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半，王兆喜摸黑出门，他要去找和工友集合，一同前往工地进行卸货。步行约10分钟，王兆喜穿过城中村，来到周谷堆劳务市场。绕过人群，他走到熟悉的烧饼摊，没和摊主说话两人就完成了一次默契的交易。三块钱一张的烧饼和一壶从家带来的热水是他每天固定的早饭，也是他上午工作的全部能量来源。王兆喜蹲在路边囫囵咽下烧饼，看到工友后快速起身小跑向工友，和他们一起搭车前往工地。车子发动，王兆喜盯着越来越远的人群，小声呢喃了句：“你看看，桥下那么多人，哪有找到活的。”

凌晨四点，是周谷堆劳务市场最热闹的时候。数百名农民工聚集在路边，等待着今天的机会和希望。

凌晨四点找活

周谷堆劳务市场坐落于在合肥东南角，位于淝河南路和铜陵路高架桥的交叉路口。每天清晨四点，数百名农民工从附近的城中村出发前往这里寻找工作机会，董桂兰便是其中之一。和这里大多数的农民工一样，董桂兰是名零工，工钱日结，没有合同协议，更谈不上福利保险。

昏黄的路灯下，董桂兰愁眉不展。

距离董桂兰上次工作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没活干让她十分焦虑，嗓子肿了，说话声也变得十分沙哑。董桂兰和小儿子家生活在一起，为了帮儿子分担房租压力，她迫切地需要找到一份工作。有人招就去干，干得动就去干，在这个市场上，只有老板挑她的份。即便如此，董桂兰也无法确保每月的收入能够维持在相对稳定的范围内。

为了让自己更有可能找到活，董桂兰凌晨4点出发去劳务市场。即使早上没遇到合适的老板，她也要坚持在市场待到下午4点才肯回家。“万一有人临时过来招工，我就捡漏了”，董桂兰解释。

开源不成就节流。董桂兰无师自通，在收入不保的情况下她将自己的支出降到了最低。

长达12个小时的在外行动，董桂兰从家带上馒头和大饼来充饥，她很少花钱吃饭。寒潮来袭，合肥的气温接近冰点，没有外套御寒董桂兰冻得来回踱步。后来她跑去附近的市场花了15块钱买了一件棉袄，还颇为得意地向其他工友炫耀。疫情期间是最艰难的时候，她连维持基本的生活都很难做到。那时早上蹲不到活，白天她就转战附近的菜市场，每天来来回回转上几圈，菜贩子不要的破菜她都捡回家去。董桂兰认为只要摘洗好，捡来的菜和买来的一样。

在周谷堆，有太多和董桂兰一样找不到活的人。

木工汪顺也沦落到找不到活的队伍里。曾经的汪顺在旺季一天就能赚500块，是这个市场的天花板。那时候，他有一套工作准则——只做手艺活，要做就做得漂亮。

汪顺的自信并非毫无根据。14岁离家外出打工，他当过流水线工人，做过篾匠，江苏、浙江、湖南......他在许多地方打过工，积攒了一身手艺。

他还曾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备受老板器重。那段时间是汪顺一生中少有的“辉煌时刻”，每月收入过万，公司不仅给他交五险一金，还派他出差，请他帮忙解决之前工人错误测量导致的无法继续推进施工的问题。当时汪顺春风得意，觉得自己既有手艺又能看懂图纸，在外面随随便便接点小活就能把日子过得很滋润。在干了一年多，汪顺就离开了公司。

离职后，汪顺度过了一段相对轻松的生活。然而，生活总是充满变数，疫情期间，他花光了不多的存款。现在，汪顺有大半个月没开工了，准则成了往事。他再也顾不得那么多，只要有人招工，他什么都肯干。

马水兰这天早上不仅没有找到工作，还生了一肚子气。她遇到了曾经发生冲突的男人，对方直冲冲地走了过来，将她撞了个趔趄，似乎再次向她发出挑战。马水兰也不甘示弱，没等站稳，她就拉住了男人的衣角，随即调整重心，双手叉腰，大声向工友呼救“这人又要来打我！上次就是他把我打得胸口疼了一周！半个月都没做活！”

男人又被激怒，眼睛瞪得快要从眼眶掉出来。一旁的董桂兰见俩人似乎又要打起来，立刻走到两人中间，将马水兰格挡在身后。路边的工友对男人指指点点，认为他不该跟女人计较。董桂兰趁机将马水兰拉到一边，轻声安抚。马水兰似乎还没从应激状态中出来，嘴里一直嘟囔着，“上次就是他打我，这次他还想打我。”

一场冲突，在周谷堆像个热闹一样。渐渐的，天亮了，刚刚还在围观打架的民工逐渐散开。对他们来说，天亮不是什么好事情，今天他们大概又没活干了。

城市的建设者

太阳逐渐升高，那些仍在市场附近等待工作机会的农民工们变得不再热切，他们开始四散离开，三两成群。

汪顺走到一旁和工友抽烟闲聊 ，董桂兰和马水兰一起靠在路边的围栏，刷手机看短视频。这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手机里，有人用夸张特效把自己扮成猪八戒，有户人家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孙子，董桂兰看完后都会分享给身旁的人。唯独刷到一个背景音乐是《世上只有妈妈好》的视频时，董桂兰停下了。她独自将那条视频反复看了十来遍，还用沙哑的嗓音跟着轻轻哼唱。

挨过漫长的上午，周谷堆的民工们感到饥饿困倦。

不幸中的万幸，董桂兰看见不远处有个小摊。她知道这是附近的好心年轻人又来免费送饭了。送饭的人叫火阳哥，他每周都来劳务市场，给附近找不到活的农民工免费提供午餐。今天，他又带着一锅热气腾腾的炖菜。还在附近蹲活的农民工欣然接受了火阳哥的善意，董桂兰和汪顺也跟着大家一起排队领饭。

合肥共有三个劳务市场，火阳哥根据实地考察，选择了离家较近、交通方便的周谷堆送餐。他调查得知，周谷堆市场最热闹的时候，每天会有上千名农民工在这里汇集。他们大多来自阜阳、亳州，平均年龄在60岁左右，大部分人文化水平有限，有些人甚至连认字都费劲，只能干一些像砸墙、拆除、保洁或者给大工打下手之类的苦力活。

单靠在家种地很难维持生活，民工们只好进城打工赚钱。但来到城里之后，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加尴尬、困难。开支租房、吃饭、出行......每天一睁开眼，农民工们还没等找到工作，就有钱从口袋里消失了。

火阳哥发现，排队领饭的民工越来越多，从起初的十几个人逐渐变成了七八十人，最多一天有近200人来排队。起初他只觉得热闹，后来觉察了不对劲。找不到活的民工变多了，比往年多得多。

2008年左右，合肥开始大规模兴建，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它成为中部地区快速崛起的城市之一。如今，合肥的规划建设基本完成。然而，仍在依赖蹲活的农民工并没有意识这点，他们还以为这里和往年一样，有源源不断的工作等待他们。此外，许多房地产开发商暂停了施工项目，原本固定在工地的工人纷纷流入零工市场。人多活少，农民工们找到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

吃完免费午饭，汪顺随意将碗筷扔在路边，又顺手点上了一根烟。烟雾弥散，他望着十字路口人来人往，不知在想些什么。没一会儿，有个三十来岁的年轻男人骑着电动车向路边的民工张望。汪顺很快注意到了他。他快步走到男人旁边，四周零散的工友也几乎在同一时间将男人团团围住。

“挖个两米的坑，找俩人，一人一百五。”男人的一句话，像是沸水泼进了油锅。民工们瞬间从闲聊的伙伴变成了竞争对手。为了把活抢到手，周围的人们都尽力让男人看到自己。有人拉住电动车车把，有人不断拍男人的肩膀让他回头。汪顺正好挤到了男人身边，他一边用胳膊略微挡住其他工人，另一边跟相识的工友配合，他俩试图将这次的工钱抬到一人两百。汪顺大声跟男人承诺，“加几十块钱，再帮我们送到工地。你想挖成什么样都行，保证把活干满意为止！”工友在旁跟着附和。还有人不断询问男人，能不能多加个人。男人不堪其扰，索性答应了汪顺。

汪顺和工友大步走到马路对面，火速拦下了一辆出租车。有个留着络腮胡子的工人突然从一旁冲了出来，拽住汪顺大声质问，“你上次不是答应有活叫我一起？”汪顺尴尬得低头跟他解释，“老板只要两个人，刚刚你又不在我身边。”那人气不过，推了汪顺一把，汪顺没吭声，俯身上了出租车。

车上，汪顺继续跟工友解释，“说了只要两个人，他要非得来，那我就下去。”没等车子走出两百米，汪顺就接到了新电话，男人又新找了两个人干活，他告诉汪顺不用去了。汪顺落寞地下了车，在回到市场的路上，汪顺自顾自地说“这就像跟人去要饭一样”。

退休遥遥无期

尽管回家的路上就有一座滨水公园，但董桂兰很少在那里停留，那不是她的世界。在公园，许多和董桂兰年龄相仿的夫妻一起遛狗、打太极、跳广场舞。董桂兰和他们擦肩而过，她从不像他们一样闲庭信步。在市场蹲活的一天快要耗尽她全部体力，现在董桂兰只想快点回家，躺在床上休息。

此时，王兆喜拌完最后一批水泥。他累得直不起腰，走到旁边的扶着棵树缓缓坐下。良久，他和工友起身离开工地。王兆喜不敢松懈，养大孙子，供女儿读书，他说，自己还得再干十年。

在回家的公交车上，王兆喜接了好几个电话，给4岁的孙子上户口，这是他最近的头等大事。儿子早早辍学，14岁就和女友生下一个孩子。一直以来，王兆喜的孙子都处于“黑户”的状态，没法上幼儿园。王兆喜每天出门打工，孙子只能跟着一个流浪汉在城中村满街乱跑，饿了就管附近的小吃摊摊主要吃的，困了就直接躺小广场的平台上睡觉。王兆喜心里着急，这不是长久之计。

为了给孙子上户口，王兆喜把儿子从另一处工地上叫了回来，向他询问各种材料手续。刚成年的年轻爸爸对自己的父亲有问必答。确认完毕后，儿子背对着王兆喜玩手机。王兆喜看着儿子背影叹了口气，失落的对儿子说了句，“你为啥不跟我唠会儿嗑？”儿子沉默了半晌，不知要如何开口。王兆喜一急，骂了句滚。

尽管陆续步入老年，但周谷堆市场的农民工也都像王兆喜一样，不敢停下来。有的民工家里还有老人，有的民工想给体弱的老伴多攒点钱，有的民工还想趁干得动，再帮衬一把孩子。提到养老，汪顺计划，“干5年，攒点钱去摆个零食摊”；董桂兰迷茫的回应：“走一步算一步，走到哪步算哪步。”火阳哥说，不是他们不想退休，是他们根本没办法停下来，年轻人养活自己就是极限了，哪还有钱赡养老人，但凡每个月能有1千块养老金，民工们能在老家过得相当潇洒。然而，他们一无所有。

黑夜渐渐降临，农民工们的身影也随之消失在夜幕之中，等待下一个凌晨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