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武帝开始,国家就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盐铁官卖。从此之后,盐税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最重要的一笔收入,历朝历代都对贩卖私盐一律处以重刑,可以说,在封建时代,贩卖私盐和现在贩毒一样。

历朝对于贩卖私盐都是以严酷律法对待,这实际上就是权力寻租是垄断的衍生品。就像硬币的两面,腐败与垄断共生共存,不管朝代如何更替。这不是人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历朝都对盐政进行过或多或少的改革,但其核心目的,不在于打破垄断,而在于堵塞漏卮,尽可能提高政府的盐利收入。这就决定了无论如何改革盐政,权力寻租和腐败都如蝇附羶,驱之不去。

但问题在于,官盐质量差,价格高私盐便宜价格便宜。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就爱买私盐,于是私盐贩子就合理但不合法的出现了,虽然朝廷严厉查处,但还是有很多人铤而走险贩卖,因为私盐可以获取高额利润。盐政,和历朝历代的兴衰也有一定的关联。很多私盐贩子会因为赋税过高,所以被逼无奈,只能铤而走险公然造反。

而比起茶叶、丝绸、瓷器等奢侈品,贩盐才是最挣钱的行当。以至于提及明清两代的富商,人们的第一印象,不是开银号的晋商,也不是游商全国的徽帮,而是大名鼎鼎的盐商。而满清道光年间的盐枭黄玉林一案直接导致清朝改动盐政。

道光十年四月,北京,紫禁城,养心殿,道光皇帝办公室。

此时的道光皇帝接到江苏巡抚上奏一封密折。在奏报里,湖南巡抚称,53岁的黄玉林是一名贩私惯犯,数次逃过大清的律法制裁,如今正在江苏仪征为中心,构建起一支跨越数省的庞大贩私队伍,旗下拥有大船、小船无数,接连不断地运送私盐,每次贩私“以数百引计”(一引大概400斤,数百引相当于几万斤)。已经形成了巨大商业规模,给官盐造成了极大冲击,不仅造成国家税收流失,更关键的是这些人已经有了武装押运,这些走私船上刀枪林立既是预防官府也是为了防止他人劫掠,地方官府都不敢检查,当然他们每到一处都是银子开道,每个关隘都有受贿的官吏与其勾结,任其往来,不加阻拦。

更可怕的是,黄玉林为邀结民心,规定他的队伍只贩私,不抢劫,不偷盗,而且是乐善好施,济危扶贫。博取民间好感,在老百姓眼里,他们是打击报复官商联合哄抬盐价的侠盗。

道光看罢对这份密折震惊的无以复加,贩运私盐打压就是,而一旦形成规模并具备了武装力量,这就太令人震惊了,完全有可能演化成唐末高仙芝或元末张士诚的造反态势。这种事件必须消灭在萌芽状态。

大清帝国绝对不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于是道光立即下旨两江总督蒋攸铦在严厉斥责之余,要求蒋攸铦必须破获,缉拿,彻底地将黄玉林这一武装匪徒消灭。蒋攸铦身为两江总督对于此事自然是心知肚明,他知道更多道光皇帝不知道的内情,黄玉林作为满清最大盐场两淮盐场的最大的盐枭,已经和地方衙门彻底融为一体,多少官员在黄玉林的“公司”里有股份他不得而知,但蒋攸铦知道,只要他下达剿灭黄玉林的命令一下,两江顿时就有可能会发生兵变,到时候第一个掉脑袋的就是他蒋攸铦。

因此,蒋攸铦希望通过招安,让黄玉林为官府所用。如果黄玉林接受招安,那肯定能帮助抓捕一大批盐枭,还能影响一大批盐枭主动投案。官盐的销路一下子就打开,国库收益也会大幅度增加。于是蒋攸铦将招安方案报告给道光皇帝的时候,道光立即意识,蒋攸铦不是个能干事的人。

就在道光还没有批复的时候,蒋攸铦就和私盐贩子协商成功,黄玉林带领他的马仔伍步云、伍光藻等8人,船12只,私盐37000斤,主动赴官投首,接受朝廷招安。随后,在黄玉林的配合下,两江盐政迅速破获了另一起大案,一次就缉获李玉良、顾大、王三等12名大盐枭。受此影响,盐枭不断自首,“有业者170名,无业者243名”,合计400多人,没收白银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两。这一大案是自嘉庆之后最大一起私盐大案。

蒋攸铦原本以为这个案子可以完美结案的时候,万万没想到,黄玉林愿意接受招安,原来只是缓兵之计。仅仅两个月后,黄玉林“复图贩私”,重新谋划起贩私大计。而之所有接受招安,不过是为了借助官府之手打击同伙而已,还有就是面对官员无底线的讹诈,黄玉林有些承受不住了。

黄玉林的反叛无疑是打了道光皇帝的脸,道光此刻勃然大怒,立即把蒋攸铦罢职,命新任两江总督陶澍重办此案。陶澍作为道光一朝能臣很快将黄玉林处决,至此,清代最大的盐枭案落幕。

陶澍是一个有想法的能臣,杀了一个黄玉林,根本无法解决多年来私盐泛滥的问题。他知道,私盐泛滥,盐枭振臂一呼天下从的根源,在于虚高的盐价;而盐价虚高的根源,在于垄断。自明万历后期实行“纲运法”,盐商世代相承,与官府勾结,将盐业当成自己的世袭领地,不容他人染指。即便是明清易代这样的大变局,以徽商为主体的大盐商仍旧牢牢掌控着盐业核心,坐得暴利。

不久,陶澍在淮北地区推行盐政改革,以“票盐制”代替“纲盐制”,废除原有的盐商垄断体制,无论何人,无论资本多寡,只要照章纳税,就可以领票运盐进行贩卖。这样一来,许多中小商人进入盐业领域,冲击了原来的大盐商,使得大盐商权力尽失,而盐政则大为改观。票盐和纲盐相比,最大的优点是打掉了各种灰色和黑色成本,让食盐回归到相对低价的状态,就是让老百姓吃得起盐。

陶澍的改革,极大地触动了既得利益者,以至于徽商都在诅咒他。但他之所以有能力推动这项改革,除了个人的魄力之外,主要还得益于当时的背景——盐政久未改革,帝国盐利又被侵蚀得厉害,国库没有银子了,陶澍的票盐制,恰逢其时,因而得到了道光的首肯。可以说,陶澍的票盐制,已经是帝制时代盐业垄断前提下,最具自由贸易性质的了。然而,这次改革还来不及推广,太平天国运动开始。让清朝错失了解决私盐问题的时机。

当盐枭卷土重来,清朝的统治已进入了倒计时。这一次,盐枭不仅是团伙化、武装化,而且跟着时代发展,集纳了会党、帮派、革命等多种身份,相当于唐末、元末盐枭们的加强版。

清帝国最终亦难逃盐枭冲击的历史宿命。

光绪年间最大的私盐贩子徐宝山,外号“徐老虎”,就是第二个黄玉林,在码头、口岸与其他盐枭的火拼和勾结中,站稳了脚跟,旗下的私盐队伍达万余人,淮河至沿江一线,都是他的势力范围。官盐都得从他这里进货。他身兼盐枭、青帮、红帮等多种角色,纵横捭阖,极具势力。后虽被朝廷招安。不过是合法贩卖私盐而已。

从盐枭摇身一变成为缉私营管带,以官府的名义走私,这已经说明满清盐政的破产,在清末的乱世风潮中,谁也奈何不了他,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他又迅速反正,为江苏的光复立下大功,成为清朝的掘墓人之一。这实在是最大的黑色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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