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与其前后时期的历史背景
安史之乱既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也是唐代分期中“盛唐”与“中唐” 两期的分界线。所以要研究这场动乱，需对其前后两期的历史背景做一番梳理和 比较，这对于了解其发生的原因及其历史影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安史之乱之前的历史背景—“盛唐”
唐朝自高祖太原起兵以来，先后平定薛举、李轨、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 割据势力，将西北、河东、河北、山东等地悉入唐朝版图。太宗即位以后更为励 精图治，先后平定突厥、薜延陀、回纥、高昌、焉耆、龟兹、吐谷浑等周边民族 势力，为唐朝的发展开辟了良好的外交环境；此时期安定的社会环境和稳定发展 的经济为后世的繁荣打下坚实基础，号称“贞观之治”。
后高宗、武后、中宗时 期虽频有政治波澜，然国力亦得以继续发展，终于在玄宗即位以后，迎来了唐王 朝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文史家们常用“盛唐气象”一词来概括这一时代的繁荣 面貌。
对于“盛唐气象”的描绘，吴相洲《玄宗与盛唐气象》任士英《盛唐气象》等书都有较为精彩的论述。总之，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释：体制完备，政治稳定。在经历了南北朝的火分裂之后，隋唐逐渐建立起 了较为完备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
“三省六部制”使得部门及官员分工明确、提高了行政效率。玄宗时期，在地方实际形成了道、州、县三级行政区划，反映出中 央对地方控制的加强。科举制度自隋以后逐渐改良，成为王朝选贤举能的重要措施，一大批寒族人士得以步入仕途。玄宗自翦除韦后、太平公主以后，其统治趋于稳固，先后任用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一批贤相，政治清明、社会稳定。
人口增长，经济繁荣
开元、天宝时期，经济较前有了充足的发展，人口增长，财富充盈，物价低廉。神龙元年（705），唐朝户数为6156141户，至天 宝十三年（754）增加到9619254户，增幅较大。据《新唐书.食货志》载，当时 一斗米十三个铜钱，青、齐之间斗米才三钱，一匹絹二百个铜钱。唐王朝以长安为中心建立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各地驿站和官道提供驿驴和饭食。陆路上有 著名的“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等经济要道，“胡商”也因此在唐疆域内十 分活跃。
唐王朝的关中、江淮、巴蜀等是重要的经济地带，且有南移趋势。全国 每年收入租钱二百余万缗，粟一千九百八十余万斜，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一 百八十余万屯，布一千零三十五万端。
杜甫《忆昔二首》其二云：“忆昔开元全盛 曰，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执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为当时的繁盛情况作了极为生动的记述。有着如此繁荣“开元盛世”的盛唐，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黄 金时代。
幅员辽阔，军事强大
唐朝的疆域空前寥廓，在太宗时唐域就“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气最盛时东到朝鲜半岛，西到新疆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北到贝加尔湖，南到今越南中部，面积约为一千三百万平方公 里。
军事上，太宗击灭西突厥，高宗征服高丽。玄宗即位以后，继续大力发展军 事，征讨四方，有“吞灭四夷之志”。如开元十二年（714），北伐契丹，西征吐 蕃，皆取得胜利，这也更加刺激了其开边拓土的愿望。在此时期，社会弥漫着一 股“尚武”之风，也涌现了一批英勇善战的名将，如战功赫赫的王忠嗣、哥舒翰 等。
思想包容，文化发达
著名学者傅乐成在《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一文 中将唐型文化的特征总结为“复杂而进取”，大概指文化的多元和精神的上进， 概括出了唐代的文化的主要特征。宗教方面，释、道并重并得以发展，其他外来 宗教如合称“三夷教”的祆教、摩尼教、景教也能广泛传播。唐时中原地区多有 胡人往来，胡风大盛，由此皆可见唐朝兼容并包的胸怀。唐王朝自开国以来便重 视文治武功，“文治”更是蔚为大观。
文学方面，盛唐出现了李白、杜甫这样的并 峙双峰，以及传统所认为的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此外还有以高适、岑参、王昌龄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可谓流派众多，名家林立。音乐方面，广泛地采用清商乐与胡乐，达到空前繁盛的程度。玄宗设立梨园，编制、 演出歌舞，这以《霓裳羽衣曲》为代表。绘画、雕塑、书法也呈现出奇异骈罗、 绚烂多彩的局面。
吴道子革新后的水墨画、张萱等人的仕女图、陈义国等人的肖 像画、曹霸师徒的鞍马人物画、李思训父子的金碧山水画以及王维的水墨山水画， 在选材立意、造型布局、设色运笔等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
此外，还有富丽堂皇的宗教壁画和饱满瑰丽的造像彩塑。书法方面，颜真卿的楷体方正敦实，张旭、 怀素的草书纵横驰骋。另外唐朝的经学、史学、科技等也有重要的发展和成果。这些文化因素与政治、经济等其他因素完美结合，彰显了盛唐的生机活力和繁荣 昌盛。
盛世危机
就在唐王朝在开元时期达到极盛之时，各种社会矛盾亦在悄然累积。随着君王 的日渐怠政和一代贤相的退出，整个帝国逐渐走向另一个极端。盛世的光环下潜 伏着巨大的危机，综合来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 、皇帝怠政、穷奢极欲。
玄宗本是一个胸怀大志、励精图治之君，开元初年， 犹“求治心切”，多方面“访安国利人之道”，虚心纳谏。但开元后期，就逐渐 沉湎声色，拒绝建议。副相宋璟因反对封禅而被降为西京留守，张九龄所上《金 镜录》被束之高阁，上疏弹劾牛仙客的周子谅甚至招来杀身之祸。这些都说明当 初主动听取建议的皇帝逐渐固步自封，刚愎自用。其次，玄宗逐渐崇尚道术，谋求长生。
他追求神道怪事，亲自到道观祭祀老子等，敕长安、洛阳及全国各郡用 官物铸金铜天尊在开元观供奉，甚至将自己神化，自造祌像，敕令“工人于太白 山采白石，为玄元圣容，又采白石为玄宗圣容，侍立于玄元之右。皆依王者衮冕 之服，缯彩珠玉为之”。
玄宗晚年奢侈之心渐长，大臣投其所好，提议设置了琼林、大盈二库，成为皇帝的私产管理机构，以资挥霍，西姓的赋税负担也随之加重。玄宗又沉迷声色， 纳寿王妃杨玉环入宫，之后游乐活动明显增加。比如，玄宗几乎每年冬天都游幸华淸宫，—次时间达两三月之久，较之前的频次和时长都有大幅增加，场面更 足铺张华丽。
此外还开设梨园，大兴教坊，培养专门为自己服务的专业歌舞团体， 甚至自己也参与创作和演出。这些都是玄宗从勤政到怠政穷欲的转变，整个王朝 也从上而下趋于腐败和危险。
二、用人不当，政治腐败。
在玄宗寻仙问道、追求声色的同时，他不得不让宰 相、宦官等人来更多分担自己作为皇帝的职责。玄宗信赖宦官，使其权力逐渐增 大。天宝初年，各宫殿有大小宦官三千余人，有的监军，有的殿前供奉、入蕃、 主持教坊等，其中最受玄宗信赖的有高力士、杨思勖等，与很多政治斗争都有着 莫大的关系。开元二十四年（736），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任中书令，既而提拔牛 仙客、陈希烈等傀儡。嫉贤妒能，蔽塞言路，把持朝政达年之十六年之久。
李林甫之后的杨国忠，是一位轻浮急躁的政治暴发户，为政才能犹不及李林甫。他破 坏铨选制度，独掌任免大权，又与大将安禄山不谐，进一步激化内外矛盾，最终 引发天下大乱。
三、穷兵黩武，百姓受难
开元天宝年间，唐朝对边境用兵渐多。据谷霁光先生统计，713年至755年，唐对吐蕃用兵26次，对突厥12次，对契丹9次，对奚 2次，对南诏6次。如此频繁的战争，一方面使得边兵增强，形成外强中虚的局 面。
另一方面沉重增加了百姓的徭役和赋税，激化社会矛盾。玄宗晚期，府兵制 逐渐名存实亡，募兵制兴起。使得各节度、藩镇迅速崛起，形成“猛将精兵，皆 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的格局，埋下了巨大隐患。
频繁的军事活动必然造成巨 大的人力消耗和物质开支。如天宝十一载（751）鲜于仲通挑起征伐南诏的战争， 大量征发黄河流域人民以补充兵力，百姓苦不堪言，杜甫名作《兵车行》或即写 于这一历史背景之下。这同时也造成了赋税的增加，“天宝之后，边将奏益兵浸多， 每岁用衣千二十万匹，粮百九十万斛，公私劳费，民始困苦矣。”
这些都为安史 之乱的爆发埋下了祸因，正如吕思勉先生所指出的“唐代天宝之乱，原因孔多， 边兵之重，要为其大者”大唐盛世终将在这些不断的复杂矛盾中倏然落幕。
安史之乱之后的历史背景——“中唐”
曾经风光无限的大唐盛世终于在各种危机作用下爆发了安史之乱，长达八年之 久的动乱严重消耗了国家的实力。乱平之后，王朝虽然在名义上恢复了统治，但 藩镇实则形成割据之势，旧时的繁荣昌盛之象一去难返。从政治、军事等方面看， 相对比盛唐，中唐的主要特点有： 一地方割据势力增长。
玄宗时期，始设置节度使，早期权力较小。后面由于边境与吐蕃、契丹、突厥 等频繁作战，为了统一指挥，地方权力有逐渐增加的需要和倾向。同时，还新置 和改置了很多军，地方逐渐扩充兵力、设置军镇。一些州合置节度使，使得地方 势力不断增长，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这样的地方势力动乱。
平乱期间，由于朝廷 与平叛将领的矛盾、中央皇权与宦官及宰相的矛盾、唐朝与吐蕃和党项的矛盾等多种矛盾的综合作用，唐朝藩镇林立的局面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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