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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方节度所在的地区是多民族、多势力活跃的场所。
唐朝初期以来,这个区域主要活跃着突厥、铁勒诸部、回纥、党项和吐谷浑等势力,他们大都属于游牧民族。
朔方节度使建立后开始兼管其属辖范围内的部族,这也就是说朔方军与胡兵蕃将有着密切的关系。
1、唐朝时期的胡兵蕃将
陈寅恪先生在《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一文中说道:
“唐平安史之乱,其主力为朔方军,而朔方军实一以胡人部落蕃将为其主要成分者。”
李唐皇帝承继关陇贵族集团的遗产。这个集团是西魏宇文泰融合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形成,并以“关中本位政策”为其核心。
受此集团风气之影响,唐初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文武不分,君臣将相为同类之人。但自武则天掌权后,关中本位政策与关陇贵族集团遭到破坏。
自此以后,皇室开始与外朝的将相大臣即士大夫及将帅分属于不同阶层。原来的胡汉融合、文武不分遂演化成宰相由文词进用士大夫阶层的翰林学士充选,而边镇大帅之职舍蕃将莫能胜任的局面,将相文武蕃汉进用之图,于是分裂不可复合。这一切的转折俱成于玄宗之世。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中央与地方藩镇分化成两个不同区域,非独政治军事不能统一,即社会文化亦互不相涉。以河朔为代表的藩镇与唐朝中央之间的问题,本质上表现的是种族和文化的关系。
后者已渐染胡风,形成为有别于长安文化之外的胡族区域。
在这个演变过程中,胡族势力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胡汉交往、融合与分化的嬗替,在那个时期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作为保护长安北大门的朔方军,它与北方各族势力交相杂处,那么。朔方军如何利用胡兵蕃将驾御北方?
2、朔方节度使管辖之内的“胡人”
朔方节度使管辖之内的地区,在历史上就是多民族(尤其是北方和西北方游牧势力)活跃的区域。
在秦汉时期,这里是匈奴人南下的途径之一。随后鲜卑、铁勒、突厥、粟特、回纥、薛延陀、吐谷浑、党项等也迁居或辗转于此。
魏晋时此地尚有一些较小的势力如屠各、卢水、铁弗、支胡等。这些民族彼此之间交往融合,或分解衍化,其间的联系十分密切。
以朔方节度使治所灵州属下的灵武县(今宁夏永宁东南)为例,这里早就有所谓的“胡城”称号。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灵武县条称:
“本汉富平县之地,后魏破赫连昌,收胡户徙之,因号胡城。”
唐朝前期,这里活动的民族主要是突厥、铁勒(包括回纥、薛延陀等)、粟特、吐谷浑和党项五个系统,其中铁勒各分支比较复杂,回纥兴起后,特别是攻灭后突厥汗国,占据大漠南北,各支又依投其门下。
朔方节度使统辖的是较之唐朝太宗时代设置的州府,明显减小的地域范围,它所能控制的是较传统的关内道,即河套以南区域;这以北则隶属东突厥后汗国。
因此在它统辖下的突厥降户大量地减少,而铁勒、回纥系统的降户则明显地增多。
朔方节度使除控制着突厥降户和铁勒诸部之外,还有粟特九姓和党项、吐谷浑等。
《新唐书·方镇表一》朔方军兼领的控制本道蕃部胡族,一是检校浑部落使(开元十六年,即728),二是押诸蕃部落使(开元二十年,即732)。
浑部系铁勒之一,可以想象将该部单独列出,证明铁勒力量在该地的显要。“押诸蕃”则包括了关内道的全部蕃户。
3、为何要用胡兵蕃将?
唐朝建国以后,十分重视骑兵的建设。
以府兵为例,唐初最基层的单位是火,“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火备六驮马。”
既加强骑军,就必须扩展马匹牧养,唐在西北广设监牧放养战马,唐马之盛,超出历代,这无疑加强了唐军的作战能力。
与游牧诸族毗邻而本身又分布聚集众多胡族的朔方军,自然与胡兵蕃族有着天然的关系。
朔方节度使被授予兼理辖内诸蕃部落使之职,就有权调动各族各部,遇有战事,这些力量就成为本军使征用的对象。
事实上,早在朔方大总管时期,征用蕃兵就已成为经常的现象。
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唐军北伐的《命吕休璟等北伐制》征调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张仁愿,命他“将蕃汉兵募健儿、武用绝群飞骑城傍等十五万骑”参与北伐。
此后朔方军历次军事进攻和防御,无不依靠其中的汉兵与蕃兵。
自玄宗开元九年(721)朔方节度使正式确立,至德宗贞二十年(804),充任朔方使者共20人25任。
其中非汉族的将领为5人6任,即安思顺、李光弼、仆固怀恩、李怀光和浑瑊。其他均为汉人将领。
在行军总管任上,还有一位沙吒忠义,他的任职属于朔方军的早期;其他5人均在中期即唐朝历史前后变化的时间内。
这就是说朔方节度使由胡人充任的时间相对比较集中。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按照《通鉴》的记载,唐朝开始任用胡人为诸道节度使是因为有李林甫的建议,而李之提议想要杜绝边帅入相之路,目的是加强他自己的权位。
《后唐书·李林甫传》与此大体相近。
这个记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通鉴》将安史叛乱归咎于李林甫的提议则有所偏颇。
唐朝任用胡兵蕃将并不始于李林甫,李林甫之后类似的事例更为普遍。事实上,唐朝之建立就是在胡汉文化结合的基础之上。
就唐朝任用胡族将领的方式而言,陈寅格先生在《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一文中曾说:“太宗之用蕃将,乃用此蕃将及其所统之同一部落。玄宗之用蕃将,乃用此蕃将及其统领之诸种不同之部落也。”
按陈先生所说,太宗、高宗时任用蕃将,更多地表现在各部落的酋长或首领,以他们为将帅,则酋、首自将本部落共同效力于朝廷;到玄宗时则演变成一般胡人受用于朝廷。
太宗时代陆续增设的羁縻府州大都是按原有部落体制设立,酋领充任都督和刺史,他们参与唐廷征战、戍边,正是以部落为单位。随着时间的推移,羁縻州府逐渐向正州转化,部落制受中原文化影响也渐趋衰弱。
于是贵族酋首之后逐步分化,旧有格局遭受破坏。
这就是玄宗时期普通胡人(或酋长之后代)充任军将的环境缘由。李林甫提出的建议正是这种形势的产物。至此,朔方军节度使由胡人充领者骤增,上述5人6任者即集中在李林甫建议之后。
4、安史之乱时期的汉人朔方节度使
汉人充任朔方节度使的是李林甫、郭子仪、李国贞(即李若幽)和崔宁四人。
李林甫是权臣,他属于皇室的远支。他于天宝十载(751)充任朔方使,同时还兼领安西大都护和单于副大都护。
《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载正月条称:
“丁酉,命李林甫遥领朔方节度使,以户部侍郎李玮知留后事。”
可见李并没有实际任职,李玮也是一位文职。实际负责军事的应是节度副使李献忠(原名阿布思)。他原是突厥将领,于天宝元年(742)降唐。
天宝十一载三月,安禄山率兵攻击契丹,要李献忠出军协助。李因惧怕被安禄山所害,拒绝出兵,并希望得到留后李玮的支持,但李玮不许,于是他又重新叛归漠北。
阿布思是朔方将领,他之叛归导致李林甫引咎辞掉朔方军使,旋以安思顺代替自己。可知李林甫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负责朔方军军事事务的是突厥降将阿布思。
郭子仪前后三次出任朔方使,最后一次长达15年之久。
他首次出掌该使是在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即安禄山反叛之初。
当时任朔方军节度使的安思顺是安禄山从弟,他虽不是叛军同党,但因有血统关系而被调职,郭子仪接替。
郭任职后率领该军参与镇压安史叛军,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郭第二次出掌朔方使是在肃宗宝应元年(762)二月,时朔方使李国贞被该军乱卒所杀,郭受命处理军乱。
而当仆固怀恩反叛唐朝后,郭第三次受命平叛。
李国贞也是宗室成员。他于肃宗上元二年(761)接替李光弼出任朔方节度使。当年二月,李光弼与叛军史思明部对垒失利,溃败于北邙山(位于今河南孟津至偃师之间黄河南岸)下,旋后辞职。
八月,李国贞到任。但他不久就因朔方军粮草短缺被害于乱兵刀下。他前后任职不足半年。
崔宁担任朔方军使是在德宗上台之际。
当时郭子仪任该职已久,且功高盖世,德宗意欲削弱郭的权力,而任命崔宁接替。但崔不久后即离开朔方军转为毫无实权的右仆射。
他与当朝宰相杨炎龃龉颇深,事实上,他任职开始,杨炎就委派杜希全、王翩、李建徽三人为留后控制实权,崔宁的职位被架空。
上述四人,除郭子仪任职朔方使时间长而且掌握军权之外,其他三人要么是位居长安城遥领,要么是时间短暂或被架空,与朔方军的关系并不密切。
郭子仪以其崇高威信掌管朔方军,协助朝廷解决了诸多棘手问题。他多是临危受命,功高无比。这是朝廷重用他的原因,但也因此而受到猜忌。
5、安史之乱时期的胡人朔方节度使
李林甫因朔方节度副使阿布思叛归漠北而辞职,推安思顺自代。安思顺任职的时间近4年,他的去职是安禄山发动了叛乱,作为堂弟,他虽与此毫无涉及,甚至主动向唐朝告发安禄山的阴谋,但因有族系联系,最终被解职。
李光弼出身于契丹酋长世家。
其父李楷洛在开元初任朔方节度副使,光弼“少从戎,严毅有大略,起家左卫郎”,后亦参加朔方军。
肃宗乾元二年(759)七月,他代替郭子仪出任朔方节度使。六月,官军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与叛军安庆绪交锋,但官军不设统帅导致协调不一而失败,宦官鱼朝恩借机攻击郭子仪,迫他辞去朔方使职,由李接掌。
李光弼之被挑选出掌朔方军,是他在协助肃宗王朝镇压安史叛军中功绩卓著,他出自契丹将酋,具有胡将的品性,对朝廷忠诚无贰。
他任职后马上出兵洛阳,与叛军史思明部展开激战,于乾元二年十月底将其击溃。
但不久之后,史思明利用欺诈战术,使陕州观军容使鱼朝恩误中其计,调令李光弼直逼洛阳。尽管李一再谨慎从事,但鱼与另一将领仆固怀恩坚持己见,结果官军在北邙山下被叛军击溃。
李旋后辞职,他充任朔方军节度使一年又八个月。
仆固怀恩是铁勒仆骨部人。
其先人于太宗征服薛延陀时率本部落归唐。
《旧唐书》卷一二一《仆固怀恩传》称:
“贞观二十年(646)36),铁勒九姓大首领率其部来降,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于夏州,别为蕃州以御边,授歌滥拔延为右武卫大将军、金微都督。”
这是一个典型的附唐蕃户世家。仆固怀恩自少跟随朔方军,以勇猛骁战著称。
肃宗宝应元年(762)底,他因击杀叛酋史朝义而被委以朔方节度使职位。怀恩就任朔方使,可以视为李林甫以蕃将代汉帅的延续。这一家族与朔方军的关系十分密切,怀恩后来向代宗申述自己遭诬陷的冤屈,说他同族之内为皇室献出生命的多达46人。
但仆固怀恩后来背叛了唐朝,并联合回纥、吐蕃势力向唐朝进攻,旋暴死于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北)。
李怀光是渤海靺褐人,其父本姓茹,名常,为朔方列将,后以战功被赐姓李名嘉庆。李怀光自少从军,也以壮勇称闻。
他逐渐受到朔方节度使郭子仪重视。这个家族与朔方军的关系同样密切。德宗当政初期,李怀光接替崔宁出任朔方使。不久后,德宗遭受泾原兵变被迫出逃奉天(今陕西乾县),李怀光受命前去救驾,使德宗获得解脱。
但是李怀光最终也走上了叛乱之路。
李怀光之后的朔方使是浑瑊。浑瑊是铁勒九姓部落之浑部人,其先祖担任皋兰州刺史和都督,《旧唐书》是指其高祖浑阿贪支,时间是太宗贞观(627~649)。
浑阿贪支这一支,也是贞观二十一年(647)漠北铁勒各部,受唐册封而南下的。其父浑释之袭位皋兰都督,从朔方军,浑瑊即成长于此。他的经历与仆固怀恩和李怀光相似,都属于以朔方军为本根的胡人集团。
李怀光反叛被平定后,朔方军分布在关内道南部者也被一分为二,邠宁(治新平,今陕西彬县)一带归属韩游瑰,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西)一带则归隶浑瑊。
他以忠诚朝廷受到称誉,“常若在帝(德宗)前,世方之金日磾,故帝终始信待。
上述五位出自胡族系统的朔方节度使,他们大都具有相似的特点,即家居累世,先祖一般是唐初所设之羁縻府州都督或刺史,到他们这一辈则隶属于朔方军麾下,又均以勇猛骁强著称。
而出自汉姓系统的节帅,除郭子仪是职业军人外,李林甫、李国贞和崔宁都是文职成员,与朔方军不存在任何关系,任职的时间也十分短暂。
李林甫本人身处京城,朔方使只是遥领,实际负责军务的仍旧是突厥降将阿布思。可以认为上述几位汉系节度使之任,更主要地表现在朝廷内政的处置上。汉姓之充任朔方使不是对朔方军自身的调整或安排(或者不是主要地表现在这个方面),而是朝廷内部各种关系协调的结果。最典型的例子是崔宁,他出任朔方使是因杨炎与他有矛盾,杨将他排挤出长安,调往与他毫无关系更没有基础的朔方军。
与此相对照,出身胡姓的朔方节度使,他们生于斯地,长于军中,其家族与朔方军联为一体,以朔方军兴荣为旨归,甚至将自身命运系于此军。
他们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和战斗经历,长期戍边防卫,尚武的气质和军事技能盖属一流水准。
这是唐朝重用他们的关键所在。
6、朔方军如何成为平定安史之乱的柱石?
在军队的构成方面,朔方军由藩汉两部分组成。
《通鉴》卷二二三代宗广德二年(764)二月条记载:
“仆固怀恩与唐廷矛盾激化之后,其子仆固玚进攻榆次(今山西榆次市),要求后军增援,这些人“至榆次,玚责其迟,胡人曰:
‘我乘马,乃汉卒不行耳。’玚捶汉卒,卒皆怨怒,曰:‘节度使党胡人。’其夕,焦晖、白玉帅众攻场,杀之。”
这是仆固怀恩叛唐的一个步骤。
这个记载清楚地说明蕃兵多骑马,而汉卒则步兵。
如果此说不误,天宝元年(742)朔方节度使64700人马中,骑军应为14300人,步兵则为50400人。这些骑兵应当以胡人为主,步兵则以汉人为主。
但这种划属并不是绝对的,胡人未必没有步兵,而汉人也未尝不能骑马。另据《旧唐书·郭子仪传》,开元天宝中,朔方军有“战士十万,战马三万”。这比上面的数字为多,是朔方军发展最盛的时代。如此计算,朔方军中的胡兵蕃将应至少在30000人左右。
陈寅恪先生论述胡兵蕃将的优势有二,一是他们的骑射技术,二是军事组织。
他说:
骑马之技术本由胡人发明。其在军队中有侦察敌情及冲陷敌阵两种最大功用。实兼今日飞机、坦克二者之效力,不仅骑兵运动迅速灵便,远胜于部卒也。…至军队组织,则胡人小单位部落中,其首长即父兄,任将领。其部众即子弟,任兵卒。即本为血胤之结合,故情谊相通,利害与共。远较一般汉人以将领空名,而统率素不亲切之士卒者为优胜。
傅乐成先生对朔方军中的战马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认为回纥马匹的使用,使得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大为增强。
章群先生既肯定了马的重要性,也强调了朔方军胡兵蕃将的重要。
胡兵蕃将既然在朔方军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么上述两方面的优势自然就存在于本军之内。这类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我们说朔方军的强盛与这些蕃兵胡将关系至密,并不是唯一或决定的因素。
就军队组织纪律、规模、训练和兵法要求等各个方面,当时都有十分具体的规定,这是决定其军强弱的基本要素。
不仅如此,其他军队按照这些要求,特别是蕃兵胡将的加入,也同样表现出强盛状。最典型的事例不过是安史叛军了。
安禄山手下的平卢、范阳军队,因其有所谓的“曳落河”而骁勇四方,成为他反唐的中坚力量。
张国刚先生在《唐代的蕃部与蕃兵》一文中分析了蕃兵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他们在李唐创业中发挥的作用,第二是在讨伐叛乱蕃族中的作用,第三是在中原大乱时期协助唐中央平定天下的作用。
以此为计,朔方军在第二和第三个作用中表现得相当突出,事实上,朔方军本身就产生在讨伐蕃族(突厥复兴)的过程中,它的中心任务也就是围绕此问题而运行。
朔方军在安史叛乱中成为肃宗朝廷依靠的力量,独立承担了镇压叛军的重大任务,甚至发挥了再造朝廷的作用,这是朔方军之区别于其他节度军队的地方,其名声宏播远扬也就在此。
与此相对应,其他的军队要么远在千里之外一时难以调回,要么在与叛军对垒中损失溃散,要么就是参与叛乱。
所以对唐廷而言,当时所可依赖的完整的武装力量,就是这支朔方军。而朔方军在郭子仪、李光弼的率领下,也的确英勇作战、顽强拼搏,与叛军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给人们留下了分深刻的印象,也是该军强盛的表现。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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