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小鱼

面对强大的同档期对手《沙丘2》，或许《被我弄丢的你》唯一能仰仗的核心竞争力就是郑执。由作者本人亲自操刀改编，加上比较贴近年轻人现实生活的题材，以及两位主角养眼的颜值，本片确实有值得期待的潜力。

然而，影片实际呈现出的效果却让人一言难尽。矫揉造作的文艺、尴尬干瘪的台词、空洞无物的主题，都使得本片更接近于低配版的《花束般的恋爱》。看着部分网友犀利、无情的吐槽，很难想象，这部电影竟然出自《仙症》《生吞》的作者之手。

比起改编过程中的成败得失，由本片引发的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或许是，以郑执、班宇、双雪涛等为代表的新东北作家群，在离开了“东北”和“父辈”之后，到底会何去何从？进而言之，比“东北书写”这个文艺创作范式更重要的到底是什么？

新东北作家群与青春伤痛文学

本片对原著小说大刀阔斧的改编确实算不上成功。虽然两者着眼的都是理想与现实冲突的问题，但小说里白晓宇和王斤斤的困境主要来自于婚后生活的琐碎，包括如何缓和婆媳矛盾，如何分配夫妻的育儿和家务时间，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的关系，甚至还有如何面对婚外的诱惑等。总体来看，小说的重心落在了婚姻的七年之痒、夫妻的中年危机。

电影虽然新加了爱伦·坡之类的文艺梗以及剧本杀、制片人之类的职场戏，意在突出年轻人遇到的现实问题，但和小说相比，影像的整体气质都更接近“青春伤痛文学”。白晓宇和王斤斤在出租车上背诵小说、高铁和货车擦肩而过、在游乐场里用cosplay（角色扮演）的方式求婚……这些俗套、尴尬的桥段显示出本片的致命伤——失去原作现实主义的底色后，作品显得悬浮、造作，缺乏说服力。

何以至此？是因为檀健次和张婧仪的形象都太过青春，还是为了更亲近当下的年轻观众？郑执当然有他自己的考量，但如果回看他以及新东北作家群的创作经历，我们或许会发现，这一切都不是偶然。

事实上，不管是双雪涛的《聋哑时代》，还是郑执的《我只在乎你》，这些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青年作家的早期作品，都有相同的弱点——虽然拥有强大的情感力量，但缺乏把握生活真实细节的能力。比如《我只在乎你》里的父子情是感人的，但主人公苏凉人见人爱、处处留情的桥段则显示出作者的青涩和稚嫩。

说这些，并不是要否定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实力，更不是要质疑他们得到的肯定是不是“过誉”，而是希望能更全面地看待来自不同读者、不同观众群体间也许并不彼此认同的意见，探究在各自言说或交锋之间显露出来的隐藏信息。简而言之，就是试着去重新认识郑执们。

诚然，每一位作家的写作都有一个成熟的过程，难免会走弯路。双雪涛在检视旧作时就曾承认，自己写过一些“做作”和“浅薄冰冷”的东西；郑执也在《我只在乎你》的序言里感慨，24岁的他还“不懂什么是好的语言，不懂怎么样心平气和地讲故事”。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些在年少时留下深刻印记的“青春伤痛文学”，或许从来没有在他们的创作中完全退场。

离开“父辈”之后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可能就是由班宇担任文学策划的《漫长的季节》。该剧中的“傅卫军-沈墨”的人物关系像极了《白夜行》中的“西本雪穗-桐原亮司”。如果不是以王响为代表的“父辈视角”的加入，整部剧集完全有可能滑向“青春伤痛文学”。事实上，《漫长的季节》的原作小说《凛冬之刃》描绘的正是一个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残酷复仇故事——虽然很有爽感，但完全不具备电视剧的思想深度。

由此不难看出“父辈”对于新东北作家群的重要性。也许郑执当年的《我只在乎你》并不成熟，但它却已暗示了其之后的写作范式：用双线叙事让“父亲”与“儿子”的青春相互交叠，彼此印证。他们同样桀骜不驯、意气风发，又同样遭到世界的痛击。这也是许多班宇、双雪涛小说中有关“父亲”的母题：寻找、理解、成长。

不同的时代为这些男人铺设的环境或有不同，但人生的本质并无不同，“儿子”最终理解了“父亲”，也就理解了生活的本质。所以，我们或许从来不应该过分凝视郑执们小说中已经逝去的创伤时刻，比如下岗、再就业等，因为他们三人书写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故事，而是在借用“父辈”的人生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感悟。

这也是为什么一旦离开“父辈”，郑执们的作品就显示出“无根”的状态。双雪涛的《刺杀小说家》和郑执的《我在时间尽头》都曾被改编成电影，但无论从口碑还是票房来看，都算不得大获成功。这不是因为他们不具备驾驭某个奇幻设定或者精彩故事的笔力，而是因为他们在失去了“父辈”这个最重要的参照物之后，单靠想象力很难掩盖现实感的匮乏。

如果说《漫长的季节》的封神，是因为它表达了普通人的生活，用王响这个“父辈”的艺术形象使朴实、善良、仁义等传统价值观“落地”，那么当郑执们开始描写“子一代”的现实生活时，应该如何去重新确立属于这个时代的道德感和美学？

就拿《被我弄丢的你》来说，当两个深爱彼此的年轻人遭遇现实生活的迎头痛击之后，什么是他们应该坚守的价值观、道德观？他们该坚持的生活理想又该是什么？至少从目前来看，郑执还没有找到一个确定的答案。

于是，整部电影翻来覆去在讲述的，只剩下“一个走得太快，一个留在原地”之类的陈词滥调，只剩下白晓宇是不是“恋爱脑”、王斤斤是不是“渣女”之类的热搜话题，只剩下青春伤痛文学式的无病呻吟。

如何“走出东北”

如果说郭敬明的《小时代》是在世纪之交制造某种关于消费主义、精英阶层的幻影，那么和他年纪相仿的郑执们则用“东北书写”擦亮了父辈的尊严，也擦亮了普通人的尊严。可值得玩味的是，《被我弄丢的你》又在有意无意间向前者的青春伤痛文学靠拢。

比如，白晓宇之所以被认为“停在原地”，就是因为他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设计师，只能和好友开剧本杀馆。而王斤斤“走得太快”，是因为从策划晋升为制片人，实现了职业生涯和社会地位的跃升。尽管电影试图用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来凸显爱情的可贵，但实际上并没能解答两人在今后的生活中如何保持步调一致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在“东北书写”中本不该成为问题。“东北”曾被视为反现代化的存在，甚至被歪曲为愚昧、蛮荒、粗野的某种“奇观”，但郑执们的写作成功重塑了公众对于东北的想象与认知。这种重塑不同于简单的颠倒，不是将对于东北的贬损转为对于东北的夸赞，而是成功颠覆了由消费主义、物质主义造就的成功学想象——《漫长的季节》中的王响也许是世俗标准衡量下的“失败者”，但所有观众都会承认，他不仅是个好人，而且是个值得被尊重、被喜爱的“强者”。

可是，《被我弄丢的你》似乎再一次迷失在了成功学里。以白晓宇、王斤斤为代表的都市漂泊一族应该如何像王响一样，找回属于自己的尊严？如果白晓宇赚不到钱，发不了财，那么是否就如王斤斤的闺蜜所说，两人只能过所谓“平庸的”“没有意义的生活”？

通过对于父辈的回望，郑执们好不容易重新确认尊严的价值。可令人担忧的是，在离开东北，走进现代化大都市后，他们会不会又把尊严还给了成功学？如果说文艺创作是为了生产一种共享的语言、思想和审美传统，那么，“东北书写”也不应该被局限在某个地域或某类人物之中。

王响的时代毕竟已经远去，在向他表达敬意和怀念，得到心灵的抚慰之后，我们都不得不“别回头，向前看”。“东北书写”当然有其地域性、特殊性，但包括笔者在内，许多没有东北生活背景的读者也曾被郑执们深深打动。这就提醒我们，必须把“东北”放在更广阔、更生生不息的视野中去理解。因此，郑执们理应“走出东北”，也必须“走出东北”，书写更多当代普通人的命运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