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汉斯·维尔纳·里希特集结一批知识分子创办了四七社,很快,旗下汇聚了当时德国乃至欧洲很有实力的一批作家和评论家,一度成为文学家的摇篮和思想的重镇。它开启了文学公开活动的形式,持续而深远地影响了二战后德国的社会面貌。后来这里出了三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72年的海因里希·伯尔、1999年的君特·格拉斯和2019年的彼得·汉德克。其他成员也非等闲之士:获不来梅文学奖、毕希纳奖的德语诗人保罗·策兰,获奥地利国家文学大奖的英格博格·巴赫曼,瑞士双子星马克斯·弗里施和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等。
曾任职于《法兰克福评论》的德国文学评论家赫尔穆特·伯蒂格,一直在观察、记录现代德语文学的历史,在搜集大量背景资料、走访诸多当事人后,2013年凭借《四七社》一书获莱比锡国际书展非虚构类图书奖。如果说《四七社》是伯蒂格在记述人类群星闪耀时个性鲜明的文学家、丰富多彩的文学活动,那么这本《我们互诉黑暗之语:英格博格·巴赫曼与保罗·策兰的相恋往事》则是他为这批精英中更为独特且有重叠人生的这对男女所做的“特写”。
1948年5月的维也纳,来自泽诺维茨27岁的犹太诗人保罗·策兰与来自克拉福根22岁的文学女青年英格博格·巴赫曼相遇了。离开小城初到维也纳求学的巴赫曼是个很有闯劲的女孩,“她四处找机会,要进入维也纳文学界”,不过,“她很快认识到,最可能实现的成功之路要取道汉斯·魏格尔”这位文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这发生在1947年的5月,邂逅策兰的一年前。
初识策兰的巴赫曼首先产生的是仰慕之情(这从她给家人的信中有所反映),继而被这位刚到维也纳不久即能被文学圈内众多人士认可的犹太青年的才华所吸引,她很快意识到,自己能从策兰的诗歌中受益(创作上的跟从与相通)。互生情愫的时间只有短暂的六周,随后策兰起身去了向往已久的巴黎,巴赫曼还要留在维也纳完成她的大学学业。但他们仍旧保持着通信,这段“互诉黑暗之语”的故事也才刚刚拉开序幕。
交往是不对等的,可以说策兰一直处于把控二人关系的主导地位。他对她第一次的不满既有自认为巴赫曼对他的不敬,也有巴赫曼创作中的仿写。初露端倪的不睦是某种预兆,绝交、复合、再绝交纠缠在两人二十余年的交往中,当然每次的原因不尽相同。其实,从策兰最后几年多次入院治疗(克劳斯·德穆斯真诚却不忍地写信给策兰“我有一个可怕但非常确定的推测:你患上了偏执妄想症”)到最终投河自尽,回看其性格,不难发现,饱经苦难的犹太幸存者身份是诗人悲剧命运的原因所在——他对海德格尔尊敬有加,但交往中从不原谅这位哲学家在二战中的政治态度。他的敏感、易怒、攻击、在意别人的看法,无不与其身份有关,只是相比处理和其他人之间的分歧,对待巴赫曼时,策兰的反应有所不同而已——他知道她了解他的关切。当然,也正是基于这些,成就了策兰那特有的沉重、阴郁、却又暗射着强光的诗歌气质。
巴赫曼的创作虽受策兰影响较大,但这只能看作是一种启迪,最多只能用共通来描述。她走出了自己的文学之路,并活出了独立的性格。与策兰相比,她更趋于理智、克制、平和,愿尝试改变不堪的现实去拥抱生活。她劝慰策兰看淡他人的批评与诽谤时说:“迫害只有在我们准备着遭人迫害的时候才能够伤及我们。要成就真相,你就要站得比它们高。也只有这样你才能从高处把它们抹除”;当策兰对她再次燃起爱火,不顾一切欲奔向自己时,“她的第一反应是将策兰的妻子放在核心位置”(她对策兰的拒绝赢得了他妻子吉赛尔的尊重);一些写给策兰的信她从未寄出,这些话语虽然发自肺腑且能切中对方要害,但她意识到:如果这些话是由自己说出,策兰接收到的信息可能会恰恰相反;在结束了与马克斯·弗里施四年的恋情后她也曾对生活失去希望,但还是找到音乐家亨策帮自己走出困境……
作者在回溯半个世纪前这对诗歌恋人尘封的往事时,不仅着眼于两人通信中的情感问题,也有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独特见解及对两人作品的深度分析,更有与海德格尔、君特·格拉斯等众多名家的交往,对荷尔德林、里尔克、克鲁泡特金等人创作的态度。这既是一本战后欧洲的“文学概论”,也是一本名家交往录。(王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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