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拿下3亿人民币票房的电影《河边的错误》，在新加坡上映获得不少好评，口碑和票房双丰收！
（电影改编自余华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小镇上发生一起凶杀案，刑警队长马哲在寻找凶手的过程中，随着真相看似水落石出，自己却陷入了荒诞与不安，到最后甚至分不清现实与虚幻的故事。）
“新加坡眼”与曾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任教的丁珍珍博士，一同专访了本片导演兼编剧魏书钧，让他来谈谈拍摄这部电影时一些不为人知的事。
《河边的错误》导演魏书钧通过连线接受新加坡眼的专访
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魏书钧：我得到这个小说的时候是2018年，那个时候不是想找我做导演。我只是认识那个出品人，然后他就说给我看一看。后来在2020年才有机会得到了这个改编权。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毕竟余华老师是非常成功的一位前辈作家。
我一开始看这本小说，觉得看起来很好改，只需要一个简单的结构转换就可以了。然后等我真的开始进入文本，要改编的时候，才发现并不是这样。这个故事最有意思的部分，其实是一种味道，我觉得是那种怪异怪诞的感受，这是我觉得一定要拿到电影里面来的，也是最难的部分。
如何理解《河边的错误》里的“错误”？
魏书钧：错误这个词太暧昧和太大了，比如说，好像每一个支线的死因是错误，这些人在一个不该出现的地方，不该出现的时间好像也是错误，马哲企图用过去的经验去解释一切，好像也是错误。我们去理解这个电影的时候，以我过去的经验去理解一个所谓犯罪片或者侦探片，这本身也是错误。
我觉得超出认知范围的事情，你是没有方法能正确认识它的，没法把这个错误具体化，说这是某一个错误，在我的角度来讲是这样。
怎么看待这部电影被归类为悬疑片？
魏书钧：从元素上去划分，这部电影就会被分到这里面。有案件，有警察在调查案件，而且这个调查几乎是贯穿整部影片。因为某一个元素，所以电影就这样分到了这一类里边。
就我的理解，这是一个作者电影。今天你说这是一部悬疑片，或者是警匪片、侦探片他也没错，只不过不是最常见的这一种，所以我觉得它只是一个定义的问题、名词的说法的问题，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作者电影。
有一场戏是马哲抱了着火的放映机跳到河里，导演是想表达马哲的什么情绪状态？
魏书钧：我写那场戏的时候也是凭直觉，当时并没有想足够清楚，放映机为什么要着火，首先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抱着放映机，要跳到河里面要灭火。我当时写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直觉是这样写很对。
后来在拍的时候我去理解这个事，我感觉着火的放映机好像就是他过去的经验，过去赖以生存的工具，对这世界的认识、认知，这些马上就危在旦夕了，他不想这样，他想保护它。
那些在旁边嘲笑他的人，这些案件的关联者，在他的梦境当中，好像是知道真正的世界是怎么回事，他们就在笑马哲还搞不清楚，还在守着他过去的这个东西，所以他要去抱着放映机跳到河里面灭火，我觉得这里有一种对他的作弄的这种感觉。
这是一部黑色电影吗？
魏书钧：我在电影上映之后反复被别人问到，我觉得归到哪一类都无所谓。美国人最先拍的这个黑色电影，他们也没觉得自己在拍黑色电影，就是拍了一系列某种调调相近的电影。后来法国人说你们拍的是黑色电影，这是被后知的总结发现了某种规律，或者相似性的一个框架，就去给他贴一个标签，但我拍摄之初，没有想过这是一个黑色的，或是绿色的电影。
这部电影是用胶片拍摄的，和一般的数码拍摄有什么不同？
魏书钧：这是我第一次用胶片拍电影，因为胶片比较贵，就要反复排练。一场戏要很确定后，我们才开始拍。河边的错误这部电影，最多一条才拍9条。如果用数码拍摄，我最近工作的这部电影，最多的一次，一场戏拍了63遍，因为你没准备好，你也可以拍。
另外就是胶片，它模糊，它的实时监看画面也很模糊，给我们的信号有好多雪花。有的时候你只能根据演员身体的节奏，去判断一场戏，就是说我们得通过不确定去确定一个确定。
这部电影你自己最满意的是什么？
魏书钧：这部电影我最满意的是在现实里面的戏剧性，当然这个电影的戏剧性可能就是怪诞，在怪异上保有现实的逻辑，然后还能拍得很怪诞，拍得挺优雅的，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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