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进入英国的时间始于1066年的诺曼征服。

诺曼王朝的建立不仅促使英国融入欧洲的政治体系, 同时也为大陆上一些富有进取心和冒险精神的商人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

紧随诺曼征服, 一些犹太商人来到英国。

犹太人

此后不久, 犹太人为了躲避大陆兴起的十字军而成批地来到英国, 并在伦敦、林肯、温切斯特、剑桥、牛津和北安普顿等地建立了犹太社区。

1290年7月18日, 即阿布月初九, 犹太人正在举行庄严的斋戒仪式。

就在这一日, 爱德华一世突然颁布一项法令, 要求境内所有犹太人必须于11月1日前离开英国, 任何违背法令者都要处以绞刑。

与此同时, 所有欠犹太人的债务也都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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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些可随身携带的财物之外, 不允许犹太人转移更多的财产。

法令被无条件地严格执行, 任何人都不得豁免。到万灵节 (11月1日) 的时候, 除了很少一些人选择了改宗, 其余所有的犹太人基本都离开了英国。

作为最后一个接纳犹太人的欧洲大国, 英国在犹太人定居仅仅两个多世纪之后率先大规模驱逐犹太人, 成为中世纪反犹主义的一个典型个案。对于爱德华一世驱犹事件的研究, 将有助于加深对西方反犹主义传统的理解。

犹太人对王室财政支持能力下降

英国犹太人主要来自法兰西北部, 也有一小部分来自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俄国及一些穆斯林国家。他们大多是由商人及其家眷组成, 进入英国所从事的主要行业为放贷业。

这种人员构成和职业特征是中世纪后期欧洲犹太社团的典型, 而这种特性也决定了犹太社团与对英国王权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依附关系。

一般来说, 国王负责保护犹太社区的宗教和经济权益, 犹太人的全部财产则由国王任意支配。

爱德华一世

“犹太人一无所有, 因为无论他们拥有什么, 皆归其国王, 犹太人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人而活。”

编写于亨利一世统治时期的《忏悔者爱德华律令集》 明确提出国王对犹太人的绝对司法权,。

其中第二十五章明确规定:“犹太人及其财产皆属于国王所有;王国境内的所有犹太人都应处于国王权力的监管和保护之下;没有国王的许可, 任何犹太人都不许依附于某些权贵的势力之下。”

它清楚地表明了英国犹太人与对英国王权的附属关系。

爱德华一世

国王对犹太人一些的保护, 主要体现在特许状中给予犹太人许多权利, 包括犹太人可以自由地居住在国王的土地上, 可以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 可以去任何一个地方旅行等。

但国王的庇护并不是白白给予的, 犹太人要为此付出异常高昂的代价, 在大多数情况下要支付一笔可观的贡金。

每当遇到重大财政困难的时候, 国王就将手伸向犹太人的钱袋。

对犹太人来说, 国王的借款、任意税和罚金等没有本质的区别, 因为国王一般都不偿还借款。

特别是英王亨利三世甚至用豁免贵族欠犹太人债务的手段来寻求政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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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纪, 分布在英国的犹太人只占英国总人口数的1/400, 却支付8%的国税。

在中世纪的英国, 犹太人负担最重的税是塔利税 。

1159年, 为了满足镇压图卢兹反叛的军事开支需求, 亨利二世发明了一种任意税—塔利税。

这不是固定的税收, 而是国王在国库空虚或者急需流动资金的情况下任意征收的税种。

它虽然不只是针对犹太人, 基督徒也未能幸免, 但往往对犹太人征收的税额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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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发明不但为王室提供了轻而易举剥削犹太人的新方式, 而且从根本上削弱了犹太社团的实力。

到13世纪, 犹太人所提供的流动资金对王室如此重要以至于塔利税逐渐变成了填补王室财政空虚的重要手段之一。

1221-1231年间, 亨利三世尚未亲政之前, 王室每年向犹太人征收的塔利税是3000马克;1233-1257年, 亨利三世每年征收的塔利税超过7000马克。1259-1269年, 随着内战的爆发、贵族的短暂胜利以及王室统治力量的增强, 塔利税降到了平均每年600马克;1271-1290年, 又回升到了每年2500马克。

随着国王的贪求越来越多, 犹太人口袋里的钱也越来越少, 塔利税的征收逐渐变成了犹太社团沉重的负担。

土地流转现象引起王室忧患

狮心王理查德时期, 为了筹措十字军东征和多次远征大陆的军费, 国王不停地以各种名目向各个阶层征税, 致使一些权贵人物也要借助犹太人的高利贷渡过难关。

进入13世纪后, 由于自身经济实力的衰退, 大部分从事放贷业的犹太商人无力向王室或贵族提供大规模的贷款, 因此放贷的主要对象就集中在农村的中小地主阶层。

每当遇到经济困难时, 这些中小地主常常以手中的土地作抵押向犹太商人借款。

对于犹太商人而言, 借贷者以动产或地产作抵押并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他们放贷的目的只是为了定期收取一定的利息。

爱德华一世

但是对于教会和一些贵族来说, 这却为他们提供了积累财富和扩大势力的机会。一旦这些借贷者无法按期还贷, 犹太商人就要考虑如何处理积压在手中的债务合同和抵押凭证。

一些犹太商人为了筹得现金缴付频繁而沉重的税收, 不得不转让一些债务合同和中小地主抵押在他们手中的土地所有权或租用权凭证。

通常有能力购买债务合同的人都是一些大修道院和贵族, 教会或贵族使用现金从犹太商人手中购买这些债务合同, 犹太商人的利益得到了满足。

这在客观上导致了土地流转现象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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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75年的法令中, 犹太人被授予进入商业和手工业, 并且可以短期租借农场的权利。

爱德华试图以此来改变犹太人的经济生活方式。

但是, 由于城市行会本身所具有的排外性, 以及基督徒的偏见, 犹太人根本无法进入手工行业。由于犹太人没有与基督徒平等的地位, 无法实行雇工劳动, 这也排除了他们进入农业领域的可能性。

为了生存下去, 许多犹太人打着商品贸易的旗号又开始秘密从事放贷生意, 另有一些人则靠制造伪币来生活, 有的人甚至去拦路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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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8年, 犹太人铸造伪币的案件被爱德华一世发现, 随之而来的是可怕的报复, 所有的犹太人住所都遭到搜查, 整个社区, 连同一些被怀疑有类似行为的非犹太人, 都被投入监狱, 大约有三百人被绞死。

事实证明, 爱德华一世试图禁止犹太人从事放贷业进而限制土地流转的愿望并没有实现。

犹太人在放贷业和土地流转市场依然保持的活跃行为让爱德华做出了最后的选择。

1290年11月颁布的政府文书证实了这一点:“国王曾经颁布命令禁止犹太人从事任何形式的放贷业, 但是犹太人蓄意以隐蔽的方式继续从事该行业, 这是更为严重的罪行……由于犹太人的这一背信弃义的罪行, 国王下令所有的犹太人都要离开他的领地。”

爱德华一世改造犹太人政策的失败

中世纪时期, 罗马教会千方百计地迫使那些非基督徒、尤其是犹太教徒皈依天主教。

1179年第三次拉特兰会议之后, 天主教中涉及犹太人和犹太教的教义有所改变。

教会在强调天主教的正义性和吸引力的同时, 进一步贬低犹太人和犹太教, 这极大地推动了天主教徒在犹太教徒中间的传教活动。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教会不惜采取贿赂和威胁等各种手段, 并且得到各国君主的支持, 尤其是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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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于当权者来说, 犹太人的财产是他们的主要兴趣之所在, 但是犹太人的改宗对他们来说同样具有吸引力, 他们从来没有忽视过这个问题。

早在1221年多明我修会就在牛津的犹太社区中建立了一个接收犹太皈依者的地方。

1232年, 亨利三世下令在伦敦的档案馆路正式建立一处宗教改宗所。犹太教徒一旦宣布接受洗礼, 就意味着他可能会失去原有的工作或财产。

而改宗所的建立不但为这些改宗的人提供庇护, 防止他们信念上可能出现的动摇, 同时也保护他们免受一些基督徒的恶意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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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虔诚的基督徒, 与历代国王一样, 爱德华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把异教徒转变为基督徒。

他认为, 犹太人都生活在无知与罪恶之中, 只要基督教信仰受到威胁, 他都会及时做出反应。

在他看来, 只要犹太人放贷的利率不是很高, 只要犹太人没有威胁到基督教本身, 他宁愿选择使犹太人同化或者改宗, 而不是使他们灭绝。

为了吸引更多的犹太人皈依基督教, 他于1275年下令扩大伦敦犹太改宗所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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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80年代中期, 宣布新的皈依者只需将自身财产的一半上交到改宗所, 另一半财产可自行保留。而不是像过去那样, 一旦改宗就要上交所有的财产。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皈依者甚至可以保留原有的全部财产。

爱德华国王还对改宗所内部的管理进行调整。

首先, 任命了一个教士负责这个机构, 又从那些诚实敦厚的皈依者中挑选出一两个人作为助手, 这些人主要负责皈依者的宗教礼拜活动。

其次, 鼓励皈依者改变生活方式。无论他们想从事何种职业, 改宗所都会提供相应的帮助。

除此之外, 国王又向改宗所提供财政支持, 规定国库应及时向改宗所拨款。这些政策无不体现出英王对于改变犹太人信仰的热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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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改宗所可以提供衣食及安全保证, 在设立之初很快就有少数生活贫困的犹太人接受了洗礼, 皈依基督教并且申请加入改宗所。

但是从整体上来看, 统治者对改宗所的关注与实际的成效极为不协调。

自1232年改宗所建立到1272年亨利三世统治结束的40年中, 曾经有19个男性, 21个女性 (其中包括3个小孩) 的名字出现在关于改宗者的官方文件中。而改宗者也主要是一些鳏寡孤独或者为生计所迫的人。

“通常这些人会得到社团内部的慈善组织的帮助和救济, 但是由于社团的境况日益恶化, 社会保障系统无法运作, 因此要么改宗要么被饿死, 他们已经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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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爱德华一世为改宗者提供各种“优惠”政策, 到1280年皈依者的人数依然不超过百人。

1290年, 面对国王残酷的驱逐令, 也只有80名犹太人皈依了基督教。

1290年被逐时, 犹太人的总人口在1.6万人左右。

由此可见, 爱德华一世使犹太教徒改宗的努力收效甚微。

除此之外, 犹太社团中反对改宗的情绪一直存在。

爱德华一世

1290年, 在几乎没有暴乱先例的牛津犹太社区中, 一个改宗的犹太人在为改宗所收税的时候遭到了社团里的犹太人的攻击。

无独有偶, 伦敦的犹太人也在同一时期激烈地反对在圣克里门教堂中为一个犹太男孩举行的洗礼。对于大多数犹太人而言, 似乎所面临的改宗的压力越大, 他们坚守传统的意志反而越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