武器装备的陈旧，军队的训练和组织方式也十分落后。

虽然有较为先进的火器，但数量少，且维护不善。

城市的防御也很差，在通州，壁垒上甚至没有炮台，只有几座旋转炮。

此外，马戛尔尼还注意到清朝的海军力量非常薄弱。

中小型帆船和渔船组成的海上力量，缺乏远洋航行和海上作战的能力。

马戛尔尼甚至预言，只需两艘英国战舰，就能轻易击败整个清朝海军。

而几十年后爆发的鸦片战争，清朝的军事落后和国防弱点在战争中暴露无遗，也的确证实了马戛尔尼的观察和预言。

可以说，马戛尔尼的这些观察和记录，为英国人提供了一个与清朝官方宣传截然不同的中国形象。

不仅令英国人对清朝的“盛世”印象大打折扣，也为后来的中英关系和西方对中国的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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