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明代社会风气和士风的转变
是影响谐谑小说编创的主要社会因素，伴随着文化的下沉，通俗文学得以发展，俗文学逐渐勃兴，文学创作总体呈现出雅俗混融的态势。
明代谐谑小说的
生存和发展也有赖于消费市场
，文学商品的属性使得谐谑小说的编创与刊刻业、书商的联系更为紧密。
一、明代谐谑小说的创作背景
明代前期经过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水平基本超过了前代，
“百姓充实，府藏衍溢”
，呈现复兴之势，在永乐年间达到了社会经济的繁荣。
沿海的福建、广东地区，商业较为发达。这一时期自上而下崇尚淳朴节俭，
“正、嘉以上，淳朴未漓”。
明初思想文化领域则效法汉唐以涤胡元之旧，推重程朱理学和八股文，严格管控文人，
“军民一切利病，并不许生员建言”，
钦定的《大诰》法更是取消了文人“隐”的权利，文化政策紧束，文艺创作普遍沉寂，“台阁体”风行一时。
明中期商品经济空前发展，带动了城市文化的发展进程，体现了鲜明的“平民性”特点。
这一时期也是文学发展的恢复过渡期，
“吴中四才子”和“前七子”一扫积气，掀起了复古运动的文学高潮。
又有
“唐宋派”和“后七子”争鸣，
极大促进了文学的创新与繁荣。到嘉靖、隆庆时，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虽在各地发展不平衡，但总体形成了去农而改业为工商的趋势和潮流。
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加强也拉动了社会的消费需求，商人阶层日益勃兴，
经商愈发衍为社会潮流，后期进一步催生了商帮的崛起
，带动了商贸市场和海外贸易的发展，经济职能在城市、市镇、集市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与此同时，新的运河城市和中小规模市镇逐渐勃兴，到嘉靖、隆庆、万历间，运河沿岸的商埠已经发展成熟，
乡镇间的集市星罗棋布，奠定了明清两代以至民国各地区集市的规模，
促进了商业贸易的繁荣。
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不仅联通了物资，也使得传统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文化发生了改变，
社会自上而下竞以奢华为尚
，风气日渐奢靡。统治阶级沉迷物质享受，纵欲主义蔚然成风。
小说的生存空间也受到消费市场、传播与反馈等重要因素的影响。实际上视小说为
末流的文化环境在明代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明中叶后的小说虽然较前代获得发展，但是外部环境仍很严峻。
首先是朝廷政策，自中央至地方皆有禁令打压小说；其次是维护
“正学”的文人反对“邪说异端”，
主张禁毁小说。
正如刘勇强在《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中所说：“由于这些新兴问题借助商业化的渠道广为传播，因而正统的社会舆论不约而同地持抵制态度，
举凡官箴、家训、学则、乡约、会章等
，多要求禁看小说戏曲之类，更不得收藏、创作。”
禁令不止也说明小说难以彻底查禁，
民间对小说欣赏、推崇的力度越来越强
，再加上商业化利益的驱动，最终推动小说走向高潮。
二、创作方式
用“编创”二字概括明代谐谑小说作品的成书方式是因为
纵览明代谐谑小说
，作者编纂的小说内容的远多于创作。辑录自他人的作品也非原文照搬，而是多有删改，还有部分作品加以评赞，另附新意，明人在这样
或原创或二次创作的过程中
展现着他们的谐谑观。
辑录来源包括典籍史料、前代和同时代的同类型作品
，作者在对小说进行缀辑成书时少有原样直录，多是对前人作品进行删简和改写。
删简原因可能是与原作保有不同的编写观念，也可能是考虑到刊刻成本和故事容量，如
《绣谷春容·新话摭粹》
就是只保留故事梗概以增加收纳容量。
改写则是在不改动主要故事情节的前提下，仅
更改人物、时间、地点等要素
，也会添加部分新的情节，使得小说语言更添市井气息，加强了幽默意味。
谐谑小说能够引人发笑和编创者对题材内容的选择是分不开的
，适配的材料是作品完成的基础，明代谐谑小说编创面向的对象群体不同，编创意图各异，共有五个不同的内容取向。
1.调笑类
调笑类的谐谑小说主要为
博人一笑
，谐笑者对所嘲对象是恶意的，却也不完全是恶意，
是爱恶参半的
，“恶者恶其丑拙鄙陋，爱者爱其还可以打趣助兴。
2.讽刺类
讽刺类谐谑小说的题材选择聚焦于统治阶级和世道人心，引起的笑是嘲笑，“
是欣赏主体和欣赏客体之间对立状态的反映
”，讽刺对象涵盖社会各阶层，多是小人物和琐事，
实际指向了政治和社会的疏弊
，“是对社会中一切丑行的嬉笑怒骂的隐蔽形式。
3.寓言类
《笑赞题词》有“书
传之所记，目前之所见，不乏可笑者。世所传笑谈，乃其影子耳。
”笑谈是历史书传和现实所见的影子，言在此而意在彼，寓庄于谐，寓言间接反映现实，极具概括性和抽象性，揭露世态的陋劣和残缺。
4.名人机趣，文人雅趣
记智者的机趣之事，如东方朔、晏子、解缙等，东方朔饮不死酒的故事早在张华
《博物志》
和罗大经
《鹤林玉露》
都有记录，同代
《谐史》
也有载，
《雅谑》
的故事更精简，语言更生动风趣，尽显机智善辩。
5.低俗趣味
明代谐谑小说的低俗趣味主要体现在两种题材，一是以生理缺陷取乐，二是荤笑话。
《古今谭概》的“委蜕部”和《笑府》“形体部”
就以他人的身体缺陷取乐，如麻子、近视、瞎子、聋哑、赤鼻、癞痢、无须、臭嘴、矮子、胖子等
三、明代小说的价值取向
明代谐谑小说多从第三视角进行叙事，在故事中不体现身份，
不加议论，也不表明情感态度，
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更直观地感知故事中人物的言行举止。
基本感受不到讲述者的存在。谐谑小说篇幅短小精悍，
最短全篇不过三十字，受篇幅所限
，谐谑小说基本的特征就是人物少、场景简单、情节紧凑、叙述凝练。
通常以主要角色的生活片段作为故事轮廓，依情节发展适当增加陪衬人物，收束情节量避免旁逸杂出，
着眼于某一时间点
，展现当时生活的剪切面以反映社会现象，不多一语，以短取胜。
谐谑小说之所以有别于其他文言短篇小说，
在于荒诞形象的塑造、反转式情节的构筑和评赞方式的运用
，激发读者的愉悦感，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看似是篇幅精短的速写，但内有巧思。
鲜明的趋俗性体现在承载内容上，实用性弱，趣味性强，内容以逗乐为主，
还有讥刺贪官、富人、酸腐士人等能引起大众共鸣的题材
，市井人物更多地进入谐谑小说之中，部分小说粗鄙庸俗，以小人物的喜乐悲欢展现世事，勾画世态人情，展示各色人物脸谱。
《笑府》卷十“形体部”，序言有“
夫既百年同尽，则西施、嫫母均付之一笑可矣
”，此卷主要以人的生理缺陷打趣，《雅谑》中《公座粪》便以俗事取乐。
商业化影响了小说的艺术品格，
利益的驱动影响谐谑小说题材的选择
，书商更看重销路并不注重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为打造畅销读物，通俗易流于媚俗，典例就是迷信、猥亵、淫狎和荤笑话等内容，满足看客的低级欲望和感官享受。
冯梦龙《笑府》辑录民间笑话
就收录了部分荤段子，内容鄙俗猥亵。
四、社会价值
“谐谑”这一限定主题贯穿于明代
谐谑小说编创、传播与阅读
接受的全过程，谐谑小说不仅有娱乐调笑之用，也为观照时代风貌和社会背景提供了一个别具特色的窗口。
之所以说明代的谐谑小说发展状况前所未有，原因之一就是参与编创的作者更多，
文人名士也不避谐谑
，他们活跃于谐谑小说的收录、整理、编辑、创作甚至是刊印过程。
明代谐谑小说
编创者和成书的数量
远远多于历代同类作品。除书中有总序和题跋，还有部分按类划分的书籍在每一类前还有小序，在这些序言中
也可见创作者的谐谑观念
。
谐谑之语是在主流文化体制下的另类话语，其引人发笑的内核有两种：
其一是偏重纯娱乐性的消遣，为笑而笑
，这是初级也是最基本的编创意图，笑的发生是多因素的，有生理、心理、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各方面要素，“
是愉悦的情绪或情感反应
”，笑为人所独有，能传递情感，具有感染力能引起群体共鸣；
其二是有所寄寓的讽刺，有所为而作
，借小说以发不平之鸣，在嘲谑中寓以真意，维世教昭劝诫以风人。因此明代谐谑小说的社会功用要结合编创者和读者两大群体进行探讨。
小说内容素材多来自于民间生活，之后再次进行文学加工
，在这样艺术虚拟化的过程中生发趣或是凸显趣。谐谑小说在文学创作之虚与社会生活之实之间不脱不系，反映出生动鲜活的社会气息和生机灵趣的审美意味。
对读者群体而言，
谐谑小说作品一方面提供笑料以资解颐
，排遣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郁闷，另一方面也在阅读的过程中感悟哲理，接受教化。
总结
明代雅文化仍是主流，俗文化的兴盛也使得谐谑小说趋俗性更盛。
明代文人兼具文雅高士的高格调和平庸之辈的烟火气息
，这在晚明时期的文人身上表现得更为鲜明。
晚明时国是日非，旧有的思想价值体系濒临崩溃而新的观念尚未重铸，“
晚明士人时时承受着彷徨于无地的苦闷。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明代谐谑小说的编创风格既有自适雅致，也有狂悖激越，更多的是愤懑讥刺。
文学思想从来不是单一的某种潮流，
三种风格及其作品都同样地反映着时代气息。
明代谐谑小说独特的文体、尚真求趣、崇雅趋俗的风格和救世的价值内核，使其成为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中的独特存在。
友情提示
本站部分转载文章，皆来自互联网，仅供参考及分享，并不用于任何商业用途；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他问题，请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
联系邮箱：1042463605@qq.com